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研究生培养的联想 | 我博导生涯的余音

文 | 朱荣林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区域规划咨询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上海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导，嘉兴发展规划院名誉院长。

我以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和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课程)导师的经历撰写此文，所悟“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思路在于博”之心得，旨在淺析当下，意在求证未来。

图一，我国博士研究生的毕业典礼

我国《史记·循吏列传》有：“公仪休者，鲁博士也。”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说：“博士，秦官。掌通古今。”这些记载表明，博士一词在我国战国时期已经出现，最初是对博学之士的尊称。博士在中国古代曾被指专攻某一知识或教授经典的官方名称。秦朝有诸子、诗赋博士，汉朝有五经博士。唐代有太学博士、太学医学博士和法学博士，他们都是教授级官员。

明清时期，这一官职仍然确立，但略有差异。现代博士研究生，即攻读某学科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简称博士生，是研究生学位中最高的等级，一旦经过论文答辩等严格筛选程序后获得博士学位的学子，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博士。

鉴于博士生教育在我国人才培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因此关注其产出的效率和质量，对于高校弯道赶超世界列强，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面对呈几何级数增长的知识海洋，博士研究生短短几年研究生涯的使命，与其说是为积累知识內涵，倒不如说是为制订一份汲取人类已知知识积累和探寻未知知识领域的规划“纲要”。

换言之，以沦海一栗的已知知识，去涉略无穷的未知领域时，博士学们应当“博”在探索知识的方法和路径上，而非“博”在已有知知识的积累上。因为，科技发展到今天，我们看到的世界，仅仅是整个世界的5%。

这和1000年之前人类不知道有空气，还以为天圆地方的时代相比，当今的未知领域多到难以想像之地步。有鉴于此，具有前瞻理念和探知能力的发达国家，其教育方向早已从传授已知知识为主，悄然地转向了对未知领域的探索上来，进而引发中国学界瞠目结舌而飞短流长，误以为西方教师在不务正业，“脱离课本(已知知识)而东拉西址”。

其实，西方课堂先于中国一步，讲课的重点早已不在向学子灌输已知知识，而在传授求知未知知识的方法和门道。对于这一颠覆“三观”的趋势，作为民族未来的精英，必须看到，更应看懂。

图二，作者授课时在与学生互动

宋 黄庭坚诗云：“四顾山光接水山。凭栏十里芰荷香。清风明月无人管，并作南楼一味凉。”诗句描绘的应是一切求知学子，包括博士研究生们静思学问的氛围。成功培养国学大师的民国“西南联大”，看重的就是学生对自主时间的追求，原因是在校生必须在充裕的时间里去体验和沉思，才能自由地发展其心智能力，即想象力和创造力。

无怪乎，在希腊文中“学校“一词的意思是“闲暇”；在哲学大师卢梭眼中学生最好的学习环境是"自由时间和好老师”；在林语堂心目中，理想大学应是一班非凡人格的“吃饭所"，意指它既是西席高第们，也是芸芸学子们的静思养性之地。古罗马著名政治家、哲学家、演说家西塞罗更是直言不讳：“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摆脱现实的奴役，而非去适应现实。”

35位美国大学教授曾惊讶地发现：”没有自己的观点“是中国学生的突出问题！深刻影响过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执笔的哲学大师卢梭的独到见解，銓释了这35位美国教授的疑惑，他说：“最好的教育就是无所作为的教育：学生看不到教育的发生，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他们的心灵，邦助他们发挥了潜能。这才是天底下最好的教育。”

慧心之语出自心，而高于行。大师们的心声正是反思我国那种风卷残云般“填鸭式"应试教育的殷鉴。有道是，当你走上不一样的道路后，才能看到与別人不一样的风景。时任温家宝总理曾扼腕叹息：“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学生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

从某种意义上判断，民国大师身上展现的知识结构，是一种宽度与深度互为映衬的绝配。他们的气度源自于对事物广度的认知，而其睿智却来自于对事物深度的把握。知识深度的开拓力源自基于知识宽度的雄略，原因在于，人为划分的知识领域，其彼此切割的界面是模糊的，并非人们想象那样地壁叠分明。

以我个人体验所得，作为一名经济学学者，我如此关注哲学，关注文化，关注社会，甚至关注军事理论，其初衷均源自于此。正是这种知识和思维的交融，曾经使我对国土空间规划的思考突破了传统的物理空间，走向了文化空间、产业空间、生态空间和伦理空间。而这种见地，对于当今毕业于城市规划专业的高级学子而言，都是必然会面对的业务境界。

引领我跨领域求知的启蒙大师是胡适，对后人有隔代传世的感染力足见其功底是常人难于望其项背的。胡适先生的第一个博士学位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的，专攻哲学，毕业论文令当年的导师刮目。

哲学的高远博大是人类的共识，冥冥之中，我于30年之前第一次受聘大学教授的正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系，它的影响所及是我毕生的抱负。因此，我很能理解胡适先生首获此学位，对于开启他学术人生之先河所具有的里程碑意义。之后的日子里，他获取的包括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等35个博士学位，无不彰显一发不可收之势。

这种多学科的背景使胡适能够在不同领域中取得开拓性的成就，并又能从宽阔而又丰厚的视野，一剑封喉地审视并直指极其复杂社会难题的本源。由此浓缩的“胡氏”系列历史性箴言，代际接力地振聋发聩过华夏的大江南北和长城內外。

图三，作者(前)与前來探望自己的上海交大毕业的博士研究生

我国正式实行博士研究生学位制，是始于1981年1月1日。博士研究生根据不同领域需要，分为学术型和专业型两类，旨在分别为囯家的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提供后备人材。国内外对我国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多寡的评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我看来，评价一个国家博士研究生招生名额与总人口占比分析时，不能离开两大国情：

一是要考虑国民教育的总体水平高低，即人均受教育年限。这个数据既是反映了一国人口整体的受教育程度，又体现了公民整体文化素养，博士生作为规模性的群体不可能孤悬于“文化沙漠”之上。

二是要考虑失学儿童的占比，它体现了一个国家义务制教育的水平和程度。通常说来，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对总人口的占比，与国家人均受教育年限成正相关，而与儿童失学率成负相关。离开国情，从博士生招生规模与总人口的简单占比，去评估不同国情条件下招生规模的合理性，具有不可比性，其所得结论难免失之偏颇。

近几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呈现的扩张态势，其客观评估的结论也不可能来自于这一国情之外。另从毕业生就业形势的总体状况判断，也是对招生规模评估的注脚。我国博士生毕业就业态势远好些本科毕业生，但也潜藏着结构性的供求失衡，这既有国家教育平台与产业平台缺失联动机制之故，也有教育扩张的功利主义动因所致。

历史证明，职场的抱负决定社交动机。当高端人才面临择业时，若只为薪资高低而非学以致用步入社交圈子时，彰显的是一种智力错配的悲哀。因为，据统计显示，为个人图利的社交中99%是无效的，它只是在为等因奉此的应约在“埋单”。

事实胜于雄辩，高学历者唯有独处自强、为事业舖垫才是社交角逐的本色。况且，一位苟且于为生计周旋的精英学子，很难在国家危亡之时为社稷蹈火，更难在庶民蒙难之际为苍生赴汤。要知道，终生报国济世的胡适大师谢世后遗物清理时的财产统计显示，除精神财富书藉之外，这位名声显赫大师的全部物质遗产仅存35元美金。不难看出，智商决定价值观，事业“三观”时刻决定着财富“三观”。历史的殷鉴，无不如是。

哲学大师康德说过 ：“我们所认识的世界，是能够被我们认识的世界，但不是世界本身。"

当今中国博士研究生培养规模与毕业生质量的偏差，既受制于导师的学术视野，也与部份导师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不无关系。因此，博士生总体现状铸成的责任并不全在于研究生培养制度本身的设计，还在于其外部因素：

一是经济发展的“增量管理”取代“效益管理”的倾向开始泛化，逐步渗透到了教育领域、科技领域，直至文化领域，教育管理出现低效是合乎逻辑的结果。

二是商业化的价值取向通过介质传导，驱使导师队伍出现了功利主义者。我国有一著名高校出现过导师不识自己学生的笑料，便是招而不教，教而不导的见证。

三是博士生学習环境的异化，浮躁心理渐起，知识积累路径开始追求短程化，研究态度有崇尚玄学倾向。博士生一旦专注于眼鼻之下的“一亩三分地”，只见自家门前雪，不问他人瓦上霜，其积弊之后果，正中伟大诗人但丁关于“人生不售来回票”的忠告。

美国名校《麻省理工学院》先后为人类培养出87位诺贝尔奖得主，虽声名鹊起，依然谦称"学院"，这与我国蜂起的争相更名“大学”之风相背道。在麻省理工看来，学校地位高低不在校牌的厚薄，而在内涵的深浅。当人们问及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缘何要开设几千门选修课时，校长的回答令人们恍然：为的是让学生能往返于几千棵大树的林子，最终找到自己的那棵“树”，尔后又能自如地走出林子而不迷途。

这里讲的“林子”与“自己的树”之关系，便是指知识宽度与知识深度的关系。学生时代的这种关系是构筑在大学的“小林子里”，若你不熟悉林子的经纬，学生就难于锁定自己那棵树的坐标。当学生毕业走上岗位后面临的是社会“大林子”，那是一座更为浩瀚的树林，他们必须以广博的知识积累去博奕社会，方能展示自己才识和踐行自己的承诺。

图四，作者在研究社会资料

为不断地顺应人才培养的规律性趋势，发达国家高校将学校的改革和创新，视作自身发展的一项常态性工作，而非运动式的突击任务。英国出版的《管理学习中的大学》一书，其讲的“学习中的大学”，就是指大学自身的不断地改革和创新。

他们认定，科学领域会不断地涌现新的发现和价值观，并持续地对传统知识提出质疑和挑战，而成长于求知过程中的学生也将随之不断地变更学习方式和内容，其中尤以博士研究生的教育为最。

如前所述，博士研究生的功力源自导师队伍的水准及其学术载体的大学。历史上大凡一所成功的大学，并不是靠大楼，而是靠大师造就的。历代真正学贯古今的大师主要有两个去处：

一是在图书馆的书架上，

二是在高等学府的讲台上。

但是，大师们的聚集又与一校之首的睿智、敬业和执着的素养有缘分。作为高校的决策首脑，其主要职能除锁定战略目标之外，便是化缘募资，延揽人才，建立起鹤立鸡群的人才高地。历史证明，成功往往并不一定得手于起点，而在于转折点的抉择。

我希冀以博士生教育管理创新为契机，开启我国大学崇德尚贤、尊才重器的校园文化之先河，以求率风气之先重塑我国经典教育体系，使人格养成教育与专业技术教育有机融合，彻底摆脫极端功利主义和精致利己主义顽疾对我国学子的桎梏！

我从切身体会感知，有涉博士研究生培养制度的完善，既非我之职权，更非我之所能。作为博导的我只能在权限之內、能力之中，去认真把握自己每年考研达标学生的遴选。我将自己的博士研究生录取之前的面试，作为遴选的平台，平台的顺序设计折射我培养博士研究生思路的“三观”。

当一批成绩入围的学生，接到面试通知端坐于我与助手们前面时，我眼中的考分高低的学生与面试取舍的学生之间已无必然联系。换言之，我以为，博士生考研被我录取的流程须经两道考试：笫一考是全校笔试统考，入围者才有资格进入第二轮面考，面考对于我而言决非形式，而是必须，面试合格者才是对入学资格的“最终认定”。

据对面试意义的特殊解读，我将面试内容銓釋成考“三天”：即面考先天、后天和今天。

一是考“先天”，旨在尽量避免“近亲衰退”对所选考生智力的影响度。“先天”影响的依据源于数据采样，即父母藉贯地的空间距离对考生智力产生的生理影响。

二是考“后天”，在同等条件的考生中我尽量物色来自名牌高校的本科学历者。因为，本科是全学历培养体系中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其训练的规范、严格和扎实的程度决定着研究生阶段的求知效率。

三是考“今天”，考生接受面试是师生关系正式确立之前的首次专业知识的“预交流”，旨在获取未来学生的专业兴趣、专业抱负，专业意识和专业能力，从而有利于我有针对性地制定培养计划的预案。

当我的博士研究生日以继夜地沉浸于青灯寒窗之苦读时，我脑中中不时会浮现出民国大师们的高大形象来。无博士之衔却有“教授的教授”之誉的陈寅恪大师，其短短500字的家书被胡适大师认定为胜过自己36个博士头衔内秀之证，又被梁启超大师称之为盖过自己等身著作的知性。

大师们之间如此宽宏之胸和慧眼之力，源自其学术为真、事业为公的海量和人表。这在华夏古人和来者之中，堪谓一马绝尘了。爱因斯坦曾将作为认知世界和人类自身、及其人与世界相关性学问的佛教，视为科学的终极归宿。

事实上，佛教所揭示的宇宙本质和相对论的发现是相通的，这一殊途同归的认知，从一个重要的侧面证明了知识的广度与深度之同源。无怪乎，科学巨匠爱因斯坦晚年会向人类发出最后呼号：“教育，就是人们将学校里学到的东西都忘了之后，剩下的才是教肓。”换言之，在校时学生学到的还不是教育本身，悟到的才是。

从人类生命周期的百年史观分析，许多结论似有鱼与熊掌之惑，但从历史巨轮的痕迹研判，人类的积累大可超越生命周期，既无形而又无极地在传承。学者学术传承的载体有二：一是作品，二是学子。

图五，作者(站立者)在上海交通大学与《上海市高级金融学院》的研究生交谈人生

例如，一件有价值的书画，本身就是作者精神生命的延续，任由才华学子传宗接代。大画家黄公望，82岁开始作画《富春山居图》，四年成画谢世于86岁。然而，86岁正是这位画家厚积薄发、博蓄深为的转折高点，即从有纪年的物质生命体转向了无纪年的精神生命体。

《富春山居图》就是黄公望，黄公望就是《富春山居图》的共识，时间维度上从元代一直维系至今，已届670年之久；空间维度从富春江波及北京，以至台北，直至世界，有万里之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