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术及其复方治疗炎症性肠病的研究进展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是一组病因未明的慢性难愈性炎症肠病，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和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以腹痛、腹泻、便血为常见临床特征[1]。IBD患者病情反复，易发生“炎-癌转化”[2]，增加结肠癌变的风险[3]，而维持治疗可以稳定患者病变活动性，降低其癌变率[4]。近年来，全球IBD发病率呈快速上升趋势，已严重影响到患者的生活质量并加重社会的负担。目前西医对于本病的治疗以氨基水杨酸制剂、糖皮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为主，但其服药周期长、停药易反复、长期使用易产生不良反应[5]，而中医药治疗具有不良反应少、复发率低等特点，在治疗IBD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

白术为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白术Atractylodes macrocephala Koidz. 的干燥根茎，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其味甘、苦，性温，归脾、胃经，为补气健脾第一要药。《医学衷中参西录》云：“白术，性温而燥……善健脾胃，消痰水，止泻污，治脾虚作胀，脾湿作渴，脾弱四肢运动无力甚或作疼。”《医学启源》中言白术“除湿益燥，和中益气。其用有九：温中一也；去脾胃中湿二也；除胃热三也；强脾胃，进饮食四也；和胃，生津液五也；主肌热六也；治四肢困倦，目不欲开，怠惰嗜卧，不思饮食七也；止渴八也；安胎九也。”《中国药典》2020年版归纳白术的功效与主治为“健脾益气，燥湿利水，止汗，安胎。用于脾虚食少，腹胀泄泻，痰饮眩悸，水肿，自汗，胎动不安”。据统计，白术是治疗IBD使用次数最多的中药之一[6-7]。此外，田明建等[8]提出白术对于治疗CD的重要性，认为白术可逐风补虚、燥湿，而风邪、湿邪正是CD的常见病因，应使用健脾益气、调和气血之参苓白术散合人参汤治疗CD缓解期。迟丽莉教授在治疗UC时尤其重视脾气的健运，认为脾气亏虚是UC发病的根本，故多使用炒白术、甘草、黄芪等中药起到健脾益气固表的作用[9]。

近年来，白术及其组方治疗IBD的实验研究及临床研究均取得了较多成果，但其中的具体机制和疗效尚未得到明确认识，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对已有文献进行整理总结，探讨白术在治疗IBD中的潜在机制，为IBD的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1 IBD的发病机制

1.1 中医的认识

《黄帝内经》中最早出现有关IBD临床表现的记载，如“腹痛”“下脓血”“里急后重”等，属中医学“肠澼”“泄泻”“久痢”范畴。中医认为本病病机总属本虚标实，以正气不足、脾肾虚弱为基础，脾虚则水湿内停，久而炼液成痰，加以外邪侵袭及饮食情志内伤等致人体气机不畅，气滞络瘀，痰瘀互结，化为湿、热、瘀毒等，毒邪藏于体内，久病入络，脂膜-血络损伤而成病[10]。IBD病位主要在大肠，与肝、肺、脾、肾均密切相关，明代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记载：“凡里急后重者，病在广肠最下端，而其病本不在广肠而在脾肾也”。同时，临床中肝脾不和常常导致胃肠功能紊乱，如《医方考》中云：“泻责之脾，痛责之肝；肝责之实，脾责之虚，脾虚肝实，故令痛泻。”江山[11]认为脾虚是IBD的重要病机，应以“健脾”作为IBD的辨证论治中基本和最重要的治疗原则，始终贯彻于治疗的全过程。张伯礼院士治疗极早发型IBD的缓解期时以脾肾亏虚为核心病机，强调用药不远温，以平补为宜，补疏相合，常用党参、白术、茯苓等健脾益气、增强脾之运化[12]。赵敏[13]对IBD患者临床资料的回顾性分析表明，UC和CD的中医证型中脾虚证均占相当大的比例。因此应重视健脾类中药在治疗IBD中的应用。

1.2 西医的认识

目前，IBD的具体发病机制尚未明确，多认为其与遗传易感性、环境因素、免疫功能、肠道菌群失调等密切相关，总体来说，是遗传易感性和环境因素对肠道菌群相互作用的结果，通过削弱肠道屏障功能致使肠道免疫应答过度激活[14]。IBD存在家族聚集性早已得到认可，患者的一级亲属患病风险较正常人群高出5倍以上[15]，且CD的遗传风险高于UC。环境污染、吸烟、高脂高糖的西方化饮食等也可能通过影响肠道微生物群，促进遗传易感人群发生肠道炎症，导致IBD。免疫功能的异常也被认为是IBD的主要发病机制之一，包括氧化应激、肠上皮屏障功能失调、过度激活的炎症细胞、免疫细胞数量和功能的失调等。肠道中过度激活的免疫应答引发的肠黏膜炎症是其较显著的病理特点[16]。目前已被证明肠道微生物群的改变与IBD的发生发展有关[17]，主要表现为肠道有益菌如乳杆菌和双歧杆菌的减少，促炎细菌如变形杆菌、拟杆菌等的增多，以及菌群多样性的失衡。这些致病菌群可能通过改变肠道微生物群分布、破坏肠道屏障、影响肠道免疫稳态导致肠黏膜易受损伤而引发炎症[18-19]。肠黏膜屏障功能的完好直接影响着肠道内稳态，黏膜愈合也是近年评价IBD药物疗效的客观指标[20-21]。IBD的发生发展及药物治疗与机体信号通路调节具有密切的联系，目前已知的IBD涉及的炎症通路有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B，NF-κB）、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s，MAPK）、磷脂肌醇-3-激酶（phosphoinositide 3-kinase，PI3K）/蛋白激酶B（protein kinase B，Akt）、Janus激酶/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3（Janus kinase/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3，JAK/STAT3）等，IBD相关的炎症通路见图1。

2 白术及其复方治疗IBD的研究

白术可以通过抑制炎症[22]、促进肠黏膜修复[23]、调节肠道微生物群[24]等治疗IBD，此外，免疫功能紊乱是IBD发病的关键环节[25]，白术还可以通过调节肠道免疫炎症平衡以缓解IBD的症状。本文将综述白术及其复方抗IBD的研究进展。

2.1 白术治疗IBD

相关研究表明，白术水煎液可通过调节血清中白细胞介素-2（interleukin-2，IL-2）、IL-6、IL-17等辅助性T细胞相关因子功能改善UC模型大鼠的稀便、血便及肠道黏膜损伤，其机制为白术水煎液可显著降低血清中IL-6和IL-17的表达，升高IL-10的表达，纠正免疫功能的紊乱，减轻UC症状[26-27]。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是全身炎症反应的强效诱导剂，可导致肠道屏障功能受损。NF-κB作为转录调节因子，在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和促炎因子等的刺激下可以被激活，参与调节机体炎症反应、细胞凋亡、氧化应激等过程。Bose等[28]通过对白术的未发酵制剂（RAM）和2种白术发酵制剂FRAM-1和FRAM-2对肠上皮细胞（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s，IECs）抗LPS损伤的体外保护作用进行实验研究，结果发现FRAM-1和FRAM-2均表现出显著的抗氧化和抗炎活性，表明白术发酵制剂能够有效防止LPS诱导的肠道上皮损伤从而起到较强的保护作用，其机制主要与抑制LPS诱导的基因表达、抑制NF-κB活性、诱导巨噬细胞产生一些关键的炎症介质和细胞因子、减弱肠道通透性等有关。另有研究表明，白术挥发油可有效缓解血性腹泻、结肠组织损伤和结肠炎症，并对肠道微生物群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从而对IBD起到治疗效果[29]。此外，不同方式炮制后的白术化学成分因其含量不同，对IBD临床疗效有明显的影响。陈锡培等[30]通过研究发现经土炒白术炮制入药后的白术饮片治疗脾肺气虚型UC的效果显著。

2.2 白术活性成分治疗IBD

白术的化学成分复杂，其中挥发油含量较高，其提取物主要包括倍半萜及内酯类化合物、多糖类、黄酮类化合物、苯丙素类化合物、炔烃及其苷类等。王海霞等[31]发现，白术活性成分白术内酯I～III及5-羟基阿魏酸、木犀草素、芹菜素等与UC多个核心靶点蛋白如p53、神经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A（tyrosine kinase A，TrkA）、雌激素受体1（estrogen receptor 1，ESR1）、微小染色体维持蛋白2（microchromosomal maintenance protein 2，MCM2）等存在稳定结合位点，说明白术有效成分可对UC的相关靶点发挥调节作用，由此推断白术活性成分对IBD具有重要调节作用。

2.2.1 倍半萜及内酯类化合物 萜类成分是白术的主要成分类型，有单萜、倍半萜、三萜、倍半萜内酯、内酰胺等，倍半萜内酯主要有白术内酯I、II、III、8-β-甲氧基-白术内酯I等。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白术中的倍半萜类成分特别是白术内酯I可能是其主要抗炎活性物质基础，除抗炎活性之外还具有诸多药理作用，如调节胃肠道、调节泌尿系统、抗肿瘤、增强免疫等[32]。系统药理学研究表明，中药复方参术胶囊可预防UC发展为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而该作用部分归因于白术内酯I[33]。Qu等[34]以葡聚糖硫酸钠（dextran sulfate sodium，DSS）诱导的UC小鼠为模型，探讨白术内酯I治疗UC的疗效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白术内酯I组中UC小鼠的症状及肠黏膜病理组织学改变显著减轻，同时小鼠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和丰富度均有提高，其机制与调控鞘胺醇激酶1（sphingosine kinascs-1，SPHK1）/PI3K/Akt轴抑制炎症，同时靶向调节SPHK1和β-1,4-半乳糖基转移酶2（beta-1,4-galactosyltransferase 2，B4GALT2）抑制D-果糖和D-半乳糖的产生来抑制肠道菌群紊乱有关。丙二醛（malonaldehyde，MDA）是机体内脂质过氧化物，能够使组织中细胞膜结构损伤、蛋白质变性和DNA损伤，其含量可间接反映细胞损伤程度；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lutathione peroxidase，GSH-Px）具有抗氧化作用，参与清除自由基从而抑制炎症，其含量可以反映出机体抗氧化能力的强弱[35-36]。任燕等[37]观察发现，白术内酯III治疗后的UC小鼠中与自噬活化呈正相关的自噬关键调控蛋白复合物（Beclin-1）蛋白表达明显升高，而呈负相关的p62蛋白表达明显降低，且可抑制小鼠MDA含量的升高，促进SOD、GSH-Px的生成，表明白术内酯III可调节细胞自噬进而清除过氧化物，防治UC肠黏膜损伤。另有研究表明，白术内酯III能够通过激活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adenosine monophosphate-activated protein kinase，AMPK）/沉默信息调节因子2相关酶1（silent information regulator 1，SIRT1）／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辅激活因子1α（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γco-activator- 1α，PGC-1α）信号通路来减弱DSS诱导的肠上皮线粒体功能障碍，并减轻肠上皮屏障破坏，抑制炎症和氧化应激，从而改善UC[38]。

2.2.2 白术多糖 白术中的主要活性成分白术多糖是目前研究的重点，具有调节胃肠道功能、抗肿瘤、调节免疫系统、改善神经系统、保护肝脏、降血糖等多种药理作用[39]。E-钙黏蛋白（E-cadherin）是依赖Ca2+的强有力黏附分子，负责与临近细胞的黏附，对肠上皮屏障的形成和调控具有重要作用[40]。从CD4+T淋巴细胞分化而来的辅助性T细胞（T helper 17，Th17）和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s，Treg）失衡是UC的重要发病机制，其中Th17可分泌的促炎因子IL-17能够诱导IL-6和TNF-α等多种促炎细胞因子，加剧肠道炎症反应，而Treg主要具有负性免疫调节功能，并在维持自身免疫耐受中发挥重要作用[41]。多项研究发现，白术多糖能够通过下调Wnt/β-连环蛋白（β-catenin）信号通路蛋白的表达、提高小肠上皮细胞IEC-6钙离子水平以促进细胞迁移和E-钙黏蛋白表达，起到增强肠黏膜屏障、改善胃肠功能的作用，此外还可通过调节Th17/Treg平衡以减轻炎症反应[42-43]。髓过氧化物酶（myeloperoxidase，MPO）是主要存在于中性粒细胞中的一种酶，可产生高水平的活性氧，其活性是中性粒细胞浸润的重要指标，也是结肠炎症严重程度的指标[44]。杨慧等[45]采用DSS诱导的UC模型，基于代谢组学技术研究白术多糖对UC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白术多糖能够显著降低UC小鼠MPO活性，提高SOD活性，且能显著抑制UC小鼠血清中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水平、提高IL-10水平，并可调节类固醇激素和初级胆汁酸生物合成通路以抑制NF-κB途径，调节甘油磷脂和不饱和脂肪酸代谢以稳定细胞结构等，表明白术多糖可以通过调节内源性代谢产物来平衡促炎因子与抗炎因子，增强抗氧化和调控脂质、类固醇等相关代谢通路，从而发挥防治UC的作用。短链脂肪酸（short chain fatty acids，SCFAs）是肠道菌群发酵膳食纤维产生的厌氧代谢产物，可以通过调节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来维持肠上皮屏障的完整性，还可通过增强黏蛋白2的表达，调节免疫反应和氧化应激来保护肠道上皮，在维持肠道屏障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46]。白术多糖可以通过增加丁酸菌和乳杆菌的比例，减少放线菌、阿克曼菌、双歧杆菌、细小杆菌、疣状芽胞杆菌来改变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从而调节肠道微生物群产生SCFAs，以起到治疗UC的效果[47]。此外，还有研究表明白术多糖能够调节细胞因子的生成，从而通过调节肠道免疫的方式以起到抗炎作用[48]。

2.2.3 黄酮类化合物 黄酮类化合物是一种在植物中含量丰富且具有不同酚类结构的化合物，目前从白术中分离得到的黄酮类化合物主要有木犀草素、芹菜素等，具有抗氧化、抗炎、抑菌和免疫调节等多种药理作用[49]。

木犀草素是一种天然存在的小分子植物次生代谢产物，属于天然抗氧化剂，具有抗氧化、抗炎、抗肿瘤、抗菌等多种作用[50-51]。木犀草素能通过调节多种炎症介质，改变参与炎症的各种信号通路、抑制NF-κB活性等起到抗IBD的作用。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peroxisome proliferator activated receptor γ，PPARγ）是一种配体依赖性核受体蛋白，在维持肠道稳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与IBD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52]。Li等[53]对DSS诱导的UC大鼠使用17.3 mg/mL的木犀草素混悬液进行治疗，同时采用16S rDNA测序技术研究木犀草素处理后UC大鼠肠道菌群组成的变化。结果表明木犀草素能明显降低IL-17和IL-23及NF-κB表达水平，升高PPARγ表达水平，并改善DSS诱导的肠道微生物群落的变化，说明木犀草素治疗可显著减轻UC大鼠结肠损伤，抑制结肠炎症，同时调节肠道微生物群的多样性和组成对UC起到一定的治疗效果。Patricia等[54]通过对DSS诱导的UC大鼠ip黄酮类化合物（芹菜素、木犀草素、黄腐酚），观察其在UC大鼠模型中降低炎症参数和调节肠道微生物群的治疗效果，结果证明3种黄酮类化合物均具有降低促炎细胞因子水平的功效，其中木犀草素在缓解相关的物理性UC症状方面表现出很强的效用。

芹菜素是一种广泛存在于果蔬中的黄酮类单体化合物，具有抗炎、抗氧化、抗肿瘤、抗衰老等多种功效[55]。Fu等[56]研究发现芹菜素可通过平衡肠道微生物来抑制炎症和保护肠道屏障，从而有效改善DSS诱导的UC，其机制是通过增加杯状细胞数量和黏蛋白分泌，促进抗炎细胞因子IL-10表达，抑制促炎细胞因子TNF-α、IL-1β、IL-6和结肠组织MPO活性的表达，同时增加紧密连接蛋白如闭锁小带蛋白-1（zonula occludens-1，ZO-1）、闭合蛋白-1（claudin-1）和咬合蛋白（occludin）的表达，实现减轻炎症和肠道病理损伤，并恢复肠道屏障的完整性以缓解UC症状。此外，芹菜素还可通过调节阿克曼氏菌属Akkermansia、苏黎世杆菌属Turicibacter、克雷伯氏菌属Klebsiella、罗姆布茨菌Romboutsia等及其代谢物SCFAs的丰度来重塑紊乱的肠道菌群，减轻DSS诱导的结肠损伤。

2.3 白术药对治疗IBD

药对也称对药，是中医临床2味药物相对固定的配伍形式，是中药配伍的最小单位，也是临床最常见的组方形式及七情配伍规律的发展，可起到增强药效、提高疗效、减轻不良反应的作用[57]。临床上将白术与白芍、苍术、茯苓及甘草等中药配伍组成药对，并形成复方，在IBD的治疗中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2.3.1 白术-白芍 白芍味酸、苦，性微寒，归肝、脾经，《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白芍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坚积寒热，疝瘕，止痛，利小便，益气”。白术-白芍为补脾柔肝、祛湿止泻的经典药对，古今医家在治疗属肝脾不和之“腹痛”“泄泻”范畴的疾病，多采用以白术、白芍为核心药对的方药调和肝脾，如《丹溪心法》的痛泻要方、《景岳全书》的五阴煎及《兰室秘藏》中的当归芍药汤等。

张淼等[58]从中国方剂数据库中检索出含白术与白芍的方剂1 557首，其中对于治疗腹痛腹泻、呕吐下痢、食欲不振、肝脾不和等消化系统疾病最为常见且疗效最佳。现代药理研究显示白芍中的芍药苷可提高痛阈[59]、抑制炎症[60]，而白术-白芍药对能够纠正肠道菌群紊乱[61]。相关研究发现[62]，芍药苷能够改善2,4,6-三硝基苯磺酸（2,4,6-trinitrobenzene sulfonic acid，TNBS）诱导的结肠炎TNF-α等因子的合成，促进IL-10合成，抑制p38 MAPK激活，抑制TNF-α分泌，从而减轻结肠的炎症。另有研究表明，白芍总苷可通过恢复Th17/Treg细胞的平衡，缓解IBD症状，减轻组织病理学损伤以改善IBD[63]。王艳茹等[64]通过网络药理学预测和实验验证，发现白术-白芍药对中的甜菊糖、芍药苷、β-谷甾醇及山柰酚等多种活性成分能通过晚期糖基化终产物-晚期糖基化终产物受体（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receptor for advanced glycosylation end products，AGE-RAGE）、PI3K/Akt等多个信号通路直接或间接作用于UC的相关受体靶点，从而起到抗炎止痛、抗溃疡、调节胃肠运动、抗氧化及增强机体免疫力以治标固本的作用。

2.3.2 白术-苍术 苍术味辛、苦，性温，入脾、胃经，属芳香化湿药，苍术因其性味苦烈，能燥湿除水，水湿去则脾气得健；白术性味甘润温和，以甘味健脾、振奋脾气而除内湿，二药一散一补，一烈一缓，互补互用，共奏补脾益气、运脾燥湿之功[65]，正如《本草崇原》中言：“凡欲补脾，则用白术；凡欲运脾，则用苍术；欲补运相兼，则相兼而用。”钦丹萍教授在治疗IBD时常使用苍术燥湿以缓解CD肛周脓肿、肛瘘渗液[66]。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二者的主要活性成分具有抗炎、保护胃黏膜、提高免疫力等药理作用[67]，戴明明等[68]利用中药系统药理学数据库和分析平台与中药分子机制的生物信息学分析工具筛选白术、苍术的有效成分及作用靶点，利用GeneCards获得UC主要靶点，最终结果显示，该药对可通过16个共同有效成分作用于与UC相关的31个靶点，并能够通过调控PI3K/Akt、NF-κB、MAPK、人类嗜T细胞病毒1型（human T-cell lymphotropic virus-1，HTLV-1）及TNF等多种信号通路对UC进行有效干预。

2.3.3 白术-茯苓 茯苓味甘淡，性平，归心、脾、肺、肾经，为健脾渗湿之要药，有利水而不伤正之效。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茯苓具有利尿、抗炎、保肝、镇吐、镇静、抗肿瘤、抗氧化、降血糖等作用[69-70]。白术与茯苓两药配伍出自《景岳全书》，名为“茯苓汤”，有益气健脾、渗湿止泻之效。党中勤教授认为湿邪是UC的主要病理因素，故对于腹泻甚者常加用健脾渗湿、利水之药对“白术-茯苓”，有“自下而上引而去之”之功[71]。刘兴隆等[72-73]提出白术茯苓汤可通过调节Toll样受体4（toll-like receptor 4，TLR4）- NF-κB的信号转导以恢复Th1/Th2平衡，从而调控肠道炎症以治疗脾虚型CD。刘莹等[74]发现白术-茯苓治疗CD具有多成分、多靶点、多通路调节的作用特点，其可能的作用机制是通过调节PI3K/Akt信号通路、MAPK信号通路、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信号通路、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信号通路治疗CD。

2.3.4 白术-甘草 甘草味甘淡，性平，归心、肺、脾、胃经，具有补脾益气、清热解毒、祛痰止咳、调和诸药的功效，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甘草可以通过抑制炎症、促进肠黏膜修复、降低氧化应激和调节肠道菌群等治疗UC[75]。白术-甘草药对在治疗IBD中使用频次十分频繁，两药在治气和治血中起到重要作用，能改善“久痢”所致气血亏虚及气滞络瘀。参苓白术散、四君子汤等运用“白术-甘草”均以其良好的功效在肠道疾病方面取得一定疗效[76-77]。

由此证实以上含白术药对在现代药理学方面可通过抑制炎症反应、调节肠道菌群、保护肠道黏膜以及增强机体免疫力等改善IBD，在传统中医理论方面也表现出缓解IBD症状的作用。因此，尽管目前的临床及实验研究较少，但其防治IBD的可行性和应用性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2.4 含白术的复方治疗IBD

2.4.1 参苓白术散 参苓白术散首载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由人参、茯苓、白术、白扁豆、陈皮、山药、甘草、莲子、砂仁、薏苡仁、桔梗组成，具有益气健脾、渗湿止泻的功效，在治疗脾虚湿蕴证UC方面效果显著[78]。本方是“培土生金”的代表方，方中白术、人参及茯苓三者共为君药，其中白术甘温而性燥，燥脾气而利肠湿，人参补脾气以助肺气，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助运；山药、莲子、白扁豆及薏苡仁4者合用为臣药，山药平补脾胃，莲子补脾兼涩肠止泻，白扁豆、薏苡仁助白术、茯苓健脾渗湿；佐以砂仁醒脾和胃、行气化湿；桔梗、炒甘草为佐使药，桔梗宣肺利气、通调水道，并载诸药上行；炒甘草益气和中、调和诸药。本方“治脾胃虚弱，饮食不进，多困少力，中满痞噎，心忡气喘，呕吐泄泻及伤寒咳噫”。大量研究显示，参苓白术散对治疗IBD、肠易激综合征等肠道疾病疗效确切，主要表现在缓解临床症状、减轻肠道炎症反应及提高免疫水平等方面。尹平等[79]将参苓白术散联合美沙拉嗪治疗UC患者，结果显示与单纯西医治疗相比，观察组患者的临床症状缓解率及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复发率低于对照组，在改善改良梅奥评分（Mayo）及Azzolini内镜评分方面也明显优于对照组，且观察组患者血清炎性指标因子降低幅度明显大于对照组。

2.4.2 痛泻要方 痛泻要方最早见于朱震亨的《丹溪心法》：“治痛泻，炒白术三两，炒白芍二两，防风一两，炒陈皮一两半，久泻加升麻六钱，右锉分八贴，水煎或丸服”，具有调和肝脾、补脾柔肝、祛湿止泻之功效。本方是“抑木扶土”之代表方，方中白术补脾燥湿，以治土虚为君药；白芍柔肝缓急止痛为臣药；陈皮理气燥湿、醒脾和胃为佐药；防风燥湿以助止泻，为佐使药，其中白术与白芍配伍体现了中医学“土中泻木”这一治疗方法[80]。因此，本方对于肝郁脾虚型IBD患者尤为适宜。根据药理学研究及荟萃分析发现，痛泻要方可通过调节促炎与抗炎因子水平、减少炎症细胞浸润、抑制TNF、NF-κB等介导的信号通路传导及维持氧化系统平衡等多种途径治疗IBD[81-82]。刘根尚等[83]发现，用痛泻要方加减方治疗后，UC患者免疫功能指标及黏膜屏障功能指标的水平均优于对照组，Sutherland疾病活动指数、Baron评分、改良Mayo评分均低于对照组，表明痛泻要方可有效地改善患者机体免疫功能，调节肠道黏膜屏障，从而起到改善UC的作用。

2.4.3 四君子汤 四君子汤源于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治荣卫气虚，脏腑怯弱，心腹胀满，全不思食，肠鸣泄泻，呕哕吐逆”，由人参、白术、茯苓、炙甘草4味药组成，具有健脾益气的功效。方中人参为君，健脾益胃、益气补虚；白术苦温，健脾燥湿，有益气助运之力为臣药；茯苓为佐，渗湿利水、健脾和胃；炙甘草为使，甘温调中。汪昂在《医方集解》中云：“以其皆中和之品，故曰君子也”。彭洪等[84]在观察四君子汤加减方治疗UC临床疗效及对血清炎性细胞因子IL-33含量的影响的实验中发现，中药组在改善腹胀、脓血便、发热、腹泻等中医症状积分及降低UC患者血清中IL-33的表达方面效果优于化学药组，并最终得出四君子汤加减方可能通过抑制IL-33的表达提高UC的中医临床疗效的结论。

2.4.4 理中汤 理中汤又名人参汤，最早见于《伤寒杂病论》：“胸痹心中痞，留气结在胸，胸满，胁下逆抢心，枳实薤白桂枝汤主之，人参汤亦主之”，具有温中祛寒、补气健脾的功效。方中干姜为君药，温脾暖胃、助阳祛寒；人参甘温，益气健脾，补虚助阳，为臣药；白术既健脾补虚以助阳，又燥湿运脾以助生化，为佐药；炙甘草为使药，全方辛热甘苦合法，可温中阳，补脾气，助运化，故曰“理中”。于晓东等[85]通过观察理中汤加味联合美沙拉嗪对轻度活动期CD患者的临床疗效发现，治疗后试验组患者的血清炎性因子IL-6和TNF-α水平以及免疫功能指标CD3+、CD4+、CD4+/CD8+水平均低于对照组，由此得出加味理中汤联合美沙拉嗪能减少轻度活动期CD患者炎症介质的产生，并改善患者的免疫功能，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以治疗CD。

现代研究表明，以上中药复方主要通过调控炎症因子、促进肠道黏膜修复、维持肠道菌群稳态等方式治疗IBD。上述复方治疗IBD的作用机制见表1。

此外，目前临床用于治疗IBD含白术的中药汤剂还包括黄土汤[98-99]、补中益气汤[100-101]、七味白术散[102]及九味白术汤[103]等。

综合上述实验研究发现，白术有效成分及复方治疗IBD多呈剂量相关性，然而多数实验仅将治疗组分为高、中、低剂量组，并未深入探究最低活性剂量及最佳治疗剂量，且实验方案中存在对照组数目少、缺乏给药浓度的依据、给药持续时间不明确等问题，因此在未来的实验研究中应采用更多的对照组、明确给药浓度的依据及持续时间。同时，因体外培养相较于体内培养缺少了机体内环境，故体外模型如何模拟肠道微生物环境、实验中的细胞模型能否替代动物模型也有待深入研究。

3 结语与展望

白术作为治疗IBD常用中药之一，得到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并进行了临床和药理学等方面的研究。目前暂未发现白术及其复方的不良反应及安全性问题。本文通过汇总白术治疗IBD的相关文献后发现，白术及其有效成分、白术药对及其复方具有多成分、多靶点、多途径、多功效的特点，可以通过平衡促炎因子与抗炎因子、减轻肠上皮屏障破坏、抑制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调节自噬水平、纠正肠道菌群紊乱、改善免疫功能及调控AMPK/ SIRT1/PGC-1α、PI3K/Akt、Wnt/β-catenin、mTOR、MAPK、NF-κB等不同信号通路发挥抗IBD作用。

目前，白术及其复方治疗IBD的研究已取得不错的成效，但仍存在以下问题需进一步探究：（1）白术的活性物质较多，然而目前国内外对其活性成分防治IBD的研究较少，且其在体内的药动学机制亦尚未完全明确，应在今后的研究中增加对白术单味药及其有效成分如白术多糖、木犀草素、芹菜素等抗IBD的实验研究，并进一步挖掘白术活性成分发挥治疗作用的靶点及信号通路，以深入明确白术治疗IBD的机制，为白术治疗IBD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2）虽然现有的动物模型能较准确地代表IBD的主要状态，但因IBD的中医临床证型较为复杂多样，目前无法实现完全模拟人体IBD的病理，不利于对治疗IBD的疗效评价，因此，如何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使动物模型实现仿真最大化以设计出更加合理的实验研究方案值得深入探索。（3）目前缺乏对于白术活性成分间是否存在拮抗或协同作用的研究，故应加强对此方面的实验研究进一步验证。

来 源：赵 薇，郝彦伟，张 怡，方锐洁，袁玲玲，刘娅欣．白术及其复方治疗炎症性肠病的研究进展 [J]. 中草药, 2024, 55(23): 8278-8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