古瀛洞天｜康熙《饶平县志》纂修始末及其文献价值

编者按：

该文在2024全省地方志理论研讨优秀论文评选活动中荣获三等奖，作者为南昌师范学院副教授王志强。

摘要：康熙《饶平县志》是现存最早的《饶平县志》，它是在刘抃的主持下修纂而成。该志注重以客观公正的笔法记载历史，以宁详勿略的原则记述内容，被誉为一代之信史，后世光绪《饶平县志》完全采纳了康熙《饶平县志》的体例。在卷首的序跋之中，康熙《饶平县志》对方志理论有着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很多饶有意味的观点，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关键词：康熙《饶平县志》；刘抃；纂修始末；方志理论

《饶平县志》最早兴修于明嘉靖四年（1525），该志于嘉靖二十年（1541）续修并正式刊刻发行，后在崇祯十三年（1640）重修，然这两部志书早于清初便散佚无踪。现存最早的《饶平县志》乃是刘抃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所修，该志历时一年，成书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共二十四卷，并于当年刊刻发行，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目前学界还没有专文研究康熙《饶平县志》（以下简称康熙志），殊为憾事。该志被翰林院编修佘艳雪称之为“宁谓一邑之志乘也，可谓一代之信史”，其对于后世饶平县志的影响颇大，光绪《饶平县志》乃是在康熙《饶平县志》的基础上增修而成，其凡例与规矩都是由康熙志所定，可见康熙志深远之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该志书的编纂体例和文献价值进行考察和探讨，以弘扬饶平文化，增加文化自信。

一、刘抃与《饶平县志》的修纂

康熙志的修纂，是由时任县令刘抃提出并亲自推动而成，故有饶平士绅称康熙志乃是刘抃一人之功，“此志成，即谓成侯志也”。刘抃前后在饶平任职十六年，为饶平县的发展贡献了很大的力量，后被光绪《饶平县志》列入“名宦”之中，现依据相关材料，对刘抃在饶平的施政做一个简要的探讨，并依据刘抃的《自序》，考察康熙志的纂修始末。

刘抃，安徽颍州人，拔贡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在北京考中举人，顺治《颍州志》曰：“刘抃，北京中式。”后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以举人的身份任饶平县令，任期至康熙三十七年（1698），他在饶平共任职十六年。在饶平任职期间，刘抃颇有政绩，光绪《饶平县志》称他“为政得大体，厘奸剔弊，百废俱修，饶民赖之，尝修邑志”。

刘抃在饶平县的施政，以教化百姓，移风易俗为主。他曾在《铎书序》中指出：“正风易俗，犹不容缓，诚以教化之兴衰，乃民之顺逆所由分，而安危所由系。”在刘抃看来，治理百姓的首要和关键就在于正风易俗，《礼记·乐记》云：“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宋人崔敦诗说得更为透彻明白，“民俗之厚薄，关于天下之治乱。尧舜之民，比屋皆可封也，所以为治朝；桀纣之民，比屋皆可诛也，所以为乱世”。在传统时代的思想世界中，风俗关乎着国家的兴衰，在良风美俗之下，百姓齐心协力、众志成城，有着非比一般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而在衰风恶俗之下，百姓唯利是图、一盘散沙，整个国家有如风中楼阁，随时有着倾颓之险。经过三年的实地考察，刘抃制定了详细的施政方针，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盗贼有除也，刁讼有惩也，而且设义馆，课士子，严药赖禁溺女，亦既骎骎有成效可稽矣”。

在康熙志中，收录了刘抃以移风易俗为目的的《告示》和《申文》两篇文章。《告示》一文，主要针对的是饶平地域的轻生行为，“为严禁轻生，以重民命事”。刘抃看到饶平百姓或因为口角微嫌而服毒死亡，或因为睚眦小利而投井自尽，他认为饶平百姓自杀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法律知识匮乏，“不知律法森严，原无抵偿之例”；同时，当地的豪族大宗恃强凌弱，纠结讼棍，肆意欺骗压迫百姓，“轻则掳略资财，毁伤器皿，重则烧焚房屋，拆弃墙垣，虽鸡犬牛猪，池鱼竹木，无不罄遭殃害”，受到迫害的百姓选择以自杀来了事。刘抃指出自杀的行径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让自己的父母哀恸不已，让关心自己的人惨目伤心。就此，刘抃谆谆教诲饶平百姓，“无论男妇，各将身命自重保全；父母子女，慎勿因一时嫌隙，短见轻生”。同时，刘抃还颁布政策，指出衙署不接受任何有关自杀的案子，至于有人借亲朋的自杀来诬告讹诈他人，一经查实，严惩不贷。

至于《申文》一文，则主要针对饶平的好勇斗狠风气，刘抃指出饶平因为“地当闽粤之交，人多强暴之性”。根据刘抃的观察，饶平县因为靠近海边，各村各社多有青年结党的现象，在明末清初的大混乱之中，这些青年参加军伍，四处作战，现在天下太平，他们退居家乡，“不务本业，专以威骗乡愚为谋生活”。这些人在乡里寻找势单力薄或者性格软弱的村民，待到秋收之后，便去恐吓哄骗他们的粮食。倘若对方不给或者给的不够多，他们就借机诬告，非要从这些乡民之中抢夺出一块肉来。对于这些弊端，刘抃认为作为行政长官的他，有着责任和义务去改变这种状态，“其习一日不除，则饶邑一日之患不止”。

可以说，刘抃有着强烈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儒者情结。他曾在康熙志卷一《星野》的结尾指出饶平地名的寓意是“富饶太平”，此名字是乱后思治的产物，对于百姓来说，衣食足而知礼义，饥寒交迫则生奸邪之心，故饶平的地方官要想让饶平名副其实，就要在为政方面用心尽力，在对待百姓方面要有深度更要有温度，“官斯土者，顾名思义，欲使饶永不瘠平，永不乱政，在养民而已”，在卷三《职制》中，刘抃再次说到：“居是官者，其尚勤恤民，隐而毋旷，厥职可也”。在刘抃的努力之下，饶平一地获得了较好的发展。而等到饶平的一切走上正轨之后，刘抃又开始了其兴修方志的努力，翰林院编修佘艳雪在《饶平县志序》中便说：“先生既下车，厘奸剔弊，百废俱兴，于是咨访耆老，续原志而增修之。”杨钟岳《饶平县志序》说的更为详细：“及栽花饶邑，劳抚字，勤政治，彼疆域城池皆已区画，兵农礼乐皆已经理，风俗人物皆已倡兴，今之搜旧乘而增新裁，匪徒傋耳目之观，实见数载留心土地、人民、政事如此。”

关于康熙志的兴修缘由，刘抃在其《自序》中有着细致的说明。康熙志修纂的首要因缘就在于清政府的提倡和号召，刘抃在《自序》中说道：“越明年，诏徵天下省郡县志，以昭一统。”康熙二十五年（1686），清廷开设一统志馆，敕令倡修《一统志》。此次修志，乃是因为清王朝削平了三藩之乱和施琅收复台湾之后的政治活动，康熙帝认为国家彻底实现了一统，有必要纂修《一统志》以昭示天下，故下诏书令各地将修好的方志呈送中央。在这种背景之下，刘抃开启了他修纂康熙志的活动。可以说，康熙志的修纂，带着征示天下一统的政治目的和宣扬王朝权威的政治目标，刘抃即说：“一邑志阙，岂惟郡无完书，将使外史所掌，有如冬官待补，天下臂指相联之形，无乃少亏乎！”在刘抃看来，饶平乃是清王朝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倘若没有志书，不但令郡中缺乏饶平县的资料，更是对天下一统形势的损害。天下一统，理所当然要记录天下所有郡县的文献资料，不能缺少任何一个部分。

此外，历代饶平旧志散佚无存，各种饶平文献资料亟待抢救和保护，也是康熙志修纂的一大缘由。刘抃在查询历代饶平旧志时，发觉明代所修的志书，历经兵祸风霜，已是散佚无存，“残简蚀于蠹鱼，讹字疑于豕亥”。尤其令刘抃感慨的是崇祯《饶平县志》的散佚，仅仅才四十年，该志便已残破不堪，“才四十余载，其志之散佚，仅存已若此”。因而刘抃认为现在不对现存资料加以搜集整理，以后再想整理时就更加困难了，“迟之又久沦亡殆尽，将并求所谓蠧蚀豕疑者，不可复得”。作为饶平县的地方长官，刘抃以为保护地方文献和传承历史文化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他将兴修《饶平县志》视为自己任职饶平的一大工程来做。

在刘抃的眼中，兴修《饶平县志》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即帮助自己管理好饶平县。刘抃的《自序》即言：“且夫修志之举，匪以耀文，盖欲于是乎考政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抃敢以不文，遂荒自考之志哉。”刘抃认为纂修《饶平县志》，不在于夸耀文采，而在于经世致用，在于为治理好饶平县提供助力。事实上，地方志的“资政”功能一直为历代官僚和学者所注意，明朝的统治者就说：“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方志有着极好的资治效益，张九征在康熙《镇江府志序》中也指出方志可以“探安危之原，考得失之本，审形势之实，而推详乎风俗人才消长升降之故”。在刘抃看来，方志中的山川物产，可以帮助地方守令掌握辖域的地理情况；方志中的民风民俗，可以帮助地方官员了解当地的人文状态；方志中的历代施政方针，可以帮助地方官员了解各种政策的利弊之处，从而因地制宜地制定出合理的施政方针。概言之，在多种因缘的影响下，刘抃开启了其纂修《饶平县志》之旅。

刘抃《饶平县志》中饶平县城郭图

二、康熙志的修纂体例

康熙志的体例共十二条，都是由刘抃所制，这些体例颇为精炼到位，对《饶平县志》的纂修提供了良好的规划作用，后世光绪《饶平县志》的纂修完全采用了康熙志的体例，可见刘抃所制的体例得到了后世的充分认可。康熙志每卷不设名字，卷内设有多个分目，而在每个分目的开头，康熙志都会简要述说纂写该分目的缘由所在，如卷一的《星野》便说：“其知天人相与之可畏，而不懈于人事之修者，盖亦鲜矣，志《星野》。”这种体例不但是康熙志的一大特色，也让后世对康熙志的编纂思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志虽然是由刘抃所主导，但同时饶平士绅的积极参与，亦是为康熙志的成书贡献良多。康熙志虽然没有如同时代的方志般设置“修纂姓氏”，但在刘抃的《凡例》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该志的参与人员名单，“是役也，编辑则有司训侯君世禄、大埔进士萧君翱材，分校则有明经柯子壬馨、卢子姚标、汤子学臣、翁子宏猷，文学陆生应珩、陆生赠衣，以至翁生鳌宪、沈生蛟起、熊生可坪、黄生嘉峪、陆生斌、刘生世显、黄生元熀，亦皆博学洽文，各效参订之力”。可以看出，康熙志的参与人员分为编辑、分校、参订三类，其中刘抃乃是主修人员，负责把握全局和发凡起例，具体编纂人员是侯世禄、萧翱材二人，侯世禄在序中即说：“爰是委余以董其事，集诸绅士，依例核正，条分缕析，有伦有眘，侯从而鸿裁润饰焉，详核精审，无罅可间，而饶志遂观厥成。”“董其事”即是负责具体编纂的意思。在康熙志的每卷卷首，都标有“颍川刘抃纂修”的字样，颍川是颍州的古称，而“纂修”则实为主修之意。

康熙志的修纂，参考了残缺的旧志，并重新制定了体例。刘抃在《凡例》中开章明义，指出凡例的重要性，“苟纪载不实，编次无伦，则真伪混淆，义例杂出”。义例的思想导向关乎着方志内容的选择，其逻辑思路影响着方志的编纂方式。刘抃在制定义例时，有两大原则，一是要客观公正，二是要条理清晰。刘抃以为方志是历史的分支，因此必须保证其真实性客观性。在编纂康熙志时，刘抃综合省志和府志的内容特色，对于旧志的混乱和错误，一一改正，“是编提纲疏目，一裁于省府二志，而凡旧志之错杂无伦者，悉为改正”。对于新纂的内容，则坚持以客观公正的语言将历史完整详细地记录下来，“至如纂述，则宁朴毋华，宁详毋略，披览之下，较若列眉”。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刘抃特别注意方志材料的选择，他在《自序》中说：“葺残订讹，删浮征实，而又周咨绅士，博询父老，确稽功令，补前志所未备。”在刘抃的努力和要求下，康熙志在资料翔实和公正客观两个方面表现得十分优异，佘艳雪在序中就称赞康熙志不但资料翔实、条理清晰，而且记载人物事迹较为客观公正，“今余观先生是集，义类渊湥，蒐讨详备。其志事也，典而核，华而有章；其志人也，不谀死，不佞生，庶几古者旌别之意，而行彰瘅之权者乎？”百年后的惠登甲在纂修光绪《饶平县志》时，依然对康熙志的资料翔实赞不绝口，“迄我朝，而篇残简断，几失其传，康熙间，赖刘公抃特起而重修之，规模于以大备”。

在刘抃的思想世界中，方志是用于存史、资政和教化百姓的，因此不得不资料翔实和客观公正。据刘抃的《自序》可知：“然则斯志也，鉴古镜今，触境警心，于以自考得失，不啻置身于敷奏明试之廷，幽明莫之或掩矣。”在刘抃看来，方志的功能在于考古今之得失，鉴往以知来；在于存历代之典章，明礼义之大统。故在选择存录的艺文时，刘抃选择的是那些能够有补于政治的文章，而不是以文采为标准，《艺文志》的解题便曰：“连篇累牍，徒饰鞶悦，上无补于吏治，下无禆于民生，虽奇藻丽，与弇鄙同讥，非所谓行远之文也。志不滥登，期无失辞。”而在卷一“建制沿革”的解题中，亦是指明该卷的编纂是为了回答饶平历史上“治不少进，乱亦时有”的问题，刘抃指出饶平时有骚乱的原因就是地方官员增设冗费，致使百姓生活困难，饶平百姓被逼无奈之下才发生了骚乱，“地俭而赋诎，一切增设之冗费，民困于莫支，与要之地无大小，民无众寡，存乎有治人而已，志建置沿革”。在卷四的“田赋”中，刘抃更是说饶平一带近海多山，土地贫瘠，再加上多次罹受兵灾，百姓已是苦不堪言，因此地方守令要根据饶平的实际情况，制订合适的税率，不能够为了自己的政绩，而让百姓按照旧的税率上缴，“凭所宜凛遵令甲，惟正是供，宁为阳城政拙，遑计倪宽课殿”。

可以说，刘抃将方志的资政目的贯彻的非常透彻，在资政的背景之下，隐藏的是刘抃强烈的以民为本意识，如他在卷五的“积贮”中说：“积贮者，生民之大命，际留预备，犹不失常平遗意焉，今日所宜亟讲也。”一丝一缕，思的是百姓步履之维艰；一举一措，念的是生民稼穑之艰难，只有思百姓之所思，想百姓之所想的官员，才会被百姓所牢记，否则，必遭百姓的唾弃，“或能其官，或旷厥职，下有怀砖之俗，上有洞垣之照，噫可畏哉！姓名俱在，法戒昭然”。康熙志劝谏后世饶平的地方官员，要想获得百姓的拥护和爱戴，关键就在于推恩施爱，就在于心有百姓，“无论莅任之久速，迁秩之崇卑，要皆遗爱在人，声施不朽，载诸邑乘，尚有型典”。刘抃在《职官》卷中记录了历代的职官，而在《名宦》中又不厌其烦地再次记录历代表现优秀的官员，目的就在于引导后世的地方官员向这些先贤学习，把造福百姓的理念贯彻执行下去，“职官选举，既已分类详书，而又于其中特揭名宦人物者，不惟表章前哲，抑亦砥砺后贤”。

在资政之外，方志的教化功能亦是刘抃所强调的。在《凡例》中，刘抃解释记载孝义高洁之人的事迹时说：“孝义隐逸，取其至性天真，清风高节，足以兴感百世。”先贤的忠孝仁义、高风亮节，能够激励着后辈提高自我的修养，向先贤看齐，能够使顽夫廉而懦夫有志，故在康熙志的卷九中，记载了大量饶平县孝义、隐逸、烈女等人物，以此教化饶平百姓，就如刘抃在《自序》所言：“若夫是非不谬于圣人，声教有裨于天子，行而可远，传而可久，是惟掌四方志者，更定之以续春秋之笔。”方志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故刘抃以为其编纂需要小心谨慎和客观公正，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出方志的作用。

刘抃《饶平县志》的自序

三、康熙志的文献价值

在康熙志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即它的几份序跋都深入探讨了方志的理论问题，它们对于方志的性质、内容都进行了一定的讨论，这些讨论具有很重要的文献价值。从这些讨论中，不但可以了解饶平学者对于方志的认识，也可以看出清代学界对于方志学的关注重心所在。

对于方志的性质，康熙志的几份序跋都认为方志属于史书的范畴，其内容和特质都要学习史书的书写规范。佘艳雪《饶平县志序》说：“仿乎史而有志，志者，所以志土俗之山川、风物、人才，以示不忘者也。”余艳雪认为方志是记载历史的工具，其内容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范围则上至国家，下至县邑，“会于省，总于郡，详于州邑，故其间之城宇、乡曲、缙绅、仕宦、忠孝、节烈、道艺、文章莫不备载，古称野史良有以也”。陈衍虞《饶平县志序》更是直接说明方志可以溯源到六经，“夫经变而为史，史变而为志者，势也”，这种观点可谓开方志学大家章学诚的先声。而对于当时有人说“史兼褒讥，志独扬善”，认为历史和方志之间的区别太大，二者不属于同一性质的观点，陈衍虞提出了批驳，他认为扬善即是惩恶，褒扬了善行，便指明了是非所在，如此恶行自然会退缩，所谓“雕杞梓为栋梁，则朴橔愧散材矣；珍琬琰以缇，则碔砆惭鼠璞矣”，因此方志的扬善行为亦是符合《春秋》笔法，“彰之未始，非瘅惩之，寓于劝《春秋》之义”。不仅如此，侯世禄还探讨了志书的来源，他认为方志源自古代的图籍，萧何随刘邦入关中之时，收取了大量的相关图籍，侯世禄以为这便是早期的志书了，“是此图籍，即今日所谓志是也”。

与此同时，康熙志还提到了修志的困难所在。刘抃在《自序》中说：“独念修志之难，与修史等。”刘抃以为韩愈敢于斥责佛教，但对于编史却是退避三舍，可见编史之困难。侯世禄《饶平县志跋》对此说得更为详细：“修志亦云难矣！夫饶志所载，前此已百数十年，诚欲修之，莫难于考古，又莫难于论今，古则岁月湮开见寡，难在勿使挂漏，今则为遵讳为亲讳，难在勿流虚伪。”侯氏认为纂修志书最大的困难就是考古和论今，因为古事古迹多已湮没无闻，蒐集起来非常困难，而评价活着的今人时，又面临着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评价难以客观公正。因此在编纂时，需要采用合适恰当的方法，才能把方志编纂好，侯世禄以为对于地域上发生的“事异其得失，物别其兴废，制殊其重轻，俗或文而或质，才或盛而或衰”之事，编纂方志时要“有以直书者焉，有以曲书者焉，有以显书者焉，有以微书者焉”，才可以达到“旨寓于文表，意藏于辞中”的目的。直、曲、显、微四种书写方法，演示了方志书写的多样，也表现了方志编纂的困难，它需要纂者有高超的史识、史才，方能达到既定的目的。

康熙志除了在方志理论上的贡献，在记载和叙述饶平县的风土人情方面也有独到之处。如在卷十一的“风俗”中就说：“饶土瘠而民劳俭，朴颇近魏，劲悍亦复类秦。”饶平百姓俭朴而劲悍，其俭朴表现在人人勤于本业，男务耕织，女务纺织，“饶俗尚勤俭，知礼好文，比屋读书，乐于仕进，山居者治耕织，业海者鬻鱼盐，女力纺绩，男习技能”。而劲悍则表现在饶平百姓不服王化，野蛮不举的行为，“兴谤徤讼、轻生服毒、借命抄家、信尚巫鬼、疾不迎医、生女多弃，是俗之宜亟变者”。在传统中国的认知中，俭朴是优良的民风民俗，如《汉书·地理志》便称赞受到周公、邵公感染教化之地的风俗是质朴好礼，康熙志亦称勤于本业的饶平“有中州之风焉”。而劲悍则与之相反，属于被歧视被压抑的风俗，象征着野蛮和未开化，反映的是饶平远离中土文化圈，“愈是靠近华夏文化圈，其民风愈是温柔敦厚；而越是远离华夏文化圈，其民俗便越是精敏轻疾”。康熙志对于饶平风俗的介绍，蕴含着处于偏远地带的饶平被中原文化圈接受，但同时又有一定隔离的文化状态。

在康熙志中，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其因地制宜的类目设置。在卷十中，康熙志设有潮汐、海飓、海汛、气候四类，其中前三类罕见于一般方志中。据康熙志所说，其设置这些的原因在于饶平靠近海洋，受潮汐和飓风的影响颇大，虽然其他方志少有此种体例，但饶平的特殊形式有着不得不设立的理由，这深切反映了康熙志的实事求是精神，为后世了解饶平历史上的潮汐和飓风保留了一份珍贵的文献资料。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志卷三的“祀典”详细记载了清代饶平地区孔庙的祭祀仪式，该书从木主、祭仪、祝文、祭器、祭品、乐器、乐章、舞谱等八个方面详述了孔庙祭祀的过程，记载极其翔实，如对祭仪的规定，“正祭前三日，不饮酒不茹荤……正祭前一日，送祭品到学”。而对于祭祀的解释，具有浓厚的儒家色彩，其认为孔庙祭祀的目的在于“典祀者，其务昭明德，以升至治之馨香”，昭显德行，明明德至于天下。

刘抃对于自己所修的方志，颇为自得，他在《自序》中说道：“清夜卧阁，披卷一寓目焉，如览山川形胜，思在德不在险也；如循行阡陌，知稼穑之艰难也；如对几筵而荐馨，抚嘉石而式敬怵。”刘抃以极具文学意蕴的语言，指出了其阅览自己所修之志的欣喜之情，道明了这部志书对于管理好饶平的助益作用。侯世禄《饶平县志跋》亦赞道：“志成，以之献乎当道，则饶地规模体象可供采览；以之秉乎国史，则饶封人文政迹可助高浚，后之君子征文考献，庶亦取斯以为指南也夫。”可以说，康熙志的修纂，是饶平地区在康熙年间的一大文化盛事，乡绅们以参与该志的修纂为荣，而该志书的成果，亦是赢得了饶平士绅的广泛认可和称赞。

本文刊于《潮州》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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