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笑宇×施展×刘苏里：想象世界主义的中国

中国为什么称为“中国”？古希腊文明与秦汉帝国有关联吗？为什么土生土长的道教会有类似西方宗教的“救世主”？中亚的粟特人为什么会影响大唐帝国的走向？一条鞭法的成败与地理大发现有怎样的必然联系？历史学里有一个说法：我们的历史观取得进步，往往不是因为发现了新的史料，而是因为我们用全新的视角看待自己的过去。

带着这样的理念，“文明三部曲”之后，亚洲图书奖得主张笑宇撰写了一部充满想象力的作品《世界之中》。它从远古到清末，以十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段，呈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是被世界多元力量共同塑造之中国。当中国历史中的往复与博弈被置于世界之中时，一切又有了新的解读。《世界之中》唤起了一个文明的自我认同与自我觉醒。

3月8日，张笑宇博士携本书，与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施展教授、万圣书园创办人刘苏里先生共聚万圣书园，以“把世界还给中国”为题，与广大读者一起回溯5000年发展史，探寻曾经被那么多人忽略，却是关于我们这个文明的种种可能。

《世界之中》目前位于购书网站历史新书榜24小时、7日榜第一名。

没有世界，就没有我们熟悉的中国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被人们热议的话题，特别是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博弈的当下，这个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对此，张笑宇给出的答案是中国需要走向世界主义，这是我们生存与发展的一大前提。更重要的是，世界主义的中国并不是现当代的产物，而是我们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中国的过往就与世界有着紧密的联系与互动。对此，施展也补充说：“我们历史上一直都是这样，只不过历史上那么过来的时候，我们对它没有自觉，而笑宇把历史怎么走过来的说明白了，因此我们今天的‘自觉’是有历史基础的，这也是中国未来应该的方向。”

《世界之中》所要呈现的正是这样一种理念、一幅画面。无论是尧舜时代的陶寺与石峁、秦帝国与中亚的巴克特里亚、北朝隋唐与边疆政权高句丽，还是历史上的粟特人、阿拉伯人、西班牙人，中原文明都曾与周边乃至世界产生过影响至深的互动，孕育出了众多伟大、辉煌、灿烂、精致的事物，并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主持嘉宾刘苏里所说：“中国不论作为一个概念，还是作为一个慢慢衍生的实体，它是跟周边环境或者周边人群，或者周边世界互相塑造的过程当中形成的。”

然而，过去的记录、史书往往忽略了这些，它们更容易将中国置于一种封闭的、自足的、和世界没有过多牵扯的叙事之中。张笑宇指出这是封建士大夫的局限性造成的，而历史上的人民不是这样做的：他们非常需要世界，他们也非常理解世界，他们从来不封闭、不自大。而《世界之中》要做的，就是从这些更为丰富、新颖的视角去认识、解读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

从远古到隋唐，中国都曾与世界紧密相连

地缘关系是一个国家必须直面的问题。距今5000年前，陶寺文明因成功利用天象测量大地方位而成为东方科技最发达的文明，他们缔造了“中”这个概念，中国也由此称为“中国”。这是关于“中国”诞生之初的第一个“超级事实”。然而，陶寺最终被北方的马上民族石峁征服，于是产生了关于“中国”诞生之初的第二个“超级事实”，那就是生在这样一个地缘政治空间区位，我们必须承受扑面而来的“世界”。

张笑宇进一步阐述了从秦汉到隋唐周边因素对中原文明的影响。秦朝虽然短命，但它的影响深远，除了人们熟知的大一统、郡县制，它提出了皇权神格化的问题，而这恰恰缘于秦与中亚希腊化王国巴克特里亚的接触，从而间接受到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影响。形成于东汉后期的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令人诧异的是，它也有类似西方宗教弥赛亚一样的救世主。张笑宇认为，这可能源于西南地区古彝族对印度与中原地区文化的传递。同时，他还总结出曹操、刘裕、李渊三位道教“真人”，无疑丰富了传统政治史的不同侧面。匈奴可以说是上古中国最重要的游牧民族，曾给汉帝国带来极大的困扰，而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出身农耕与游牧交界地的燕人中行说对匈奴的封建化改造，使其成为一个类似的秦制国家，从而与中原王朝抗衡，甚至在“匈奴刘”时最终推翻了西晋，开启了十六国的乱世。来自中亚的粟特人号称“丝绸之路上的犹太人”，除了经商，他们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无论是大唐立国前的平定割据势力，还是武则天时代的对抗契丹，粟特人的武装力量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著名的怛罗斯之战因粟特人的被侵占而起，扭转中国历史走向的安史之乱则更是出自粟特人。

中古之前，以广袤西北为代表的边疆地区为中原文明与周边民族及世界互动的关键地带；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面向东南的海洋，中国人无疑遇到了更大的机遇与挑战。

宋元明清，中国人探索海洋，融入世界

如何看待一个古代国家的国力，张笑宇给出的标准是非农业税收所占比例的大小。如今两宋之所以被很多人认为具有别样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因为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非农业的间接税占主要财政收入的朝代。历经王安石变法，章惇、蔡京财政改革以及两宋商贸、远洋外贸自身的发展，宋代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财政国家特色。

蒙元的南下改变了这一切，更重要的是它掠夺了中原地区自唐以来积累的贵金属财富，使明初统治者不得不面对一个贫困的社会，从而回归到强化赋役制度的老路上。所幸的是，地理大发现引发的商业全球化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白银，大明成了白银地窖，一条鞭法得以顺利实施，经济的繁荣甚至造就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然而随着全球化的第一次周期性退潮，白银短缺，明末成了历史上罕见的丰收之年也会民不聊生的时代，明朝最终不得不吞下崩溃的苦果。对此，张笑宇不无遗憾地说，大明的精英既不知道当初他们为什么成功，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败落。

有关中国人对海洋的成功探索，来自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的南方华人和南洋华人居功至伟。张笑宇说郑成功创办了当时世界上最赚钱的家族企业，那是明末清初东亚三角贸易，即中国、日本、东南亚的主要承载体。到了清代，南洋华人在今天的马来西亚、印尼等地成立了一种由宗族、公祠演变而来的公司式国家。尽管规模不大，但张笑宇评价说：“这是人类一种公认的治理结构，是人心本源的东西，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自己生发出来，你不需要非得去读启蒙运动的东西。我们自己就走过这条路，但如果没看过这段历史，就不会知道世界主义原来就在你的精神内核里面。”

反观南洋华人史上最著名的罗芳伯创建的兰芳公司，在被荷兰人征服之后，有一个人搬到了马六甲。他的一位女性后裔嫁给了一个人叫李进坤，而他们的孩子便是新加坡开国元首李光耀。可见，南洋华人开创的事业，直到今天还与整个东南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位嘉宾围绕《世界之中》开展了一场高质量的讨论。说到《世界之中》的核心价值，刘苏里认为：“实际上是中国乃至于出现和成长本身，跟世界是怎样一种关系。而张笑宇的写作视角是全球的、古今中外的，也是一种关注政治哲学的大历史写作。”施展则说：“我之前一直对笑宇有一个评论，我说叫‘偏执的深刻’，笑宇的思考极其‘偏执’，但是极为深刻，所以他经常给出大量的我根本无法接受的结论出来，但是即便我很难接受，我也都会去认真地看一下笑宇到底在说什么，他的那些深刻经常会穿透出来很多之前我完全没有注意到的东西，而那些东西会时刻提醒我自己的盲区，使得我能够把自己之前自以为是的部分颠覆一下，重来一下，让我更加完备。”

面对当今纷繁多变的世界，我们不得不急迫地展开一种构想，那既是历史的回望，更是未来的期许，就是我们能不能想象一个世界主义的中国。

记者:钱欢青 通讯员:丁辉 编辑:江丹 校对:杨荷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