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刘备实现了一统大业，他会不会对关张二人痛下杀手呢？

中国历代王朝中，帝王为稳固政权诛杀功臣的案例屡见不鲜：汉高祖刘邦屠戮韩信、彭越，明太祖朱元璋诛杀蓝玉、胡惟庸，皆是以“防患未然”为由行鸟尽弓藏之举。这种权力逻辑在专制体制下几乎成为铁律，而蜀汉政权却因刘备、关羽、张飞“桃园结义”的特殊纽带，成为历史长河中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外。

刘备“少言语，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但其对待关张二人的态度却始终如一。建安五年，关羽被曹操俘虏后受封汉寿亭侯，却仍“亡归先主”；建安二十四年，刘备称汉中王后，张飞虽官至车骑将军，却仍以“弟事刘备”。这种超越君臣的兄弟情谊，在《三国志》中被史学家陈寿概括为“恩若兄弟”“寝则同床”，成为蜀汉政权独特的精神底色。

在虚构的朝堂场景中，大臣以“关张手握重兵，恐成后患”为由劝谏诛杀二人，实则暗合传统帝王术的逻辑。但刘备的回应却颠覆了这种预期：“若杀关张，无异于取朕性命。”此语绝非文学夸张——从历史事实来看，刘备在建安二十四年至章武元年的称帝过程中，关羽已因荆州之失身死，张飞亦于伐吴前夕遇刺，但刘备仍坚持倾举国之力伐吴，以致遭遇夷陵之败。这种“因私废公”的决策，恰印证了他将兄弟情义置于政权利益之上的价值取向。

《华阳国志》记载，刘备临终前对诸葛亮坦言：“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种对权臣的绝对信任，与他对关张的生死相托一脉相承。蜀汉政权虽存续仅四十三年，但其“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的独特气质，正是源于这种超越功利的人伦坚守。

公元223年，刘备病逝白帝城，谥号“昭烈”。按《逸周书·谥法解》：“昭德有劳曰昭，有功安民曰烈。”这一谥号既肯定其“复兴汉室”的政治抱负，更隐含着对仁德品性的褒扬。相较于曹魏“武帝”、孙吴“大帝”等彰显功业的谥号，“昭烈”二字凸显的是人格境界的标高。

在权力更迭的血腥逻辑中，刘备的选择显得“不合时宜”：他既未如刘邦般冷酷务实，也未效仿司马懿的隐忍篡权，而是以“得人心者得天下”为信条，构建起一个以道义为纽带的政权共同体。这种选择导致蜀汉成为三国中最先灭亡的政权，却也使其成为后世民间记忆中最具人性温度的存在。明代思想家李贽曾评：“桃园一拜，忠义贯古今”，这正是对刘备政治人格的终极诠释。

在“杀兄弟保江山”与“为兄弟弃江山”的二元对立中，刘备用一生践行了桃园誓词中“背义忘恩，天人共戮”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