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与余隆的故事 | 郎朗、王健、叶小钢等6位挚友撰文回忆……

编者按：12月16日，由环球音乐集团旗下德意志留声机厂牌（DG）出版的《余隆德意志留声机录音作品全集》CD套盒正式于中国内地首发。DG特别邀请6位余隆的挚友撰写寄语，讲述他们的艺术生命相互交织的动人故事，这其中包括在过去20多年里与余隆多次亲密合作的钢琴家郎朗，原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音乐学家、教育家王次炤，曾与余隆共同就读上海音乐学院、同为DG旗下音乐家的大提琴家王健，作曲家、中国音协主席叶小钢，资深录音制作人、为余隆多张唱片担任制作人的唱片行业元老克里斯托弗·奥尔德（Christopher Alder），以及DG高级市场总监妮基·川村（Kawamura Nikki）。这是DG厂牌精心策划并送给余隆的一份生日礼物，也是余隆送给全世界音乐爱好者们的礼物。

郎朗

余隆大师对中国古典音乐事业所作出的非凡贡献，是我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

正是凭借他的努力，中国爱乐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广州交响乐团三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管弦乐团，都在最短的时间内与国际职业化交响乐团接轨，成为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备受瞩目的音乐力量。在他的率领下，140年历史的上海交响乐团日渐成为一支具有国际水准的高水平乐团，并通过与DG唱片公司的合作，让世界听到了来自中国的古典音乐之声。千禧年成立的中国爱乐乐团在他的锻造下，则成为中国顶尖管弦乐团领域最杰出的代表。广州交响乐团也在他的助力下，取得了斐然的进步与成就。而我十分有幸和三支乐团都有过愉快而成功的合作。

此外，他长年致力于古典音乐在中国的传播与推广，他所创办的北京国际音乐节已经成为亚洲最具吸引力的音乐艺术盛会，二十多年来首演了众多西方作品和歌剧剧目；上海的MISA音乐节则呈现了古典音乐多元化的魅力，让市民尽情沉浸在音乐所带来的欢愉中。

与此同时，余隆大师在培养新一代中国音乐人才方面同样不遗余力。众多年轻作曲家、指挥家、演奏家、室内乐艺术家在他提携和帮助下脱颖而出。他打造的广州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交响乐团，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以及上海第三空间TRI黑石公寓Yellow Lounge等项目，如今都成为孵化和孕育青年艺术家的摇篮，这不禁让我由衷地敬佩。

放眼世界乐坛，余隆先生对于一个国家的古典音乐事业的推动与引领作用是独一无二的，甚至是史无前例的。可以说，他的每一项举措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而他也扮演着中国音乐文化和世界沟通与交流的桥梁角色。

而回顾往昔，我和余隆大师交往合作多年，我们彼此心灵相通，他成为了我亦师亦友的伙伴。在国际和国内音乐舞台上，我们相互支持，彼此帮助。在我的眼中，他始终保持着对世界和文化领域超前的洞察力，这使他总能站在音乐与艺术的前沿领域思考未来，并且能敏锐地捕捉到古典音乐的发展方向。在这样一位具有深刻思想力和强大执行力的艺术家面前，我总能受益良多，并被他的精神所鼓舞和启发。

在这里，我衷心祝福余隆大师60岁生日快乐，同时无比期待他更加辉煌的艺术生涯。同时也希望未来能和他继续携手，将中国音乐文化更广泛地推向世界。和他这样一位杰出的音乐家在同一个时代前行，是我莫大的荣耀。

王次炤

一转眼，余隆小兄都已60岁了。但在我眼里，他却永远是充满智慧与活力的年轻人。

论年龄，我比他大15岁，他应该比我小一辈，但他夫人徐惟聆却是我40年前的同学，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同班同学相差十几岁是常事，所以余隆时常调侃说：我和王老师差一辈，但因为徐惟聆，我们成了同辈人。

是的，我一直把余隆看作同辈，因为我们共同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音乐事业的蓬勃发展，也共同为此做出了不懈努力。1998年余隆归国创办北京国际音乐节，这是当时国内唯一的、真正意义上按国际化标准举行的古典音乐节。余隆时年只有34岁，但他在音乐节策划、运作和实施等方面所体现出的品格和眼光，却使我看到了中国古典音乐未来的希望。当时我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自然全力支持余隆为之奋斗的事业。

作为引领中国古典音乐走向世界的艺术平台，北京国际音乐节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余隆站在时代高点，瞭望世界古典音乐的高峰，开创了无数先河，树立了一座座艺术里程碑，不仅把国际最优秀的作品和音乐家带到中国，也通过音乐节把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及当代成就的中国音乐作品和音乐家推向世界。

同时，为了推动中国交响乐事业的改革与发展，2000年余隆与同仁们共同组建了中国爱乐乐团，瞄准世界一流乐团的艺术标准和运营机制，实施国际化标准的年度音乐季。2003年和2009年，余隆又先后出任广州交响乐团和上海交响乐团的艺术总监，以其先进的理念、卓越的智慧和非凡的才情，让天南海北的交响乐团繁花竞放、佳音频传，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职业乐团艺术传奇。余隆也凭借极高的素养和造诣，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奠定了其21世纪中国交响乐发展领军人物的地位。

时值余隆60岁生日，由环球音乐集团旗下德意志留声机厂牌出版六张余隆指挥的交响作品唱片，包括中国爱乐乐团演出的中国管弦乐作品集和瓦格纳与勃拉姆斯专辑、上海交响乐团演出的《门道》、奥尔夫《布兰诗歌》（紫禁城现场）、马勒《大地之歌》和阿龙·齐格曼的《上海！上海！》，这些录音成就虽只是余隆指挥作品的冰山一角，但却透过不同侧面反映了余隆广阔的艺术视野。

余隆环视古今中外，成就艺术经典，为中国交响乐的未来发展树立了标杆。因此，这套唱片的出版不仅是对余隆60岁生日的庆贺，还是对新时代中国古典音乐的发展的一次总结。祝贺本唱片合集正式出版！衷心祝愿余隆小兄生日快乐！

王健

时间过得真快！余隆也届花甲之年了，我的记忆中仍保留着几十年前对他的最初印象：余隆总是与众不同！

我比余隆小几岁，当年在上海音乐学院时，虽没有与他同窗，但对他英伟的气质、睿智的思维，以及他来自音乐世家的特殊背景一直有很深的印象。可能是天生，也可能源于从小在光环下成长，余隆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人格魅力。

1997年，我和中国交响乐团去香港演出，余隆到后台来找我，这是我第一次和他交谈，得知他刚留学回国，正在筹备创建北京国际音乐节。其实在那之前我已开始回国演出，1996年我与荷兰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在国内巡演，亲历了国内古典乐迷的热情，也感受到当时国内古典音乐演出在各方面都还不够未标准化。1999年，余隆邀我参加第二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刚下飞机，我就感受到这个音乐节是最高标准的，从最微小的细节，到最宏大的艺术理念，完全可以与国际最顶级的音乐节媲美。

因卓越的眼光、对艺术质量的严格要求，以及对国际乐坛敏锐的观察，使得余隆不断取得成功。他执掌的中国爱乐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广州交响乐团，都迅速与世界接轨，以标准化的乐季安排和全球乐坛同步。他频繁指挥国际知名乐团，并多次带领中国乐团赴海外巡演，充分体现了音乐是人类心灵的共同语言，更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巨大的变化。

可以说，余隆对中国古典音乐事业乃至文化的贡献是历史性的。他的进取、奉献精神，为众多的音乐家、从业者提供了丰富的机遇，也为音乐爱好者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更培养了新一代优秀音乐人才。他的艺术生涯见证了中国在社会经济和文化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惊人成就，也让我们几代音乐人为之追求向往的艺术生活变为现实。作为音乐人，拥有余隆这样的好搭档、好朋友，无疑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

衷心祝愿亲爱的余隆生日快乐！

叶小钢

无限依依

最近一次看余隆演出，是他指挥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天方夜谭》。香港管弦乐团安坐于国家大剧院晶莹的灯光下，首席小提琴在他的诱惑下发出坚毅而义无反顾的声音。这是我幼时倒背如流的作品，多年后看到在余隆手下变得更惊心动魄。

近三十年时间里，余隆一直在营造自己的音乐天国，他执掌着三个中国最重要乐团——中国爱乐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广州交响乐团，中国最重要的音乐节——北京国际音乐节，以及在上海、广州的各类音乐节，时间已经成为余隆成功的最大奥秘。作为一位艺术总监及交响乐指挥，余隆在他的艺术生涯中，缔造了无时间概念的艺术世界，建立了他在古典音乐领域——从巴洛克时代一直到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秩序，也包含近五十年当代中国音乐创作的呈现秩序，这是中国音乐史上一个绝无仅有之局面。

如果说哲学的最大功能是以智慧来慰藉人生之楚痛，那音乐则是人类心目中潜在情感波澜的源泉。从余隆呈现的作品看，他的涉猎从和声调性体系与时间轴秩序的对称或离析，到马勒泛滥的浪漫主义激情或神秘主义隐喻；从悲天悯人救赎式的德意志精神表象与遒劲，到绵绵无尽走投无路的俄罗斯沉郁；或来自美洲大陆浮艳芜杂且无聊的市场化音乐，到近年中国大陆喧嚣夸张的命题音乐创作；亦或举起英格兰音乐中自恃高人一等的格调，再到东瀛文化里东山魁夷式的精致美—这种冷酷细微的极致美甚至痛苦感，是西方音乐中从未出现过的。

余隆诞生于上海，他的家与上海交响乐团均坐落于市中心静谧馥郁的法国梧桐林中。蔷薇果悄然散落于熙熙攘攘的街䢽，梧桐花纷盈飘落在青苔弥蔓的弄堂。降生于上海的音乐家与中国其他地方不同，他们有天生感悟古典音乐的敏锐命格，这与这座大都会近二百年来与西方的密切融合有关。上海地处的江南是历史上传统文化最繁盛的地界，在20世纪中国最有名的作家、出版家、电影家、戏剧家、美术家、歌唱家、作曲家、指挥家、京剧名流都在上海诞生，充满了自由、理性、批判、契约的精神，更重要是有叛逆精神、反规则激情与无以轮比的创造力，给这座城市带来了璀璨的繁荣与辉煌。

余隆不仅有出生于上海的优势，其发轫又得益于北方式的豪迈，使其艺术统治力纵贯全国。中国北方与上海完全风马牛不相干：北方的气质毫无上海的典雅与精致，一切赤裸裸与直截了当。由于严重干旱，历史上中国北方强盗飞驰于马背，土匪遍及、饿殍大地。北方乐团奏出来的音色极具进攻性，广州乐团则截然不同。广东气候温和，乐团声音要松弛许多。上海与广州的乐团在余隆调教下，诞生了中国乐团最令人赞叹与神往的音色，有久违的熟悉甚至遥远之亲切，遒厚且端丽。

余隆的经历与阅人无数，在其英雄主义气质下，以自己的方式培养观众，打通迈向无边无际远方的大门。触及本质皆发人深省，高耸的大门里，不光有音乐的温柔诗意与感人肺腑的真诚，也向世人一览无余地展示了勿需回避的人生哲学，恣意咄咄逼人的自由主观意志，同样让大众知晓了温柔世界的野性之美。

心性之外存在一个听觉世界，不仅仅由大自然的声响构成，应由更多的音乐拂煦人们的心灵。云烟过眼却从来无常，唱片业的萧条让他几乎没有可能与卡拉扬、索尔蒂、伯恩斯坦或阿巴多一样留下那么多录音，但余隆是精神上集中与强大的人，我仍希望他尽可能多留下自己的唱片，尤其那些不为人熟悉的中外曲目。这样五十年后，学者与爱乐者们可根据他的录音写出卷帜琳琅的无尽之书。能言之伤痛均可平复，绝口不提或无法做到事的才会真正触及心底。

其实思想传播的速度比闪电与追赶晨曦的光束都快，悲观者正确，乐观者成功。我们时代思想的缺失，其实比唱片业的凋零更严重。我坚信余隆是极致境地的探索者与乐观者, 在漫长的艺术之路上他会让生命更丰美，让他自己的艺术跨越历史，纵横当代，鲜活于明天，让世界盈满更多的惊喜与慨叹。最终之奋斗，一定会成为赫赫耸然之纪念碑，让痴癫的爱乐者们无限依依。

克里斯托弗·奥尔德

第一次与余隆“见面”是在2018年夏天——但那不是一次真正的见面，而是由他和DG唱片公司同仁们参与的一场视频会议，旨在讨论即将在9月录制的唱片曲目，以及未来5年的录音计划。显然，这种会议并不能让你真正了解一个人，但他善于倾听的姿态，以及关于哪类曲目更适合乐团特点的阐述令我印象深刻。他希望在双方合作的首张唱片中，展现上海交响乐团最卓越的一面，并将中国当代作曲家与西方经典结合起来，而这似乎一直是他的兴趣所在。

当年9月我飞往上海，在彩排前被带到余隆的休息室，他热情地欢迎我，并且对我说的第一句话还是德语。他说自己曾在德国留学生活多年，并对那段美好的时光记忆犹新。

通常，我会把与艺术家的第一次会面，视为考察我们能否融洽相处的好机会，但此时余隆既让我感到礼遇又十分轻松。毕竟在录音室，制作人的工作是指出可以改进的问题，而并非所有艺术家都习惯接受指正。

首场录音是与小提琴家文格洛夫一起进行，他演奏了陈其钢为其所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悲喜同源》。乐队排练得很好，独奏家也鲜有出错，于是我们试图在录音中寻求效果最佳的版本：比如相较音乐会中更柔和的弱奏，强化可能会被忽略的细节，以及更完美的平衡。余隆使他的乐队既松弛又专注，富有进取性，而不是为避免失误缩手缩脚。一旦察觉乐队不够专注或松懈，他就会提高声量，但始终保持着谦卑恭敬的姿态。

他与乐团之间显然关系融洽—在录音期间经常会听到笑声。在休息时，后台的乐手们轻松而愉悦，欢声笑语彰显着一种良好的工作气氛。

那之后，我们又进行了几个单元的录制，其间我们的交流主要通过电话。通常我会和音响平衡师在控制室里听一段余隆和乐队的排练，并在混音台上创建一个整体性的平衡模块，可能会将某支麦克风的距离进行调整。一旦我满意了，我会要乐队试奏几分钟，最好是既有弱奏又有强音的段落。然后余隆进入控制室聆听效果是否满意。也许他想要更多的弦乐，更少的低频或混响，而一旦我们达成一致，录音便可以正式开始了。

余隆喜欢长时间不停顿的录音，他热衷于是营造出一种音乐会演出的氛围，而不是对技术的完美追求，表达是他的要义。他具备优秀指挥家们所拥有的一项重要天赋，就是能从观众所在的角度构建音响效果，而非仅仅从指挥台自己的位置。当我告诉他需要在音准、平衡感、合奏性方面作一些调整时，他通常会信任我，但也会提出，如果能获得比之前更佳的效果，是否有时间再来一遍。

在录音室与歌唱家一起录音是颇具挑战性的工作，因为歌手的嗓音会疲惫，而高难度的段落和高音通常需要重复，这尤其令歌唱家疲劳，而麦克风会放大这一切。余隆深谙于此，他会在录音期间告诉歌手如何分配精力和时间，先搞定那些容易的段落，然后毕其功于一役。事实上，这是他的一个特点——他是一个思考型的音乐家，能很好地理解其他音乐家。最近，在我们录制新作品时作曲家本人在场，我看到他在作曲家和自己的演奏观念之间寻求平衡以及可行性。余隆对中国现当代作曲家了如指掌，推广其中的一些作品成为了他的使命。

我们的交谈很有趣！他似乎认识所有人，总有一些好玩的故事和笑话，当我们在一起时，余隆总是非常放松，尽管我知道他格外繁忙。他的每一分钟似乎都计划着会议、彩排、巡演。他是一个非常有天赋和善良的人，我很高兴认识并与他合作。

妮基·川村

跨越三十年的缘分

我和余隆在1989年冬天相遇，那时我们都才二十多岁。

那是11月9日柏林墙被推倒后的第一天，晚上我们在从汉堡到柏林的末班列车上相遇。午夜时分，在行驶到东德某地时突然停车，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乘客们顿感忧虑，就突变的政治局势互相议论起来……我独自坐在餐车看书，余隆则坐在被一群人围拢另一张桌旁，之后我们开始聊天。彼时他是柏林艺术大学的学生，刚指挥完汉堡的一场音乐会，而我那阵则在一家歌剧院作见习生。

尽管我们当时都希望能在柏林再次见面，但不知何故未能如愿。余隆追寻他的指挥事业，而我也在为工作奔忙。某日我收到余隆的名片，那时他已是德国图林根地区苏尔市的首席指挥。

再次相遇已是15年后的2005年。当时，我受一家经纪公司邀请前往巴黎，他则正带领中国爱乐乐团在那里巡演。当听到余隆的名字时，我确信那一定是他，然而当看到他指挥时，我则有些犹豫了，因为他明显成熟了许多，容貌和学生时代大相径庭。为了能验明正身，我在音乐会后的招待会上径直走向他，当看到我时，他立刻认出我，并用德语说道：“你是妮基，我们在学生时代见过，你那时在柏林德意志歌剧院工作……”

又过了13年我们才再次取得联系。那是在德意志唱片公司成立120周年的新闻发布会，同时还宣布了DG将与余隆领导的上海交响乐团进行合作，包括即将在紫禁城太庙举行的一场庆典音乐会。在接连三次邂逅后，我们意识到真正的合作要开始了。那时我是DG唱片公司的市场总监，我们后来一起制作了几张专辑，其间我还造访过上海交响音乐厅，并见识到了他在乐团的那些可爱的同事们。

而最近一次见面是在纽约，余隆指挥纽约爱乐乐团带来了阿伦·齐格曼的清唱剧《上海！上海！》。这部作品的世界首演在2023年底由上海交响乐团完成，DG厂牌以数字和实体唱片形式发行，而纽约的现场录影则用于在最新推出流媒体平台STAGE+上播放。

在过去的35年里，我和余隆差不多每十年就会在不同地点、不同国家和大洲相遇。尽管从未长时间相处，但我们似乎有着某种不解之缘，并且都很乐于在这种能跨越东西方文化的音乐项目中携手合作。与余隆进行思想的碰撞并将其付诸实现是一种荣幸，因为他是一个热情、友好的人，还是全球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人物，始终在建立东西方文化间的桥梁。

谢谢你，亲爱的余隆，祝你在龙年的60岁生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