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渊：《大戴礼记》概述

《大戴礼记》八十五篇，又名《大戴礼》，西汉戴德编选。郑玄《六艺论》说：“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226页，中华书局1980年）

自郑玄以后，对于大、小戴《礼记》的来源，意见不一。一般都认为，大、小戴《礼记》是戴德、戴圣从《记》百三十一篇、《曾子》《子思子》《孔子三朝记》《明堂阴阳记》等文献中删辑而成。但对辑录的方法，大致有四种不同看法：

第一，戴德先利用《记》百三十一篇等文献编选《大戴礼记》八十五篇，戴圣又删《大戴礼记》而成《礼记》四十九篇，晋陈邵、《隋书·经籍志》主张此说；

第二，戴德、戴圣利用《记》百三十一篇分别编选《大戴礼记》八十五篇、《小戴礼记》四十九篇，二书相加，正好合乎百三十一篇之数，清钱大昕主张此说；

第三，戴德、戴圣各自利用《记》百三十一篇等文献编选成《大戴礼记》八十五篇、《小戴礼记》四十九篇，王国维等先生主张此说。（钱玄《三礼通论》第36—44页，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第四，戴圣《礼记》四十九篇，当传自后仓，《大戴礼记》八十五篇是在后仓四十九篇之外又增加三十六篇，也不是直接删自“二百四篇”之《记》。（黄怀信《大戴礼记汇校集注》上册第16页，三秦出版社2005年）

戴德从政、治学的时间主要在汉元帝、成帝时期。（《〈礼记〉成书考》第311页，中华书局2007年）我们同意第三种看法。

《大戴礼记》八十五篇，到唐代就佚失了四十六篇，流传至今的只有三十九篇，计13卷。佚失的篇次是，第一篇至第三十八篇，第四十三篇至第四十五篇，第六十一篇，第八十二篇至第八十五篇，共四十六篇。现存的篇目数次中有两个第七十三篇，即“诸侯迁庙第七十三”和“诸侯釁庙第七十三”，则共四十篇。但“盛德第六十六”和“明堂第六十七”，实为一篇，都属“盛德第六十六”，不应分作两篇，则现存者仍应为三十九篇。下面篇次上移，则“诸侯迁庙”为“第七十二”了，避免了重出，恢复了原貌。（王文锦《大戴礼记解诂前言》，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第7页，中华书局1983年）

《大戴礼记》现存篇目分别是：《主言》第三十九（其以上三十八篇佚）、《哀公问五义》第四十、《哀公问于孔子》第四十一、《礼三本》第四十二（以上卷一，此下佚三篇），《礼察》第四十六、《夏小正》第四十七（以上卷二），《保傅》第四十八（卷三），《曾子立事》第四十九、《曾子本孝》第五十、《曾子立孝》第五十一、《曾子大孝》第五十二、《曾子事父母》第五十三（以上卷四），《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曾子疾病》第五十七、《曾子天圆》第五十八（以上卷五），《武王践阼》第五十九、《卫将军文子》第六十（以上卷六，此下佚一篇），《五帝德》第六十二、《帝繫》第六十三、《劝学》第六十四（以上卷七），《子张问入官》第六十五、《盛德》第六十六、《明堂》第六十七（《盛德》、《明堂》当为一篇，以上卷八），《千乘》第六十八、《四代》第六十九、《虞戴德》第七十、《诰志》第七十一（以上卷九），《文王官人》第七十二、《诸侯迁庙》第七十三、《诸侯釁庙》第七十三（以上卷十），《小辨》第七十四、《用兵》第七十五、《少闲》第七十六（以上卷十一），《朝事》第七十七、《投壶》第七十八（以上卷十二），《公冠》第七十九、《本命》第八十、《易本命》第八十一（以上卷十三，此下佚四篇）。今存《大戴礼记》三十九篇，除《夏小正》是西周作品，《盛德》《明堂》《保傅》《礼察》等是秦汉之作外，其他篇均是成篇于战国时期。（钱玄《三礼通论》第44—48页）

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目录》对今存每篇的出处、篇次及内容作了解说，考核精详，可参考。高明先生的《大戴礼记今注今译自序》将今存《大戴礼记》篇目据内容分为八类，即关于治历明时的——有《夏小正》一篇；关于古礼逸文的——有《诸侯迁庙》《诸侯釁庙》《朝事》《投壶》《公冠》等篇；关于古史旧闻的——有《五帝德》《帝繫》《文王官人》《武王践阼》等篇；关于《孔子三朝记》的——有《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闲》等篇；关于孔子语录的——有《主言》《哀公问五义》《哀公问于孔子》《子张问入官》《卫将军文子》等篇；关于曾子言行的——有《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曾子制言》上中下、《曾子疾病》《曾子天圆》等十篇；关于荀子、贾谊论议的——有《礼三本》《礼察》《保傅》《劝学》等篇；关于明堂阴阳的——有《盛德》《明堂》《本命》《易本命》等篇。（高明《大戴礼记今注今译自序》第6—13页，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高明先生的分类，较为合理。

《大戴礼记》三十九篇，内容也较为庞杂，主要记述了古礼逸文、古史旧闻、明堂制度和孔子与曾子讲述明主以“仁”治国、实行德政、重视礼教、教育为本以及君子德行、孝敬父母等事的言论，是研究先秦社会和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其内容大致是：《主言》通过曾子问孔子答的方式，阐述了一国之主所应具备的素质和使国家富强安宁的策略，《哀公问五义》记鲁哀公向孔子问何谓庸人、士、君子、贤人、大圣之事。《哀公问于孔子》与《小戴礼记·哀公问》基本相同，记哀公向孔子问礼、问政之事；《礼三本》多是推明反本修古，不忘其初的事，如祀天地、祀先祖、宠君师及大飨等礼；《礼察》论述礼对社会的重要性。《夏小正》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月令，按十二月顺序详细记载天上星宿、大地生物的相应变化，形象地反映了上古人民对时令气候的认识，也有不少农事记载；《保傅》记古代教育王太子的礼仪及贤者对于国家的重要作用；《曾子立事》讲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事，即君子立身行道之本；《曾子本孝》主要阐述以忠敬自身来孝敬父母的事，即只有爱护自己的身体、名誉、精神、德行，才能达到爱护父母的名誉和德行；《曾子立孝》论述从忠、礼二个方面建立孝道的事；《曾子大孝》专发明“大孝尊亲”之义，兼言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孝；《曾子事父母》讲述“事父母”“事兄”“使弟”之道，对未成年人的行为规范也有详尽的论述；《曾子制言》主要记述“行礼秉德、居仁由义、进退不苟”之事，即君子立身、处世的法则；《曾子疾病》是曾子将死时的遗言，所记皆先利后义、孝悌及时、交友谨慎等事；《曾子天圆》通过曾子述孔子之言，发明天地阴阳、礼乐律历之道。《武王践阼》记武王即位后，请教太师师尚父，因作戒书于席、机、盘、楹、杖、带、户、牖等处以自警；《卫将军文子》记述子贡对文子叙述孔门弟子行为及孔子向子贡评述的历史人物等事；《五帝德》记孔子向宰我叙述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的德行；《帝繫》专记黄帝以来的帝王世系，推源他们族姓的由来；《劝学》论述劝人学习之事；《子张问入官》记述孔子对子张讲为官从政之道；《盛德》阐述实行德政的重要性，即先规划盛德的气象，然后考究修法饰政的入手处，再加重六官的职责，是儒家施政的重要篇章；《明堂》专记明堂的制度。《千乘》记鲁哀公问孔子如何治理“千乘”之国，孔子言，当以“仁”为本，是治国之道；《四代》记鲁哀公和孔子讨论虞、夏、商、周四代的政制；《虞戴德》记孔子要鲁哀公效法四代德行、推行德政等事；《诰志》记孔子劝戒鲁哀公不要只祭鬼媚神，应以人为本，实行“仁”治；《文王官人》与《逸周书·官人解》极相似，记载文王对吕尚之言，阐述如何任官用人；《诸侯迁庙》记载诸侯迁庙的礼仪；《诸侯釁庙》记载诸侯既成祖庙，杀牲血祭的礼仪；《小辨》主要论述小辨不足以观政，只有推行礼乐而致力于忠信，才能治理好国家；《用兵》主要论述圣人用兵是“禁残止暴于天下”，故“用兵”必须戒慎恐惧；《少闲》记载了鲁哀公想“言情于孔子”，孔子认为“君不可以言情于臣”，后逐渐论述君主为政的大原则等；《朝事》主要记载朝聘礼仪。《投壶》与《小戴礼记·投壶》基本相同，专记投壶礼；《公冠》主要记有关冠礼之事，与《仪礼·士冠礼》颇有出入；《本命》杂记礼家男女居室、丧服等事，推本于性命；《易本命》本着阴阳转易的道理，说明一些生命的现象，即测物穷理、尽性致命之事，保存了我国自然哲学的一些珍贵资料。

《大戴礼记》的编次虽较为杂乱，但内容非常丰富，包括社会观、人生观和以“礼治”为主体的儒家思想学说以及教育方式、政治制度、道德修养、人生哲理、天文考据等各个方面，举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如尊老爱幼、孝敬父母、尊师重教、任人唯贤、朋友之谊、崇尚礼治等等，都可以从此书中寻找到根源。《大戴礼记》为我们研究先秦时期的社会状况、伦理观念和中国礼学史以及儒家学说的源流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应该受到国人的重视，以便汲取其优秀的营养成分，创造更为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

《大戴礼记》今存最早的注本是北周卢辩的《大戴礼记注》13卷。据《北史》记载，北魏孝武帝元修永熙中，“中书舍人卢景宣讲《大戴礼·夏小正》篇，复置生七十二人。”（《北史》第9册第2705页）自唐至明，研习《大戴礼记》者甚少。宋代朱熹、杨简、王应麟曾对《大戴礼记》部分篇目作过注释。直到清代，才出现了一些高水平的研究论著，如有孔广森的《大戴礼记补注》13卷、王聘珍的《大戴礼记解诂》13卷、汪照的《大戴礼记补注》13卷、洪颐煊《孔子三朝记注》7卷、孙诒让的《大戴礼记斠补》3卷、王树柟《校正孔氏大戴礼记补注》13卷、戴礼《大戴礼记集注》13卷等书，尤其以王聘珍的《大戴礼记解诂》最为精审。王念孙、王引之在《经义述闻》中，俞樾在《群经平议》中，均有对《大戴礼记》校释的条目。

早在唐代，《夏小正》就单独流传。自宋代傅崧卿撰《夏小正戴氏传》4卷以后，元、明、清学者，对《夏小正》做过很多注解，如黄叔琳《夏小正注》1卷、范家相《夏小正辑注》4卷、毕沅《夏小正考注》1卷、孙星衍《夏小正传校正》2卷、洪震煊《夏小正疏义》4卷等。（《三礼研究论著提要》（增订本）第365—392页，甘肃教育出版社2007年）

为研究和初读的便利，我们介绍几种研究《大戴礼记》的代表作：

1．《大戴礼记注》13卷，北周卢辩注。卢辩，字景宣，北周范阳涿县（今属河北）人。北魏正光初，举秀才，为太学博士，后被封范阳郡公。博通经籍，从魏孝武帝到关中，西魏太子、诸王都从其学习。宇文泰为相时，凡朝廷宪章、乘舆法制、金石律吕、晷刻浑仪，俱参与创制，悉合轨度，深得宇文泰赏识，后官至大将军，卒谥献。《大戴礼记》卢辩注本13卷中，卷1、卷2、卷7、卷9、卷12共计5卷十五篇无注，有注者仅8卷二十四篇。该注原不知撰人，王应麟《困学纪闻》考定为卢辩注。此注自唐宋以来佚失泰半，所存者亦讹舛不可读，加之注释简略，该注者未注，已注者失当之处又多。所以，四库馆臣纂修《四库全书》时，以《永乐大典》本为据，重为校正，收而录之。后清人孔广森、王聘珍等，又对此书重加注释，为人们阅读此书提供了方便。卢辩首次对《大戴礼记》作注，尽管有不当之处，但为后人研究和阅读奠定了基础，清人研究者，大多以其为据，说明卢注之可贵。此书有元至正十四年（1354）嘉兴路儒学刻本，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均有收藏。明嘉靖十二年（1533）袁氏嘉趣堂覆刊宋本，今藏国家图书馆。另有《四库全书》本。

2.《大戴礼记解诂》13卷，清王聘珍撰。王聘珍，字贞吾，号实斋，清乾隆年间南城（今属江西）人。著有《周礼学》等书。终生未仕，研习《大戴礼记》三十多年，撰《大戴礼记解诂》13卷，是其平生精心之作。是书首有阮元、凌廷堪、汪廷儒序及自序。其先为《目录》1卷，仿郑玄《三礼目录》而作，言每篇名称、来历及篇次。校勘经文，反对据他书如《孔子家语》等来增删《大戴礼记》中之字句。自序云：“惟据相承旧本，不复增删改易。其显然讹误者，则注云某当为某；抑或古今文异，假借相成，依声托类，意义可通，则注云某读曰某而已。其解诂专依《尔雅》《说文》及两汉经师训诂以释字义；于古训之习闻者，不复标明出处；稍涉隐奥，必载原书；亦复多引经传，证成其义。间有不知而缺，必无杜撰之言。旧说有可采者，则加‘卢注云’以别之。至于礼典之辨，器数之详，壹以先师康成绪论为主，以礼本郑氏专门之学，而其学则聘珍生平所私淑诸人者也。”他在维护相传旧本原貌的前提下，根据古训随文施注，成绩显著。但排斥他校的做法，欠妥当，曲护了旧本的讹舛脱衍，有些释义，亦穿凿，然综观全书，瑕不掩瑜，是研究《大戴礼记》的杰作。版本有王文锦先生点校本。此本以《广雅书局丛书》本为底本，用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家刻本进行对校，凡有所校正者，均出校记；标点以王氏注解为准；对于原文，绝大部分根据内容划分了段落。书前有王文锦先生所撰前言，详细论述了大、小戴《礼记》的成书过程及《大戴礼记》的研究状况、价值等，多精辟之见。这是目前最好的读本。中华书局1982年1月出版，已多次重印。

3.《大戴礼记汇校集注》13卷，黄怀信主撰，孔德立、周海生参撰。该书首有前言、凡例和题解，前言对《大戴礼记》的名目由来、与《小戴礼记》的关系与异同、材料来源及各篇性质与时代、卢辩注本、隋唐及两宋传本、元明以下主要传本、宋以来校注本、关于《夏小正》篇的传治等八个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凡例说明了本书汇校集注的原则，底本使用《四部丛刊》影印袁氏嘉趣堂刻本，汇校用《四库全书》本等四种版本，集注参考孔广森、王聘珍等十馀家研究成果；题解对三十九篇篇题进行汇校解说。此下是正文，先列汇校，次是集注，三是作者按语。吕友仁先生评价此书之佳处有三：一曰剖析源流，创为新说；二曰折衷群言，校订讹误；三曰荟萃众解，断以己意。（吕友仁《简评〈大戴礼记汇校集注〉》，《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6年第6期，总第424期）其言有理。该书上下册，117万馀字，三秦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4.《大戴礼记汇校集解》13卷，方向东撰。该书首有前言、《大戴礼记》的版本、凡例，前言对《大戴礼记》的书名、流传和研究进行论述；《大戴礼记》的版本对卢辩注本和其他研究著作的版本进行介绍，凡例说明工作原则。该书以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咸丰元年家刻本为底本，参考历代重要注本，对《大戴礼记》进行汇校、注释。正文先列经文，依次是集解、汇校。此书利用各家注本汇校经文，校勘讹误；博引诸家注释，断以己见，对《大戴礼记》研究的成果进行总结，并发表自己的见解。该书上下册，90万字，中华书局2008年7月出版。

5.《大戴礼记今注今译》，高明撰。该书是台湾商务印书馆编纂的“古籍今注今译”之一种，书前有台湾商务印书馆编审委员会“重印古籍今注今译序”、陈奇禄先生撰“古籍今注今译修订版序”、王云五先生撰“编纂古籍今注今译序”、谷凤翔先生撰“古籍今注今译序”和作者自序，自序对《大戴礼记》的名称、篇次、内容、分类和研究历史等问题进行论述，是一篇很精彩的文章。每篇先为“题解”，说明该篇篇名涵义和内容，次列经文，依次是今注和今译，注解简明，译文流畅，甚便初读。该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9月出版，1984年3月、1993年6月重印；天津古籍出版社曾于1988年翻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