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与博雅教育

【世界教育之窗】

作者：戴晓光（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

近年来，国内多所大学都在古典学学科建设方面做出了不同程度的有益尝试，古典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界和人文学科建设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事实上，从其学科内涵及意义上看，古典学在人文学科中的确位置重要，因此其在西方大学的人文学科建制中长期普遍处于核心学科的地位。近年来，这一学科在国内获得更多关注，“博雅教育”在国内大学人文教育中的重要性也日渐凸显。

千年之久的学问实践

虽然古典学在我国当代教育体系中尚未普及，但在传统的中西方教育实践中，古典学是一种有着千年之久的学问实践。从当今中国学人的学问意识来说，古典学意味着以中外古代经典和古典精神为取向的学问旨趣，同时包含着对中国、西方、古代伊斯兰和古代印度等古代经典的研究，其中尤其以中国及西方的古典学问为首要内容。值得指出的是，古典学虽以“古典”为名，但并不单纯依据时间划分确立研究目标，其首先意味着一种古典学问的精神取向，并从这一视角出发对古今文明传统及历史政治现实得出深切的认识与判断。

因此，在中国建设古典学学科，既不是出于纯粹“好古”的超然理想，也并非出于文物整理与考据的单纯知识兴趣，既不是出于对西方学科体制的简单照搬，也不是以西方中心论的视野对中国文明多重审视。事实上，从古典学的角度来看待、研究中西人文学问，本质上源于一种中国学人对自身文明复兴的文明意识，这也正是古典学在博雅教育中能够发挥核心角色的关键所在。

从名称的角度，博雅教育也称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或自由之艺（liberal arts），自由教育虽然是来源于西方教育传统中的观念，但也具有就教育之本质而言的普遍性。在古希腊文明的源初语境中，“自由”指的并非人的自由放任，而是指从束缚中获得超越——亦即克服来自身体本能和功利目的等更低欲望的束缚和奴役，从而获得与“必然性”对称的“自由”。寻求灵魂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抹除和无视普通、日常的欲望，而是意味着在诸多欲望和目的之中寻求秩序。因此，自由教育，亦即博雅教育，本质上意味着一种对灵魂卓越性和真善美的追求，意味着人的灵魂潜质的全面伸展、升华与培养。

古典教育与文教制度

古典学的教育目标，与博雅教育具有一种精神上的高度契合。古典学的教育，旨在涵养渊懿文雅、刚健笃实、博学仁爱、明智切理的君子品质。也正是基于其学问旨趣和精神取向，古典教育与博雅教育一样，都具有一种超时间性的恒久价值，对于每个具体的“当代”而言，都值得成为教育实践中的珍贵环节。而且，无论是从博雅教育的历史实践来看，还是从其内涵本身来说，古典学都是博雅教育的点睛之笔。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的古典时代，国家或者政体都把对美德的寻求作为其主要目的和取向，并体现为以古典教育为核心的文教制度。对于“以德治国”为导向的政体来说，追求德性本身就成为政治的一种超越性目标。从政体取向来说，德性政体将自身理解为一种作为文教制度的国家。德性政体本身意味着对好生活的寻求和塑造，首先是因为国家通过文教实践为人的灵魂打开了一条超越人世的精神通道，而经史经典与古典教育则恰恰为这一精神通道构建了底层的根基和框架。对经典的学习能够将人塑造成精神有力的担纲者，这也正是中西文明无不强调经典在文教制度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原因。

从现代国家的文教使命来看，古典学对博雅教育乃至教育制度本身的重要意义尤其值得关注。首先，博雅教育的起点在于陶冶心灵的质地，而古典学对君子人格和美好性情的培养恰恰切中了博雅教育的这一核心旨趣。在现代大学制度中，由具体的人文社科和理工科专业所进行的专业化人才培养对于国家与社会发展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不过，博雅教育之所以在教育体系中尤为珍贵，原因则在于，对于学生心灵质地的涵养本身应当位于比专业培养更为深层的根基地位。从学科根源来说，现今的诸多实用学科追从的是现代理性主义的启蒙哲学传统，将人的心灵还原为纯粹理性，并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规划知识训练的系统实践。但相比之下，古典学从来就具有以心灵质地为教育出发点的深厚传统。中国古典教育传统强调“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终究是因为，学问虽然应当臻于高远明达之境，但首先需要由每一个具体的求学之人来呈现。没有具体的、以向学之心涵养心性的君子人格，就无法成为现实中家国事业的担当者。这种人的心灵与“天道”或者“善之理念”的连接，就是“开学养正，昭明有融”的文质相济的心性成长的过程。倘若学问的人格化身没能在每个具体的心灵中呈现出来，经典教育亦将沦为口耳记诵之学，从教育通往城邦品德共同体的通道也将壅蔽阻塞。在希腊古典传统中，亚里士多德始终强调理智德性要以伦理德性为基础，其理由也同样在于，倘若没有体现在人世共同体中的勇敢、慷慨、节制、公正的伦理品格，对智性的追求也就失去了人格上的基底。

古典学的教育是对心性质地的雕琢。在儒家经典《礼记·经解》中，孔子提出，“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孔子关于六经文教影响的这段评述，不仅指出了经典教育对具体个人性情的塑造，更是指出了经典教育对民族整体精神气质的陶铸作用。因为，倘若没有心性质地本身作为教育的基础，无论温柔敦厚的诚朴气质，疏通知远的历史智慧，还是洁静精微的明哲析理，属辞比事的练达明察，都无法在具体的生命机体中鲜活地生发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唯有经历了长达千年之久的文教实践所筛选、确立下来的经典体系，才能够在每一代青年蕴含着无限文明潜质的心灵田地中，耕耘出绵延不绝的文明结果。如今，实用技术学科在教育制度中的重要性日益增长，不可否认理性化、专业化技能对于社会经济运行与个人职业发展具有根本必要性。但是，对涵养心灵品质的专注，包含古典学教育在内的博雅教育的发展更值得关注，因为它是呼应青年学生心灵成长需求的重要渠道，能为涵养青年学生的心灵质地注入人文教养的活力。

思想交汇与文明定位

在中西方思想深度交汇的当代文明处境下，古典学将为博雅教育提供辨识思想脉络的明晰视野。原因在于，古典学的学科精神在本质上蕴含着文明体探寻、确立自身思想定位的精神尝试。在长远的文明历程中，中国文明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对自身文明传统的梳理与分辨，并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总结与再认识中创新和推进。从《庄子·天下篇》对古典道术源流的总结，到《论六家要旨》对诸子学问的梳理，从《汉书·艺文志》对先秦典籍与学术流派的厘清，到《四库总目提要》对历朝经史著述和思想的系统整理，中国历代古典学者对文明发展中的思想源流的辨识与梳理，早已源源不断地汇入了中华文明的思想经脉。

自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文明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强势挑战，如何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实现民族自立自强，已经在文明先辈的卓绝努力中获得推进。不过，如何深入全面、自信、开明地认识西方，如何在纷纭迭出、争论不已的思想场域中辨识方向，仍然是当代思想界和教育界持续面临的命题，这一命题也与每位当代青年学生的自我精神定位密切相关。

在此意义上，在当代大学的博雅教育中，深刻理解青年学子在当下文化场域中的智识处境，并帮助其获得精神定位的思想坐标，古典学的学问意识能够发挥难以替代的作用。毕竟，当代中国对西方文明的认识若要获得纵深推进，就必须在深入了解西方古典文明根脉的前提下理解西方现代思想的精神变迁。从古典学的视角来说，为了在明辨西学源流的基础上对西方传统进行分辨、筛选和创造性吸纳，客观上要求中国学人将剖析西方思想的思考尺度从“中西之争”深化为“古今之争”。

为学通古今开拓新的人文视野

用古今之争的视野判定西方思想之所以对于中国学人具有根本意义，本质上是因为，与中国文明传统在政治形态和思想形态上基本稳定的格局不同，西方文明由于历史上始终难以化解的秩序难题，其不仅在政体形态上呈现为反复的变迁和激烈的重塑，而且在思想传统和精神取向上也经历着多次根本的转型。正是为了应对紧迫、现实的政教危机而不断采取的激进的文明转向，才塑造了现代西方的特殊文明形态。在此意义上，并不存在始终同一的西方思想传统，西方现代文明在本质上产生于对以“雅典与耶路撒冷”为标志的两希文明传统的激进断裂。因此，从绝对国家的政体思想到自由共和制的平等观念，从近代启蒙的自然权利主张到当代的激进民主制思潮，众多西方主流价值观念都肇始于在告别古代德性政制理想的前提下所开启的世俗现代性进程。例如，正是为了摆脱目的宇宙论和神圣秩序观，才导致作为理性主体的“自我”成为重新定义人性的现代起点，由此出发的智性启蒙和自然权利观念才成为推进现代世界变革的观念根源。正是从摆脱灵魂和政治目的论的“现实主义”起点出发，古典德性政体的观念才在从绝对王权国家的“国家理由”观念到自由共和制的普遍民主观念的变迁中被逐步取代。由此可见，诸多曾经被定义为“普适观念”的现代价值，本身首先是西方近代国家对自身文明机体进行精神改造后的特殊实践结果。那么，为了避免不加分辨地接受具有强势影响力的西方观念，中国学界就有必要对这些观念背后的精神基底加以重新考察。

在此意义上，以“古今之争”的问题意识审断西方传统，对西方文明中差异分明的不同阶段及其各自的精神取向建立起明晰的认识大有裨益。这种认识不仅能够让我们避免不加分辨地混同和吸纳西方思想，也能够使我们免于通过依傍特定西方现代观念的方式重解或者重构自身的文明传统。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公允的心态和求真的态度，本身就是中国古典学问以慎思明辨的态度面对不同思想传统时应有的精神取向。从这个角度说，从古典学的视域出发对文明传统的深入理解和准确分辨，也恰恰是中国学人在博雅教育中需要复兴的人文视野。

总结起来，如果将博雅教育放到文明意识复兴的视角来看待，那么可以发现，无论是从心灵质地的培育，还是从精神视野的澄明来看，博雅教育都意味着回归大学人文教育的本质——培养具有文明视野的君子人格。这也正是古典学这门学问从其古典时期便沿承下来的基本精神。事实上，正如《论语》结尾章节的深切教诲所言——“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古典学的研习始于对良好性情质地的体认，拓展于明达通融的精神视野的展开，但最终将上升为对国家与民族事业的文明担当的使命感。由这种古典学视野所推动的博雅教育，因此值得成为大学人文教养的有力基础。

《光明日报》（2024年12月12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