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 题】宁宗一｜智者达老——跟随王达津先生四十五年

南开大学王达津先生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王达津先生从北大调到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

1952年暑假后，为集中管理，南开取消了三院制(即文学院、财经学院、理工学院)，把全部师生统一集中于八里台的南院，即原来的理工学院。

当时的中文系在主任李何林先生的领导下，教学体系、教学秩序和课程安排已逐步走向完善。在中文系的课程中，重头戏是中国文学史。

因为我们已经是三年级学生，文学史课程要上三个学期，所以这门课程要跟着跨入四年级的第一个学期，而且学时所占比重极大，每周八节课。因此，每个学生都明白中国文学史在文学专业课程中的分量。

但那时，中国文学史课程还没有正式的教材，甚至像后来部颁的文学史教学大纲也还没个影子。于是，在李何林先生的指导下，由古典文学教研室具体按照每位老师的所长，再按诗、文、小说、戏剧、文论等文体划分安排教学。

当时达津先生分讲散文。他从先秦、两汉一直讲到唐宋元明。虽然他的课要在各段文学史中穿插进行，可是从总的学时来说，他讲得最多，讲的时间也最长。

一年多下来，他把中国散文发展史梳理得清消楚楚。更重要的是，由于他的课时多，我们接触他的时间也就多了很多，达津先生平易近人、开朗幽默，更增添了我们对他的儿分亲近感，于是引发了后来对达津先生称谓的变化。

一次达津先生给我们讲《左传·宋之故》，在解释“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时，达津先生为了讲解得形象、生动，调皮地指着自己的花白头发说:“我这个头发就是二毛。"一句话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其实达津先生当时刚刚近入不惑之年。那时我在班上岁数比较小，又调皮，竟然从先生的“形象化”教学比喻中，引发了改王先生的称谓为“达老”的念头。

把一位四十来岁的老师称为“老”，确实不伦，因为当时学界的范文，郭沫若和政界的徐特立、谢觉哉，他们的年龄或近花甲或逾吉稀，目在学界、政界有威望所以才被称之为"老”。

而达津先生那时还只是一位处于壮年的老师，这一颇带调侃意味的敬称，竟在同学中传开了，而达津先生知道了也未介意，颇有欣然接受之意。

于是“达老”的尊称，就被我们从当学生时一直叫到先生仙逝。乃至今天我们追思先生时，还是尊称达老。

达老谢世时享年八十有所以称先生为达老，算是名实相符了。不过，达老从中年到耄耋老人，一直这样被人尊称，可能在南开中文系还是第一人。

其实，称这津先生为“达老”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

一般在学界，被称为“老”并不仅以年龄为唯一标准，更多地在这尊称中含有对这位老师的道德文章即人格与学问的钦与称许。

达老在我心中绝对是一位饱学之主，这不仅仅因为我很早就了解达老年轻时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当研究生时就和南开历史系著名教授王玉哲先生一起师从唐兰先生，而且从我们的具体印象到总体感受都证实了这一点。

大三时达老讲到两汉散文时选了王褒的《僮约》，又在讲唐宋散文时选了韩愈的《圬者王承福传》。

当时我们没觉得奇怪，更不会了解达老选文的深意，先生讲什么，我们就听什么、记什么。

达老非常看重这两篇文章，他不仅疏解了文字，提纲挈领地分析了作品的题旨，而且还组织了两次课堂讨论。

经历过上世五十年代初的朋友都还记得，当时全国高校教学都在积极热烈地学习苏联的教学法，而教学环节中就有一种叫“希明纳尔”的活动。

“希明纳尔”即课堂讨论也。达老在前后组织这两篇重点课文讨论时，都要求我们写出详细的发言提纲，所以在课堂讨论时、同学们发言踊跃，各抒己见。

当时，我也有一段很长的发言。最后是达老针对同学争论的焦点，发表了他的意见。

而那时文艺理论界和教学研究中最热门的话题就是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关系问题，达老正是抓住了这个复杂的理论问题，两次用当时的新的文艺理论帮我们诠释《僮约》和《圬者王承福传》的认识价值，同时也深入阐述了作家世界观的矛盾。

记得达老在谈及《僮约》一文时，大致有这样的话:这篇赋体散文，表面似是游戏之作，它诙谐而有奇趣，其实在真切写出家奴便了的憨态形象时，表现了作家王褒内心的冲突，既有他阶级立场所决定的上下尊卑观念，又说出了统治者对奴隶的极尽苛刻之能事，那居高临下的调侃和奴隶的苦况形成了一个不谐和的矛盾体。

达老在重点总结《圬者王承福传》时，大致也是说作家韩愈既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封建意识，又通过王承福之口，真实地描绘了当时长安富贵人家的荣枯、贵贱无常的现实，即“多行可愧”“食焉而怠其事”的丑行。

这些话和当时的情景，我为什么记得如此真切，现在想来，就在于达老当时已经意识到必须以新的理论之矢去射作品实际之的，即理论结合实际。当然这也和当时文艺理论界正热烈探讨“形象大于思想”“作家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等问题有关。

但从达老方面来考虑，他真是用心良苦，当时我们在做学问上，还处在“浑浑”的阶段，全然不了解理论如何指导实践等诸多问题。

时至今日才明自，达老的"选材”不仅是严，而目是要通过选材这一环节去进行启发式教学、不仅他在思考，同时还帮助我们去思考。

而注重新的文艺基础理论和文艺思想的学习和实践，达老在中文系教师中也是站在前列的，这无疑对我们以后把文本解读和理论研究结合起来的思路起着不可代节的启蒙作用。

达老教学的最大特色是时有思想火花的迸发。

一个时期，有些同学和老师认为达老的讲课在语言表达上缺乏严密的逻辑性:但说句实话，我对达老的暂思春智和灵性始终属赞美一派。

达老讲课属跳跃式思维，他虽有讲稿在，但他的思维常富冲决讲稿的束缚，任他的思绪飞驰。而他的语言表述又往往跟不上他的思维的敏捷，于是，人们常听到的只是他思想火花的噼啪之声了。

达老讲课幽默、风趣，比喻奇绝，信手拈来。如果你仔细听，你会发现达老是一位善于“博喻”的文学程者。

他善用一连串五花八门的形象比喻来表达一种思想，一种事物的方方面面，而在其中又常突儿地冒出前人所未发的奇想，面那奇幻之想象往往又具有他自己那诗人般的认识特点。

我想，这可能就足“浮想联解”的绝妙注解吧!也正因为如此，达老的课很少有人云亦云的东西，用今天的话来说，即他讲课体现出他的学术个性，包括他的审美趣味，思维方式、角色特征等等:至今回想起达老的讲课风采，眼前浮现的仍是一位独立不羁、睿智聪颖、热情澎湃的诗化学者。

所以，从一个学生的角度来观照当时达老讲授文学史的境界，我想，是他善于用他屡屡进发的思想火花去激活他所进授的内容、义用生活中的感悟售去激活学生的思维。他抛弃了教书行式的果板的、偶化的叙述语言，急切地要用自己的灵、智二气夫感染学生，并引领学生去领略文学持美的精魂。

二

一晃到了1954年。

我毕业留校任教。机缘巧合，我被分配罚古典文学教研室当助教，当时我是教研室中唯一的青年教师二十二岁的我、除了用史系和外文系的中国文学通史的教学任务外、就是当“小跑”。“

“小跑”者，即教研室稳书也。那时全系R有两部电话，连系主任家都没有安电话，这样，系、室两级的事情都雯由我骑着自行车去转。

当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通知教研室井会。教研空会有三大内容:一是政治学习，二教研室会，三是业务理论学习。政治学习由支部的党员主持:教研室测会由孟志孙先生主持;业务理论学习，由于主要是学文艺理论所以就由我这个小稳书代特孟先生主持了。

当时的业务理论学习其实毅是学苏联的文艺理论，而又以《苏联文艺理论小译从)为主要参考。

讨论学习的时间最长也最热烈的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另外就是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关系的问题。

达老是会上发言的积极分子。他思维活跃，最喜欢提出自己的意见，往往能打开理论的另一个层面:智慧和智性的表达。他掌握的文学史资料丰富，又对古今中外的文艺理论很熟稔，于是，他的发言总会引起更加热烈的讨论。

现在印象最深的是讨论古代具有“革命性”"民主性”的作品是术是当时的上层建筑的问题、达老坚持古代具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文学作品，如《水浒传》《窦娥冤》等，是“未来上层建筑的萌芽”。

此说的提出，竟引起一个学期的争论，直到我读了维诺格拉道夫的论文以后，才知道达老是“赢家”。

再有就是学术界的那个大事件:

郭沫若先生发起的“为曹操“翻案”一事震动和波及了文史两家。华粹深先生和我“翻案”。也参加了戏剧界的讨论。可是后续的故事引起了对蔡琰的《胡十八拍》的讨论。

在这场讨论中，先是郭老发难，前后有三四篇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刊上，后来又有几位学者写了文章。达老则前后发了两篇文章。

我当时正好担任《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刊的通讯员。我虽对《胡十八拍》不懂，也无兴趣讨论，但却较为了解内情。

我只知道达老的最后篇是再次质疑郭老观点的。之后，再未见郭老“还招”，讨论也就此告终了。

如果有暇翻阅一下《文学遗产》编的讨论集，就会发现达老的最大特点是他以丰富的材料为根据，准确地把握了触发蔡琰创作构思的关键。

而在考据与释义的文字中，又似指间抽丝，一步步地展开，剥皮去核，清清爽爽地把自己的观点摆在读者面前，其中的神来之笔，不能不让读者信服。

其实，我们从达老身上学到的做人与做学问的智慧还不光是靠学生时期的听课以及后来读他的书。

在我当“小跑”时，我常常是先生家中的”座上客“。那时，我要经常到各位老师家送会通知以及办理其他事宜。

达老家离我们单身宿舍最近，我总是最后到达老家“休息”一下。如非例外，达老和师母都会亲切地说:“小宁，坐会儿，聊聊天。”

达老开朗幽默，时有俊语、智慧机敏却不矫情，风骨洒脱，绝无拘泥古板之态。人与文，文本与人本完全契合，所以我能较早体验那常言所道的“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真谛。

本来，达老这一代学人，几乎都能做到中西逢源，古今无阻，触类旁通，书为人役，遣章无忌，学术心灵充分自由。然而具体到达老，我更深切地感到他不仅是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的讲解者，而且是一个思考者，在其心灵深处，有着对自己文化传统的永难割舍的爱恋与执着，但是又能以全部命抗拒着传统文化的僵化与腐化。

因此，他的清醒的理性，使他善于从任何进入感觉范围的书与事中，极为迅速地转化为清澈的思想闪光，从而体现出他学识上的博大精深。记得六十年代初,他在和我的一次谈话中就开始思考如何把古代文论中的范畴、概念、术语进行现代性的转换。

当我还把“意境”停留在“情境交触”的层次时，他就指出那不是意境或意境的全部，而是一种意象，意境应是形而上的哲思。

后来的每一次谈心，当我走近他心灵的时刻，我越来越发现达老思维的活跃，观察力的深邃，视域的开阔和介入的深广。

他的获知力实在令人惊叹。他给我最深刻的影响是当代意识。在他的口中，我能领悟的历史图像总是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以及观照方式乃至独有的话语逻辑。

这就让人更加深切地感到越是具有充沛的才华，写出的和谈出的学术见地就越具有个体生命的特色。如果能进一步静心研究达老的代表作您就会发现，他从不重复别人。

还记得他曾对我反复说过，任何阅读和研究的起点都是你当下的感受。

他还说，任何古典名著都是当时的人抱着当代人的思考写给当代人看的，那么，你要去研究古典文学作品和把握它的文心，是不是也应当考虑当代人的感受呢?

真的，那时我还不甚了解克罗齐的名言，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后来，我做起了研究工作，才真正了解到多年以前，达老的观点就与克罗齐的经典名言暗合。

达老的学术生命一直富于朝气，富于当代性，而且是自觉的，这就是他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

从我昕达老讲课开始，我就有一种直觉，先生才情过人，学问渊博。后来有机会私下接触，这个感受就越来越其体化了。

当我面对达老时，无论是他回答我幼稚的问题还是听其独自抒发感兴，那真像是在古今中外、经史子集中神游。

他常从学问谈到人生，又从人生况味中谈到学术的精义。而我则在休闲式的听中，领略先生的音容笑貌，观察他的心态流变。

在他断断续续的话语中，你定会感受到他那天纵之神思，那机锋妙谛，这一切都从他的嘴角“流泻”出来。

由于教学的需要，我要系统地读吉代戏曲。小说。我除了要向导师华粹深、许政扬先生请教，还常向达老提出积压下来的问题。

而达老对“三言”“二拍”，《金瓶梅》和《水游传》的熟稔令我折服。他知道得太多了，连《金瓶梅》中所写的虫灾，水患、旱灾、明代的建筑风貌以及娃娃亲都了如指掌。

上世纪八十车代到直十年代，达老在报州上连续发表了近二十篇有关《金瓶梅》的札记。

后来，《今晚报》也希望我陆续写点有关《金瓶梅》的文章、我的回答是真诚的:"达老写了那么多，写得那么好，涉猎那么广，就先读他老人家的文章吧!我们就先别写了!"

记得几年前曾看到一篇谈及平时与老师闲聊的感受的文章，内容大致有这样的话:活题可以漫天游荡:虽是离题万里的闲话，可话锋一转，就都变成了一大堆学问。

这一点我很有同感。真的，与老师神聊，往往无所谓学问和非学问，但对于有心人来说，从老师的哪天中都可以随时听到学问。

现在我早已古稀之年，我也不时在年轻人面前喋喋不休，我不知道他们对我这个老头儿的话讨厌不讨厌，但我的经验是老师的闲聊所透露的学术观点值得我们认真回味、咀嚼，而那些对于社会、人生的洞观能力，何尝不影响我们的一生呢!

三

达老的文化学养既广且深。他治学得力于自身的学术功底以及禀赋与才情。他那极为活跃的易感性和他的知识的裂变力令人惊叹。

他能驰骋古今，又能直面人生，他植根于博，又务求于精。因此他在面对古典文化时能从历史、社会、人生、艺术等诸多方面汲取营养，在多元吸纳的基础上进行一元创造，他的知识、思想、才能和睿智构成了他那永不枯竭的文心。

达老终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迎来了新时期。改革开放使达老的学术生命又有了新的增长点。

在多年积累和思考的基础上，他开始全力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了。为了培养后备力量，他不辞辛劳，一年接一年、一届又一届地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

在此期间我还听说，达老为研究生讲课，开学第一门必修课就是《易经》。那时，我听了大吃一惊，后来才真正理解了先生的深意。

原来达老为学生打基础，乃是从根本上下手。他总是凭借研究对象，以寻求中华文化之灵魂和人生秘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人格构成。

而《易经》所体现的美学智慧正和达老的人生与学术追求相契合，他的构想与出发点都堪称大手笔。

文史之学是实学，不能离事言理。因此，充分占有史料，乃是从事研究的必要手段。

达老既重视理论修养，又善于以检验式的敏锐目光与鉴别能力审视着古籍中的一些疑难之点，并对此作精细入微的考证，汰伪存真的清理，其“沉潜”之极致，确有乾嘉学派大师们的余韵。

如《李商隐诗杂考》《吟诵考》《〈洛神赋〉不是〈感甄赋〉》《温庭筠生平的若干问题》等数十篇考据文章，涉题广泛，而考证的结论又每每获得学界和精神同道的认同。

从前面的叙述，可以看出达老对于文艺理论与方法论很重视，并有着浓厚的兴趣。而对考据的功夫，达老又是行家里手。

他能自如地把二者纳入历史和方法的体系中加以审视，从而体现了考据和理论的互补相生，互渗相成。

达老的考证文字血肉丰满，有理有据，绝无枯燥乏味之弊，而是灵气十足，真正达到了学识与才情的结合，广博与精深，新颖与通达等的平衡与调适。

总之，几十年的笔耕不辍，达老的学识与思想，一直旺盛有力，这可能就是我们常说的学如海，心如潮吧!

至于达老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建树，学界是有定评的。而从南开中文系的学科建设来说，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奠基人是达老。

在为达老八十大寿举办的庆典和研讨会上，一位校友曾掷地有声地说，如果没有达老，就没有某人，若没有某人，也就没有某人。

这话是事实，毋庸置疑。

也许从学术史角度来看,奠基和奠基者可能都有不完善之处，甚至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独立的体系，有缺失甚至有错讹，但是没有奠基者的筚路蓝缕，没有先行者，显然不会有后来者。

不管后来者又有什么更新更多、更深入的建树，奠基者的功绩也是永不可磨灭的。

南开大学中文系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实绩在几大名牌大学中文系中，也属一方重镇，而其源头实来自达老的贡献。他曾用毕生心血浇灌过这片土地。

四

在达老的生活日历上，尽管有痛苦和伤心的日子，也有苦闷的春秋，可是，他的学术和艺术之心是年轻的，是经霜不凋的。

达老像一切有着伟大人格精神的学人一样，他最看重的就是人格精神的完善。他在文化学术的追求中，逐步把握到了作为文化之魂的人格精神。

由于学习与工作和平时的情感交流，我应是比较了解达老心态流程和人格精神的一个学生。

达老和我们这代人历经多次政治运动，在那严酷的时代，达老始终保持他心态的平和，但又“和”而不“流”;保持他的谦和、磊落和通达。

达老以真诚态度待人，他从未伤害任何一个人，更不会落井下石。可是众所周知，我们的师母却被无端地迫害过。

达老生活中有那么多困难，心中有那么多委曲都独自承受下来。他那颗仁爱之心让师母在长期患病中得到温暖。他悉心照料师母二十多年:掌上明珠的女儿远走他乡，插队劳动，他也是以博大的父爱给她以无微不至的关怀。

在他诸多的学生中，我也是承受其恩惠最多者之一。

1996年6月，被我的另一位老师称之为“上帝的赐予”的儿子诞生了。达老得知消息后，高兴极了。他赶快让女儿和正读大学的外孙女于第一时间到第一中心医院去探视尚未清醒过来的孩子的妈妈及尚未睡醒的孩子。

当我为儿子起名字时，他又坚决反对把“热闹儿”当学名叫，说是只能当小名儿，结果迫使我又为儿子起了学名——宁所思。他知道后，还赞扬了我一句:“名字不错，挺好，不俗。”

达老八十大寿时，我一家三口到达老那儿去过一趟。我们爷儿几个照了几张相片，而其中最值得珍重的是他抱着热闹儿的那一张，那情景真让我永难忘怀。

当时，我心中跃动的是庄子的一句话，“真在内者，神动于外”啊!

又是一天的下午，我们到达老家，他看着活泼调皮的热闹儿时说:“你在台上演，我们在台下看!”那慈祥的面容、那令我也动容的爱怜之情，至今想起，我还是忍不住潜然泪下。

1997年我从北村搬到了西南村，较少到北村去了。那年暑天的一个下午，因我有事到北村去办，恰好远远看到了达老与师母正相偕而行。

当他们走到草坪后的一排小树旁时，一幅可怖的最象竟被我在第一时间看到了:师母因心脏不适跌倒在地上，达老搀扶时亦跌倒……我赶快跑过去救助，并找人叫来师妹。

师母业时尚无大碍，但没想到的是，达老骨折被送往总医院后竟走上了不归之路……

人往风微，时过境迁，但往事并不如烟。那挥之不去的情愫，至今萦绕在心头。

智者，达老，永远在我心中。

如今达老的《文粹》，在学生们和师妹的整理编辑后即将出版，这是达老又次对我们的恩赐。

今天对学术界弥漫着浮躁的不良学风，有识之士已经指出，学术论著必须出见解、出思想、出断制、出才情。我想《文粹》的出版正合时宜。

我们已懂得了感恩，我们也懂得了纸张寿于金石。达老，您的书，您所有的文字在读者中间仍然广泛流传。相信您的在天之灵，当会和我们这些敬重您的人、爱您的人、想念您的人一起同喜同乐!

2006年4月写于达老诞辰九十周年

文章作者简介：宁宗一，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获作者授权发表，原文刊于《点燃心灵之灯》（宁宗一著），2016，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