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里武气”的刘彻

汉武帝刘彻(前157一前87年)，西汉第七任皇帝，汉景帝刘启的儿子、汉文帝刘恒的孙子、汉高帝刘邦的曾孙。

4岁时被册立为胶东王，7岁时被立为太子，16岁登基称帝，在位54年(前141一前87年)。在位期间，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汉武帝创造了多个“第一”:第一个用儒家学说统一思想的皇帝；第一个创立太学培养人才的皇帝；第一个向外拓展中国疆土的皇帝；第一个开通西域的皇帝；第一个用皇帝年号来纪元的皇帝；第一个用“罪己诏”进行自我批评的皇帝......

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虽远必诛这话是别人说的，但刘彻做到了。

西汉初期，周边的少数民族中北方匈奴对西汉的威胁最大。匈奴人善骑射，来去如风，干完坏事就跑，破坏性极大。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曾做了这样的描述:“当汉高祖削平天下，统一中原，得意洋洋，击筑高歌时，四周诸种族已经把中原文化区域包围得水泄不通了。以后历惠帝、吕后下迄文、景三世，这种由四面八方而来的蛮族包围一天天地缩小。在这些蛮族中，最成为中原种族之威胁的是北方的匈奴。”

边境乱不乱，匈奴说了算。汉初，边境匈奴屡屡来烧杀抢掠，搞得边境人民苦不堪言。刘邦强不强，连项羽都被他搞的乌江自刎，但对上匈奴时，被围在白登山差点就被包了饺子。

白登山之围后，刘邦不得不低头和匈奴讲和，每年给匈奴进贡，还要选派公主与匈奴和亲。

这个屈辱的和亲纳贡政策，从汉高祖开始，历经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一直到汉武帝，实行了近七十年。但是匈奴在和亲政策下依旧对汉边疆地区不断进行骚扰，边疆人民深受其害。

汉武帝为了解决匈奴犯边问题，一改前几代的苟合作风，转攻为守，开启了自卫反击战模式，多次派卫青、霍去病、李广、公孙敖等北击匈奴，反过来追着匈奴打。先后对匈奴发起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

元光元年(前129年)派卫青出兵反击匈奴，数年间，汉于北边上谷、代郡、雁门、定襄、云中、五原、朔方等郡接连出击，收复了河南地区，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

元狩二年(前121年)派霍去病出陇西，入匈奴境内千余里，大获全胜，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元狩四年(前119年)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10万大军，分别从定襄、代郡深入匈奴境内，大败匈奴，基本消灭了匈奴的主力。

匈奴被打的连连北迁，漠南再无王廷，与战场上的穷追猛打相反，武帝对匈奴降众却恩德有加，甚至提拔重用归降的少数民族人才。

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有数万人归降，武帝把他们安置在西北沿边五郡，称“五属国”，“以降来之民徙置五郡，各依本国之俗而属汉，故言属国也”。属国地区各依其俗，由原来的民族首领继续管理本民族事务，汉设属国都尉保卫属国安全，协调其与周围居民的关系。这种处理方式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社会制度，深得匈奴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拥护。

在降服匈奴的同时，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加强与中亚国家的联系，使“丝绸之路”交通中西，造福后世。他还派司马相如开通西南夷，使那里的不毛之地得到开发。

汉武帝对复杂的民族问题采取了灵活的政策和措施，把政治上的统一放在首位，对于其他如文化、习俗、社会组织、经济形态则采取“因其故俗”的办法进行管理和处置，使各民族乐于接受汉王朝的统治。汉武帝的民族政策是非常成功的。

除了北方的匈奴，汉武帝还南平百越，东并朝鲜，西征大宛，使汉朝的疆域大大扩展。史载武帝时“南灭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万之众，置五属国，起朔方， 以夺其肥饶之地；东伐朝鲜，起玄菟、乐浪，以断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单于孤特，远遁于漠北，四垂无事”。

在汉武帝时代，汉朝是东方毫无疑问的强者，打遍天下无敌手，这种民族自信和国家尊严，大大提振了民族自信心。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刘彻即位之前，西汉政权经历了平定异姓王、铲除吕氏势力、消除七国之乱等曲折的历程，一个总的特点是以外部冲突的形式加强君主集权，维护大一统。

这就给年轻的汉武帝提出了许多问题:中央与地方的冲突用什么方式解决为最妥？如何让大一统的思想扎根于人们心中， 确保皇权的绝对巩固？

汉初的统治者，为了缓和矛盾，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推崇道家的无为而治。上无为，下自为，道家无为很有利于百姓休养生息，这也符合刚刚统一的国家的状况。

但如果想统一思想，就不能再无为而治，汉武帝为了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治国理论和方法，即位不久即诏令贤良问策。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人走上了历史舞台。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深深打动了汉武帝， 特别是他在第三策中分析道:“《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一思想正中武帝下怀，立即得到赞许，于是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学取代黄老之学，成了国家的指导思想。统治者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约束臣民的行为准则，甚至于以《春秋》决狱，把儒家经典当法典来用。国立太学中只设五经博士，其他诸子传记博士均被罢黜。

汉武帝不断从太学中选拔优秀博士弟子加入国家官僚集团。此时，崇尚儒学的公孙弘以平民被提拔做官，最后位至丞相封侯，开先为相后封侯之先例。于是天下学士竞相仿效，尊儒一时成为风尚。

“独尊儒术”的方略，以受天命的形式张扬着武帝大一统的意志，并以“天命不可违”的观念树立着武帝的形象，显示了皇权不可动摇的权威性，公开宣传皇权的至高无上。可以说，这是进入封建社会后帝王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第一次全面性的胜利。

在思想上大肆尊儒的同时，汉武帝在治国的具体操作中却偏爱实用而又见效迅速的法家思想，以法治国。元光五年(前130年)七月，武帝任命张汤、赵禹为定律令。这次条定的律令有两个特点:一是法令文深、严酷；二是法令条文繁多、严密。 《汉书·刑法志》记载武帝时法网渐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零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

武帝用儒家学说统一人们的思想，用刑法约束人们的行动， 镇压诸侯王的叛乱和农民起义，打击地方豪强和不法商人，维护了安定的局面，保证了各项政令的畅通。

治农以德，治商重法

汉武帝对农业是非常重视的，奉“民以食为天”为宗旨。为了使农民能把时间和精力尽可能地用到农业上，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揩施稳固小农经济。这些措施包括通过迁徒东方大族、打击豪强、没收商人土地、开发荒地等方式扩大国有土地，以及“假民公田”、屯田等保证农民拥有充足的土地。

汉武帝还推行大亩制，增加农民的耕地使用面积。西汉初期，有的地区在亩制上使用周制，“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一百方步为一亩，折合等于今0.288市亩；有的地区用秦制，宽一步(六尺)，长二百四十步为一亩，折合等于今0.691市亩。

汉武帝推行大亩制后，农民耕种面积增加了约1.4倍，有利于稳定和发展农业经济，所以盐铁会议上御史把武帝时推行大亩制后耕地面积增加，而赋税却没有增加。

汉武帝还很重视兴修水利。西汉时期全国兴修水利的高潮就是在武帝时期出现的。元封二年，武帝亲临黄河瓠子决口处，征发数万卒并令群臣自将军以下皆背负柴草填堵决口。柴薪少，武帝就命令砍伐皇家淇园的竹子竖插于河中而后填柴和土石筑堤，最后将决口堵住。 此后，用事之臣争言水利。武帝时期，在兴修水利方面，其数量之多、地域之广、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的。

此外，汉武帝还多次下诏，免赋役赐天下鳏寡孤独帛、 米等。一系列仁政措施安抚了人民，使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得到了缓和。

与对农民的“德政”相反，汉武帝对商人的政策却是十分严苛。 汉初实行黄老无为而治，不与民争利，铸币、煮盐、冶铁任由百姓自便，经济政策宽松，促进了商业的发展。盐铁私营致使大盐铁商纷争国家利益，严重影响了农业发展。

商人逐利，使许多农民纷纷弃农从商。汉武帝即位后，随着边境多事和灾荒的发生，财政日渐困难，尤其是几次出击匈奴，再加上移线灾民，使国家财政空前困难。

“而富商大贾......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汉武帝感到盐铁私营不仅使国家减少了大量的财政收入，而且造成经济大权旁落，地方王侯疯狂聚敛钱财，在很大程度上操纵了西汉政府的经济命脉，这样下去将会后患无穷。

因此，汉武帝实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对富商大贾进行严厉打击。一是盐铁官营，国家在产盐、铁的地区设置盐官、铁官，雇用劳动力煮盐、冶铁，盐官、铁官直属中央调配，把盐、铁经营权收归朝廷。 二是实行均输、平准，垄断商品的运输、买卖和价格。平准是在朝廷设平准官，统一管理由各地运往朝廷的货物， 根据市场行情卖出或买进，以保证物价平稳。这样，朝廷就可以直接对物价与货物统一调控，防止富商大贾牟取暴利。三是币制改革，由国家统一铸造五铢钱，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四是算缗、告缗。武帝于元狩四年(前119年)颁布算缗令。所谓算缗，就是向富商大贾及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以及车、船税。但由于有许多人隐匿财产，偷税漏税，故于元鼎三年(前114年)十一月下令百姓告发偷漏缗钱者，称之为“告缗”，此事由杨可主管。规定凡告发属实，会将被没收偷漏缗钱者的财产的一半赏给告缗者。据《汉书》载，于是“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遇告”，政府“得民财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告缗制度延续近十年，直到官营盐铁、均输获利，国家财政有明显好转，才停止执行。

这些经济改革一方面抑制了豪强兼并势力的扩张，巩固了封建政治统治，另一方面大幅度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保证了武帝时期庞大的军费之需，解决了财政危机。

汉武帝治农和治商采取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措施，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维护他的大一统。农民的安定生活有利于他的统治稳固，他对农民就广施德政；商人专营盐铁，垄断经济，严重威胁了国家经济领域的统治，他就重法重刑。

唯才是举 人才盛世

汉武帝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君主，他明白为政之要，首在得人。为了网罗人才，他不遗余力地进行人才改革，不受祖宗之法的制约，抛开世俗的偏见，任人唯贤，缔造了蔚为壮观的人才盛世。

汉武帝即位之初就下求贤诏令，他还把原来的察举制度固定化，规定郡国要常年向中央推荐人才，并针对消极敷衍者制定出“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的惩处办法，把察举贤人与官吏政绩挂钩进行考核，可以看出他求贤之心的殷切和坚决。

征制度、任子制度、郎官制度与太学选才制度、察举制度共同构成了汉武帝时期选拔人才的广阔途径，而不拘一格任用人才是汉武帝用人的一大特色。

武帝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在用人上不搞学派歧视， 用人并不仅限于儒生。如酷吏张汤、赵禹属法家，严安属阴阳家，汲黯、郑当时均以“好黄老言” 而著称，主父偃“学长短纵横术”。 这样用人，使汉武帝能随时兼听各方面声音，从而制定正确的治国之策。

汉武帝用人没有35岁的年龄限制，武帝本身16岁登基的经历，使他对生机勃勃、勇于进取的年轻人才比较偏爱。桑弘羊13岁就为侍中；霍去病18岁为侍中，出击匈奴，大获全胜；终军18岁即为谒者给事中， 主动请缨受命，在吕嘉叛乱中被杀，年仅20岁，被称为“终童”。武帝也给大器晚成者公平进仕的机会，公孙弘年近七旬被委以丞相之职；主父偃“晚而学易、春秋，百家之言”，因有不凡才识，终受大用。可见，在汉武帝眼里，人才的年龄大小不是进用的障碍。

汉武帝用人不受封建礼教的限制，能真正做到唯才是举。汉景帝时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私奔，在礼教森严的封建社会，这一举动是为人们所不齿的。但是汉武帝看重司马相如的文学才华，召至长安，任之为郎。

汉武帝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气概，使八方英才如众星捧月般齐聚朝堂，出现了历史上不多见的人才盛世。这些人才为汉朝兴盛，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敢于自省 轮台罪己

尽管汉武帝在位期间做了不少荒唐事，但晚年的悔过又在历史上给他留下了重重的值得称颂的一笔。历代史学家都认为，汉武帝使天下疲惫却终于未亡的重要原因就是晚年的幡然悔悟。这里，《轮台诏》的颁布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汉代轮台国在今新疆轮台县东南，刃亦称“仑头国”，幅员辽阔， 土地肥沃，水草丰美，气候温和，发展农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汉武帝晚年，朝臣看到他不再相信神仙，而对发展农业给予极大关注时，就纷纷倡言农事。其中搜粟都尉桑弘羊曾和丞相、御史大夫一起上书汉武帝，建议招募百姓，开垦轮台周围的土地。这个建议如果变成现实，那么轮台周围方圆五百里的土地都可得到开垦，汉朝就可以此为战守之备且扬威西域。

要是在以前，汉武帝肯定会欣然听从。但此时他深深后悔以前的行为，不愿再给百姓增加负担。他觉得开垦土地固然很好，但轮台离长安8000多里，要调发士卒、动员迁徒百姓到那里开荒，少不得又要出现家庭离散、征人不还的悲剧，和过去的调兵打仗没有什么区别。

于是汉武帝没有接受桑弘羊等人的建议，仍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和决心，他郑重其事地下了一道长长的诏书，对自己已往的征战不休进行了刻的反思，表示了沉痛的悔悟之情。他还对过去征伐匈奴过程中的种种迷信行为进行了批判，彻底否定方士、 巫蛊之言，进行自我解剖。他明确宣布，以后再也不要听到轮台屯田扰害百姓之类的建议了，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禁止严刑暴政，取消苛捐杂费，努力发展农业，给百姓以休养生息之机。

这道诏书就是有名的《轮台诏》，也就是“罪己诏” ， 它对西汉王朝的巩固和发展有着不同凡响的划时代意义，也是汉武帝晚年统治思想发生重大改变的一大标志。作为一个封建帝王，长期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能主动认识检查自己的错误，彻底痛改前非，返回统治国家的正确轨道上来，这对汉武帝来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曾把秦始皇和汉武帝做过比较， 认为二人在严刑酷政、穷兵黩武方面的所作所为是一致的，在有些方面汉武帝甚至超过了秦始皇。而秦亡汉不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汉武帝晚年能深刻反省并彻底改弦易辙，所以才能“有亡秦之失，而元亡秦之祸”。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汉武帝淫无度而不亡全赖他晚年的悔悟。

李贽在《史纲评要·汉纪》中称赞汉武帝:“唯此一诏(《轮台诏》)可谢高帝、文帝。天下大坏而得以无恙。佛门之忏，圣门之政，过天地之风雷，可不勇哉！”

朱熹认为，汉武帝晚年的悔悟是出于他英明的本性，是天资很高的一种表现。这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悔悟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他所接受的文化教育和几十年的政治实践。因为，在汉武帝的周围始终围绕着一批忠心耿耿的臣僚，所以他对全国的情况是了解的。他曾在宰相石庆的奏折上批示指出:百姓劳苦的原因是“唯吏多私，征求无已”，所以导致“官旷民愁，盗贼公行”。而盜贼风行又是促使汉武帝悔悟的动力。

南宋著名的理学大家吕祖谦曾说:“汉武帝穷侈、淫刑、黩武，比秦、隋无几。然秦、隋亡而汉不亡者，必须深思:二世、炀帝只以下情不通，故亡；汉武下情却通。只《轮台诏》，可见外面利害，武帝具知之。"

《轮台诏》是汉武帝晚年自省的表现，更难能可贵的是，诏书之后他立即行动，封田千秋为富民侯，赵过为搜粟都尉，诚心诚意地执行富民政策，使得疲惫不堪的农民得以休养生息，国内经济有所好转，为以后的“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

清代袁枚有诗赞他:“亲承文景升平业，开辟唐虞未有天。到底英雄能挽悔，轮台一诏是神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