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观点】姜锋：浅论区域国别学的功能与建设路径

随着第一批学位点的设立，我国区域国别学交叉学科进入了机制性建设和发挥作用的阶段。上海外国语大学原党委书记、研究员姜锋撰文围绕区域国别学交叉学科的内涵、外延及建设路径展开探讨，提出要通过优化课程体系、推动实务决策服务等方式，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文章为我国区域国别学交叉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思考与现实建议。

本文经作者授权转发。原文刊发于《国际观察》2024年第4期，文中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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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区域国别学学科的内涵、外延、功能和建设，各方展开了广泛讨论和深入论证，学界的基本共识与政策层面的总体要求比较集中地呈现在国务院学位办和教育部发布的两个文件中：一是教育部2022年9月发布的新版《研究生教育学科目录(2022年)》，二是2024年初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随着第一批学位点的设立，我国区域国别学交叉学科就进入了机制性建设和发挥作用的阶段，上述两个文件是学科建设发展的出发点。本文围绕区域国别学的功能和路径对学科点如何建设做简要讨论。

一、区域国别学交叉学科建设的基本内涵与功能

学界的基本共识是区域国别学作为交叉学科具有很强的战略性、综合性和集成性特点，是一门围绕国家战略发展和战略传播需求，服务中国与世界各区域和国家互动、服务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以全球各区域各国家即外部世界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趋势和相互关联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发挥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和知识之长，通过对对象国家和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对外关系等领域进行综合性、专题性和比较性研究，在应用和积累的基础上，形成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方法体系、培养体系和服务体系。支撑整个学科体系的主干领域是区域国别学的理论与方法，对目标国家和区域的综合研究、专题研究和比较研究，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研究以及全球和区域治理研究等。

与欧美等多数国家区域国别学偏于地缘政治的内涵理解不同，中国区域国别学二级学科中设立了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它有别于欧美区域国别研究的创建和发展是为了满足殖民扩张与帝国霸权需求这一历史事实，体现出了中国对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和价值追求。在学理上，彭树智提出的“文明交往论”和“文明自觉论”，阐述了当代中国对国与国关系“由对立、对抗走向合作与对话”的理想，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世界大同的理念。出于这一考虑，教育部发布的相关文件中，“区域国别学”的英文翻译没有采用学界习惯使用的源自美国战略和情报部门在20世纪50年代推动的概念“Area Studies”，而是创译英文为“Countryand Region Studies”。这一“创译”和“正名”经过法学和翻译界多位专家的反复论证，得到较为一致的认可，最终体现在政策文本中。

有学者担忧政策文件规定的区域国别学只在经济学、法学、文学和历史学范围内交叉是否太少的问题，或者担忧区域国别学学科边界不够清晰的问题会影响其发展路径。客观地看，上述四大学科门类包含14个一级学科及90多个二级学科，诸如法学门类就包括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公安学等6个一级学科，其中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又设有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等8个二级学科。这些学科资源为区域国别学交叉发展提供了很大空间。此外，2024年《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还提及了区域国别学与更多学科如教育学、民族学、地理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交叉的可能性。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对特定国家和地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能够让现有各学科发挥所长，共同聚焦于某区域、某国别，形成多学科的研究合力，发展集成出新的知识，构建中国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实现区域国别学的功能。这一知识体系应有的整体性不应被学科特殊性所分裂。约翰斯顿(R.J.Johnston)认为，“把知识分解为各种学科是人为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武断的”。这一点值得学界在讨论学科内涵和外延时充分关注。学界越来越普遍的共识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知识本身是整体的，学科分野不是为限制人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知，而是为深入、精确和系统探索提供理论和方法指引。过度学科化思维将导致认知孤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过于学科化的建设可能使区域国别学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各相关学科各自为战，难成合力，无法获得关于国别区域的整体知识，或是处于孤军奋战的境地，一个学科点看似包含了多个学科，自成一家，但最终难以走出以往区域国别研究“小而散”的窘境，获得的国别区域知识也可能支离破碎。学科是否有生命力取决于其解决现实问题的作用，对于区域国别学而言首先是其支撑决策、培养人才的贡献度。

二、区域国别学交叉学科建设

需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古今中外，区域国别研究已经有很长的传统，但把区域国别研究、相应的人才培养和服务决策统合一起作为系统的学科来建设促进，是近现代发端于欧洲，兴盛于二战之后的美国，其历史并不太长。其中，系统的、跨学科的人才培养是标志性的特征之一。

建设好我国区域国别学需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配置高水平的师资和建设高质量的课程体系是基础，目标是培养有坚定政治定力的“国别通、区域通和领域通”的人才。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提出，课程表是关键。一张课程表展现出来的是学科点人才培养的目标、路径和支撑系统，从中可以看得出是否为此实现了各相关学科的内容交叉，各相关学科的师资是否实现了人员交叉，培养过程是否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学生的田野工作能力是否得到充分训练，培养目标是否能够实现“国别通、区域通、领域通”。交叉学科的专业课程要在经济学、法学、历史学和文学等“母学科”中有所侧重，确立专长，使学生能够“一专多长”，避免泛而不精，博而无长。实现“一专多长”，需要各学科点统筹谋划，突出各自的特色和优势。

以文学学科门类为例。文学是区域国别学的母学科之一，其下设一级学科外国语言文学、中国语言文学和新闻传播学的理论、方法和知识对研究国别和区域有重要价值。从认识论和知识论的角度看，语言文字具有描述和建构功能，人类以此认识已有现象，预测未来事件，由此产生定义现在和叙事未来的行为。人对客观物质现象的认知、对主观精神活动的感受、人的认知过程和知识世界均在语言中形成和存在。从区域国别学角度看，语言就是嵌入到对象国家和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中的符号;掌握其语言，就等于获得解读这些符号的密码，打开了进入研究对象的大门。在语言教学实践中，外语学习就要在听、说、读、写、译的传统交际工具式教学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把相关语言学习与它承载的内容与意义融合在一起进行，让语言成为观察和感受研究对象的学术资源，成为与研究对象建立起密切互动关系的社会资源。通俗一些说，区域国别学框架内的外语教学不再是主要教授听说读写译的语言工具课，而是要与专业课的内容密切结合，植入外语、外国和外交应用场景和知识背景，使培养出的人才能够用相通的语言展开专业交流，做到“听得懂、说得清、谈得来、写得出”，成为“精语言、通国别、会专业”的区域国别人才。这意味着，在外语课中融入区域国别学专业内容，以及在专业课程中借助语言功能，将使语言的交际功能、学术功能和社会功能统一起来，呈现出区域国别学课程体系的显著特色。语言类高校建设区域国别学可尝试从“区域国别学语言学派”的角度系统规划，办出自己的特色，为国别研究、国际传播和相应人才培养做出特色贡献。

从文学门类拓展到其他“母学科”，是否可以设想有区域国别学的“经济学派”“法学派”“历史学派”？我认为是可以的。各学科点应做出尝试，在建设区域国别学学科中创立各自的特色，达到培养“一专多长”人才的目标。

三、区域国别学交叉学科需要有

服务实务决策的意识和能力

与我国学科体系内现有的一些传统学科建设显著不同的是，区域国别学既要解决学科问题，又要及时、准确、有效地回应政策层的决策需要。因此，推动学科建设和发挥学科决策作用相伴而生，一并成长，是这一学科发展的显著特点和基本任务。与以往学科建设不同之处还在于，区域国别学建设需要综合配置资源，综合协调资源，形成合力，后者甚至更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科建设效果。这意味着区域国别学建设从一开始就要在学科点内有序推进人才培养、决策服务、机构建设和制度健全等诸项工作，各相关学科、院系所，各行政环节和机构要密切协同；在学科点外，要有效建立与实务部门的制度性沟通与协作渠道，以实务决策需求为导向，推动学科的基础和应用研究，以及在此过程中培养人才。在学科交叉、院系所协同、跨机构协作基础上建立这样一个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与决策服务“三位一体”的架构，是构成区域国别学学科功能结构的核心之所在，是建设好这一新设学科的基础。这需要学科点所在学校有效地协调各方，鼎力推进。这是学科创建和有效运营的关键，考验着学科建设运行单位的整体资源调配能力和效率。若在这一点上缺位，尤其是若不形成学科建设的管理实体，学科建设就很难落到实处。同时，交叉学科的特点又要求区域国别学的实体是一个开放和集成的平台，使校内相关学科和院系组织区域国别研究和人才培养成为可能。一方面，学科点和决策组织者要领会悟透区域国别学建设的目标要求和指标国路径，对照政策文本的要求施策是迫切需要做的功课；另一方面，具体实施者也要勤于通报，主动沟通，让决策者和协作者及时了解情况，共同推动工作。

区域国别学作为交叉学科兼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决策服务，具有鲜明的基础性、政策性、应用性和组织性，这与传统上基于学科本位的高校人文社科自主科研活动方式有较大不同，需要管理者和参与者改变理念、创新机制。对研究者而言，学科性研究和决策性研究有很大区别，各有不同的研究范式：学科研究要说理，得出的结论需要逻辑自洽、自圆其说，是长周期的基础研究；决策性研究要说事，把事说清、说准，所提建议要基于事实逻辑，是“短平快”的时效性的应用研究。区域国别学者还要从事时事性应用研究，及时准确向公众提供各国各地区正在发生的事件的信息和分析观点，为培养大国公民的家国情怀和全球视野提供服务。当然，两种研究相互关联着，没有扎实的基础研究，就无法开展有效、可信的应用研究；没有长期积累，很难形成对特定国家与区域的系统知识积累，很难在众多事件中把握本质，看到趋势，准确地说明事件、展望趋势、提出建议。优秀的区域国别学者应是二者兼通，擅于在研究的团队中取长补短，自觉地在问题中确定主题，有组织地开展协同和集成研究。两种科研活动需要有区别的科研能力、成果评估和激励体系，这对当前以传统学科研究为主的管理体系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建设好区域国别学需要各学科点和各相关高校协同合作，共同发展，形成高水平的全国性区域国别学学术共同体。在这方面，北京、上海都有著名的智库可以依托。比如，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是有重要影响力的区域国别学重镇，经常有外国领导和著名学者造访该院，开展交流。为更好、更大范围地发挥“国际交流资源”，国研院每有重要来访，均邀请上海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参与其中，一起与外国专家深入地讨论交流，开展二轨外交，为上海地区区域国别研究营造了珍贵的协同环境。上海国研院模式既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使外国政要或专家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也为更多区域国别学者创造了在地“田野研究”的机会。这一模式也说明田野研究既可以在对象区域和国家进行，也能够在“自家门口”开展，利用与各类来访、留学、工作的国际人士交流合作的机会开展区域国别研究。

作为交叉学科的区域国别学建设刚刚起步，其内涵与功能路径需要在建设中不断探索、完善。本文挂一漏万，供参考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