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领导力十二讲》：曾国藩如何打造一支王牌队伍？

郑胜辉学习与思考第2476天

我今天主要围绕三个问题来进行解读。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读曾国藩？第二个问题是，曾国藩的成长过程给我们以什么样的启发？第三个问题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读曾国藩？

你可能知道，毛泽东年轻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我对于近代以来的人，就佩服一个人。谁呢？曾文正，就是曾国藩。

中国人对一个人最高的评价是什么？就是所谓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就是中国式领导力的一个基本模型。我们今天看，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可以达到“三不朽”的人物。

所谓的“立德”，就是道德的修养，修为的境界。曾国藩在这方面的成就是非常高的。慈禧太后曾经对曾国藩有一个评价，说这是“古今第一完人”，也就是她心中古往今来最完美的一个人。

曾国藩一生的追求是做什么呢？做圣贤。什么叫圣贤？圣贤就是道德完美的人。所以他的座右铭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在他看来，人生只有两种境界：要么是圣贤，要么是畜生。

今天来看，这就像一个人发了个大愿，一定要逼自己做圣贤。所以我们仔细想一想，曾国藩这一生内心是很紧张的，因为他不能允许自己沦为畜生。但是这种紧张变成了一种强大的驱动力。

他这一生历经挫折、打击与苦难，为什么始终没有放弃？因为做圣贤的追求，从来没有动摇。

他的这种修养也给他带来了更大的格局、胸怀、气度、眼光和境界，这是那么多人都愿意为他所用的很重要一个原因。

中国人经常讲：“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齐、治、平的起点。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自我管理是组织管理的前提；领导好自己，你才能领导好别人。

今天为什么许多人对曾国藩的家书、日记很感兴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习他的修身方略。这是第一条“立德”。

但是在中国也有这样的情况，有些人品德非常好，人是好人，但却比较迂腐，做不成事。而曾国藩不仅有立德，还有第二条“立功”。

“立功”，就是要建功立业，把事情给做成。

曾国藩做得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这件事从政治上来说，当然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评价，但是你不能不承认，他把这件事情做成是非常不容易的。

曾国藩是一个什么人？文人，不懂军事，手无缚鸡之力。他依靠的部队叫什么？湘军。湘军最早是团练，也就是民兵，是地方武装，不是国家的正规军。

当年国家的正规军是八旗和绿营。湘军是国家体制之外的一支临时招募的、地方性的武装，得不到国家资源的支持。

一个不懂军事的文人，带领一支体制之外的临时武装，竟然完成了正规军都完成不了的事业，这里边肯定有它的道理。湘军后来成了团队精神的代名词，凝聚力极强、战斗力极强、执行力极强。

曾国藩怎么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湘军由一支草根起家的乌合之众，打造成了那个时代最有凝聚力、最有战斗力的部队？他抓住了哪些最基本的要素？

还有，曾国藩本人指挥才能并不高明。说白了，打仗不行。但是他有一条很厉害，就是用人。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优秀人才都愿意为他所用，他手下也出了很多影响了那个时代的人物，像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刘长佑等等。他的事业是怎么成就的？天下一流的人才都愿意为他所用，最后水涨船高，把他推到了一个顶峰。

让别人心甘情愿地为你所用，这本身就是一种本事。领导艺术的核心，其实就是用人的艺术。曾国藩是怎么识人、留人、育人、用人的？这是今天每个管理者都十分关注的话题。

还有，曾国藩毕竟不是皇帝。他是官员，他最多就是做到大学士、两江总督。

什么叫官员？官场中的一员。古代的官场，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相互倾轧、政争不断，稍微不慎就会被陷进去。他怎么能够游刃有余，协调好关系，整合好资源，把事情做成，最后还保全了自己？在中国这个社会中你想做成事儿，尤其是做大的事业，这是必须具备的一种智慧。

所以你看，曾国藩把他的事情做成，是有他的道理的。这是“立功”。

有人品德非常好，“立德”了，有人事做得很漂亮，“立功”了，但是呢，他不会讲。而曾国藩还有第三条，就是“立言”。

“立言”就是能够总结出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

曾国藩是一个悟透了中国文化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有非常丰富的管理实践经验。他这一生，就是带兵、打仗、做官。他经历的要死要活的事情不知道有多少次，他见过的各种各样的人等不知道有多少类，所以他对人性、对社会、对组织、对管理的理解，也就远远超出一般人。

这个人又特别善于总结，他经常把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体悟总结出一个字、一句话、一副对联出来，跟家人、跟朋友、跟下属分享。他总结的东西往往很通俗，但是很深刻，很耐人寻味。

李鸿章曾经讲过一段话：古人有一字之师这个说法，我不相信。一个字，你怎么能当别人老师呢？但是读了曾大帅的东西，我才相信这个世界上真是有一字之师。

曾国藩有时候讲的就是一个字，但是你悟透了，用好了，终身受益无穷。这就是曾国藩他总结出来的东西的价值。

你可能也已经读了很多国学的经典，像《论语》《孟子》《道德经》等等。这些圣贤的思想如何变成我们的领导技能？曾国藩是最好的案例。

曾国藩跟孔子、孟子、老子这些圣贤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这些圣贤本质上是思想家，可以坐而论道，而曾国藩本质上是管理者，他必须解决现实问题。

所以他总结出来的东西，往往是针对性极强、操作性极强。我们可以把他看作是中国式领导力的一个典型的案例。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中一些优秀的东西，是如何影响了一个人，如何影响了一个组织，进而如何影响了一个时代。

有意思的是，曾国藩身上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但是，他所总结出来并亲身践行的、在我们今天看来典型地与中国文化特性密切相关的许多内容，如耐烦、包容、谨慎、谦卑、果断、坦诚、朴实、恕道、毅力等，也恰恰是当代西方管理学理论中越来越重视的领导品质。

这些内容，既是中国情境下领导者成功所必备的要素，也是成就伟大的领导者所必备的共同特质。这是曾国藩的东西超越时空的价值之所在。

曾国藩的成长过程给我们以什么样的启发？

曾国藩的领导力，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达到了成熟的地步。曾国藩的朋友欧阳兆熊曾说，曾国藩的成长，经历了“一生三变”：“做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办理军务一变而为申韩，咸丰八年再出而以黄老处世。”

程朱，也就是程颐、程颢兄弟与朱熹，是理学的大师；申韩，也就是申不害与韩非子，是法家的代表；黄老，也就是黄帝与老子，是道家的别称。

欧阳兆熊的这段话，很好地点出了曾国藩的领导力从“儒家”、到“法家”、再到“道家”——实际上是从理想、到现实、再到成熟的螺旋式成长轨迹。

曾国藩在北京做京官的时候，信奉的是理学，也就是儒家思想。我们今天看来，理学对他人生的方向、事业的追求，产生的是根本性的影响。

为什么要学理学？用二程的话说，就是要“学做圣贤”。

所以曾国藩一生就是以“做圣贤”为自己的目标与追求。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学做圣贤是他基本的人生驱动力。没有做圣贤的追求，就不会有后来的曾国藩。

理学对他还有一个影响，就是“卫道”，保卫孔子的道统、保卫孔子的价值体系。

当时太平天国信仰的是天主教，并以天主教来打击孔子的文化地位。这种做法无疑激起了当时那些读书人强烈的仇恨，他们认为太平天国要毁掉几千年中国的人伦传统，孔孟在九泉之下痛哭，所以一定把要太平天国镇压下去。

曾国藩聪明的地方在哪里？他出来镇压起义，打的旗号不是简单的忠君，而是“卫道”。这样一来，一下子就把湘军与太平军的战争，从军事和政治的层面，提升到了价值观对决的层面，而价值观是无可置疑的。

这就吸引了一大批仇恨太平天国的读书人纷纷加入他的队伍。这些人是有一种狂热性，有一种使命感的。这也就使得湘军变成了蒋百里所说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有主义的军队”，有思想、有旗号、有灵魂、有愿景。

所以我们今天看，湘军是一支理念型的团队，这也是曾国藩能够成就事业的重要因素。这显然离不开儒家思想的根基。

在中国文化中，儒家一直扮演着主体的角色，儒家为中国人提供了理想的人格和价值的追求，有很多很正面的东西。但是，儒家也有它的局限性。

儒家最大的局限是什么？你读《论语》也好，读《孟子》也好，读程朱也好，你会发现这些圣贤，反过来覆过去，就是在讲一个问题：伦理道德。

道德的原则从来是完美的，但是应用道德的现实世界，从来都是不完美的。所以读儒家之书读得太多，就可能会过于理想化，不接地气。

曾国藩在北京做京官的时候，讲讲仁义道德就可以做到高官，但是出来带兵，就必须跟社会上最基层、最现实的人打交道。他必须回到现实之中。

这就是为什么“办理军务，一变而为申韩”。

申韩就是法家。法家和儒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我们读诸子百家，包括当代的管理著作，经常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的观点是矛盾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人性的理解不同。对人性的理解不同，必然就会采取不同的管理手段，从而形成不同的管理偏好和管理理念。

儒家最大的特点，是相信人性的本质是善的，相信人有向善的可能。

但是法家从来不相信人性是善的。它认为人性的本性是什么？恶的。人有求利的本性。

韩非子曾经挑战过儒家说：做车的工匠做成车，就希望富贵的人越多越好；做棺材的做成了棺材，就希望人死得越早越好。这并不是做车的道德多么高尚，做棺材的道德多么败坏，而是利益决定的。

离开了利益，你根本无法对人进行基本的激励。

所以儒家强调的是“义”，法家强调的是“利”。

法家与儒家还有一个不同，儒家强调的是“德”，法家强调的是“力”，这里是力量的力。

儒家对道德的力量充满了自信。《论语》中有孔子一句著名的话：“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往哪边去，草就会往哪边倒。这说的就是道德的感召力、影响力。

但是法家从来不相信这些东西，法家认为这个社会真正起作用的是权势，是实力。

如果说儒家相信“德生力”，法家正好相反，相信的是“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

法家与儒家还有一个不同，就是儒家强调的是“和”，法家强调的是“争”。

儒家相信人有向善的可能，所以对人的良性互动抱有乐观的期望，希望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所谓“礼之用，和为贵”。法家从来不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和谐的。人和人关系的本质是什么？是“争”，竞争、争夺。

争什么？争利益。靠什么争？靠实力。

你看，儒家讲的是道义，法家讲的是利益；儒家讲的是道德，法家讲的是实力；儒家讲的是和谐，法家讲的是争夺。法家对儒家来说是一种颠覆。

法家的特点是什么？很冷酷，但是很现实。法家把儒家那些温情脉脉的东西全部给你撕开，让你看到人性和社会的另一个层面。

法家最大的价值，就是使得曾国藩从一名书生，变成了一名管理者。使得曾国藩对社会现实的一面有了清醒的认识。

他依然有着儒家的理想，但他的理想不再是理想化，不再是理想主义，而是变成了现实中可以实现的理想。曾国藩后来为什么对于很多问题看得那么透彻？与法家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但是法家也有自身的局限。法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过于强势，过于冷酷，过于蛮横。

什么都要争，什么都要靠自己的实力去争，一定会不断地陷入人际关系上的冲突，陷入敌意与对抗，而人际关系一塌糊涂的人最终一定是要失败的。

曾国藩为什么中期带兵那么失败？法家的刚强、霸道、蛮横、自以为是，有很大影响。所以他最终被皇帝罢免了兵权，被迫回家守制，跌入了人生的低谷。

人生的挫败一度使曾国藩处于极大无尽的痛苦之中。明明我自己尽心尽力，全力以赴，为什么所的人都在排挤我，甚至连皇帝都把我抛弃了？他陷到极度的委屈之中不可自拔。

正在他极度痛苦但是找不到出路的时候，他的朋友欧阳兆熊跟他说的一段话，把他点醒了。欧阳兆熊跟他说：“岐黄可医身疾，黄老可医心病。”

岐黄，就是中医。黄老，就是道家。

你身体不好，我可以帮你开些药帮你调理。但你的问题不在于你的身体，而在于你的心态。

为什么这几年你做事这么不顺？你太霸道，太强势，太自以为是。

你要知道，你想做成事，一定要先会做人。做不好人，一定做不成事。你要有柔软的心态，你要处好跟别人的关系，你才能把事做成。

这段话对曾国藩可以说是当头棒喝。曾国藩是一个非常自信甚至自负的人，他向来是把问题归于别人、归于外部。欧阳兆熊的话使他突然意识到，也许问题并不在别人，而在自己。

他由此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反思。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因为这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要否定自己的过程。但是他最后终于明白了：所有问题的根源，就是出在自己身上。

他后来给他的弟弟曾国荃写信，讲到自己的这段心路历程时说：“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

我们看，一个人“自负本领甚大”“又每见人家不是”，他的为人处世一定是什么样的？霸道的、强势的、尖刻的、排斥的、自我中心的、盛气凌人的。

一个人，“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他的为人处世一定是什么样的？柔软的、谦和的、低调的、合作的、温暖的、包容的。

一个人想靠自己打天下，永远是不可能的。领导者要想成就事业，就必须让更多的、更优秀的，甚至比你自己还要优秀的人，心甘情愿地为你所用，而这就要求你必须走出小我，才能成就大我。

曾国藩就是通过失败的反思，打碎了过去那个自我，但是建立了一个全新的自我。这是他一生最大的转折点。

让曾国藩走出自我的，就是黄老，就是道家。

道家与法家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如果是法家对儒家来说是一种颠覆，那么道家对法家来说就是一种纠正，把法家那些偏激的地方给拉了回来。

道家与法家的一个不同，是法家强调的是“刚”，道家强调的是“柔”。用老子的话说，是“柔弱胜刚强”。

道家与法家的另一个不同，是法家强调的是“争”，道家强调的是“让”，是以舍为得，以退为进。

法家的问题是霸道强势，是刚愎自用。道家的“柔弱”“不争”，恰恰是要把人从过分的自我之中走出来。

当一个走出自我的藩篱的时候，心态、认知和待人处事的风格都会发生根本的转变。它会使得人能更清楚地看清自己，也更清醒地理解别人，学会倾听，学会欣赏，学会包容，从而让更多、更优秀的人都愿意为自己所用，领导力也因此会达到真正成熟的境界。

欧阳兆熊说曾国藩“一生三变”。其实曾国藩是把儒、法、道三家的精髓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他既有儒家的理想与追求，又有法家的清醒与现实，同时又有道家的成熟与灵活。

如果说法家使得曾国藩从书生变成了管理者，那么道家就使得曾国藩从管理者成长为了真正的领导者。如果说儒家给曾国藩以理想的追求，法家给曾国藩以现实的眼光，那么道家就是给曾国藩以成熟的心态。

一个伟大的管理者，既要有对理想的坚守，又要有清醒的现实取向。要在理想中关注现实，在现实中追求理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这种平衡，是成熟的曾国藩在领导力上的最大特色。我认为，这也是曾国藩给今天的管理者最大的启发。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前面我讲过，曾国藩特别喜欢总结一些字，来教给下属和朋友作为管理的要诀。他一生总结出来的字，有一百多个。这也就是李鸿章所说的“一字之师”。

我的这本书，从曾国藩所总结出来的大量关于领导力的论述中，选取了其中的十二个字，结合曾国藩的事例以及现代领导力理念进行展开，以揭示曾国藩的领导力对中国情境下领导行为的启发意义。这十二个字分别是：“重”“耐”“浑”“明”“辣”“慎”“勤”“实”“暇”“裕”“恕”“强”。这里我先带你过一遍它们的大致含义。

“重”，厚重、稳重。吕坤在《呻吟语》中曾说，“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资质”，“重”反映了在中国文化环境下一个领导者应该具备的外在形象和内在涵养。

“耐”，耐烦、耐心。曾国藩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做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对于领导者来说，情绪化的反应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耐烦是领导者的必修之课。用现代管理学的理念说，“耐”就是情绪管理。

“浑”，浑含、浑厚。精明是领导者的第一层境界，浑厚则是领导者的第二层境界。精明只是小聪明，浑厚才是大智慧。用曾国藩的话说，“精明亦要十分，只须藏在浑厚里作用”。“浑”就是领导者应该具备的包容、大度与格局。

“明”，明白、清醒。曾国藩说：“莅事以明字为第一要义。”“明”对于领导者领导行为的成败具有根本的价值。优秀的领导者，是高明与精明的集合体。

“辣”，泼辣、果断。眼明还要手辣，“辣”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决断力。关键时刻敢出手、敢拍板、敢下决心、敢承担责任。

“慎”，谨慎、自制，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谦逊领导力”。曾国藩说：“常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对于领导者来说这是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自制的意识的关键。

“勤”，勤奋、勤恳。“勤字为人生第一要义”“天下事未有不由艰苦中来而可大可久者”。“勤”要做到“五到”，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实”，扎实、朴实。管理本质上是一种实务，关键是把事情实实在在地做到位。曾国藩非常强调拙、诚。“拙”就是一步一步地做，“诚”就是实实在在地做。“尚朴实，耐劳苦”“结硬寨，打呆仗”是湘军的基本精神，也是湘军成事的关键。

“暇”，休暇、从容。“世事多因忙里错，且更从容”，“暇”字强调的是安详从容的处事风格，着眼的是对做事节奏的把握，也就是今天很多人所说的松弛感。“暇”代表的是成熟大气的领导境界。

“裕”，宽裕、坦荡。“裕”就是对于得失成败要学会看开，学会放下。“裕”是“万事浮云过太虚”的达观，是“尽人事、听天命”的释然，是“活泼泼之胸襟、坦荡荡之意境”的开怀。

“恕”，恕道、宽容。恕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同理心”。恕是要学会将心比心，要有同情的理解，恕是对自我的一种突破，是走出小我、成就大我。

“强”，倔强、刚强。曾国藩说：“男儿自立，须有倔强之气。”“强”强调的是强大的意志力量，是“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精神，是不轻易认输的意志，是看明白之后的一种坚持。对于领导者来说，这也是能够成就大事的关键品质。用我们今天的领导力理念来说，“强”就是逆商，就是韧性。

这十二个字，今天我没有办法一一展开，但我想为你重点讲解这十二个字其中的一个字：“明”。这是一个容易被人忽略但事实上极其重要的字。

“明”就是明白、清楚。曾国藩对“明”字很看重。在给曾国荃的信中，曾国藩说过这样一句话：“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

一个人要想担当大的责任，成就大的事业，两条：一是看得要明白，二是行得要倔强。也就是说，首先要看清楚，其次要坚持到底。

他还对曾国荃说：“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凡是想做成大事，见识是第一位的，才能是第二位的。

曾国藩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我们看，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在一定的形势和环境之中。有句诗，叫做“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时运来的时候，天地都给你助力。大势一去，再大的英雄也无可奈何。

我们个人在大势面前其实是很卑微的。你非要跟大势相抗衡，碰个头破血流，即便能活下来，在战略上已经是失败了。所以，要想做大事，一定要借大势。

但是，借大势的前提，你首先必须了解大势是从哪里来以及到哪里去的。这靠的什么呢？识，“识时务者为俊杰”。然后在借势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才能，顺势而为，借势而上，把事情做好。

所以，“识”为主、“才”为辅。这是一层含义。

这段话还有另一层含义。在我们的社会中，不管是官场，还是职场，总有一些事情是敏感的，甚至是犯忌的，但未必会有人明白地告诉你。

一件事情该不该你做，这是第一位的。把你该做的事情做漂亮，这是第二位的。如果你做了不该你做的事情，你做得越漂亮，可能死得越快。

知道什么事情该你做，靠的是什么？“识”。把你自己该做的事情做漂亮，靠的是什么？“才”。所以识为主，才为辅。

曾国藩经常说自己很愚，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明白的人。

曾国藩在长沙练湘军的时候，曾经用过一个人，叫塔齐布。塔齐布是一名八旗子弟。不过塔齐布跟一般的八旗子弟不一样，他出身于八旗的下层，身上还保留了当年八旗入关时的那种朴实、彪悍、豪爽、能吃苦的品质。

当时曾国藩从长沙的绿营聘请了三名军官作为教练，教给湘军士兵练技艺、练阵法、练战术，其中包括塔齐布。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曾国藩把其他两个人都辞掉了，就留了一个塔齐布。

然后就不断地向皇帝保举塔齐布，说这个人忠勇可靠，可以大用。甚至在给皇帝的折子里说：如果塔齐布以后作战不利，临阵脱逃，臣与他同罪。您可以连我带他一起处理。

在曾国藩的不断保举之下，不到四年的时间，塔齐布就从一个普通的基层军官做到了湖南提督。

塔齐布打仗真的这么厉害吗？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有一次曾国藩给当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写信，说了一段大实话。他说“塔公实无方略”，塔齐布这个老先生打仗真的没什么方略。

曾国藩说，第二天要打仗了，下属都到塔齐布大帐里面请示明天该怎么打。身为统帅，总要对下属有一番布置，比方说你主攻，你助攻，你埋伏，你追击，你迂回，等等。塔齐布从来不会这样做。

他永远就是一句话：明天打仗，大家一起往前冲吧！可见这个人打仗的本事并不高明。

但曾国藩为什么一定要重用塔齐布呢？关键是塔齐布是一个旗人。

清王朝是旗人的天下，旗人最忌讳的是什么？汉人掌兵权。曾国藩是一名汉人，湘军是湖南汉人为主体的一支部队，这实际上已经犯了大忌。

当时太平天国起来造反，朝廷不得不容忍你这支部队的存在，但是这是权宜之计。如果你曾国藩想不明白这一点，那么湘军发展得越快、实力越强，给朝廷造成的潜在威胁也就越大，你死得也就会越惨烈。

曾国藩为什么一定要重用塔齐布？他其实是给皇帝、给朝廷释放了一个非常强烈而又清晰的信息：我这支部队不单纯是汉人的部队；我这支部队是永远在你控制之下、对你忠心耿耿、你完全可以放心的部队。

所以我们看，他用塔齐布，算的不是军事账，而是政治账。他把那些敏感、猜忌的东西全部提前化解掉了，这就是他明白的地方。

曾国藩曾经给湘军名将彭玉麟写过一封信：“国藩久在兵间，饱更事变，心血之亏，亦何待言。然于人之情伪，颇能洞见症结。”

我带兵这么多年，要死要活的事情不知经历了多少，耗费的心血就不用说了。但是我对于人的真伪，一眼就能看清症结。这是他的一个本事。

曾国藩在日记里也写过这样一段话：“处人、处事，所以不当者，以其知之不明也。若巨细周知，表里洞澈，则处之自有方术矣。”

待人处事，为什么总是做得不妥当呢？因为你知道的还没有真明白。

如果你大的、小的都周全地了解了，表面的、深层的全都看透彻了，那么处理起事情来，自然也就会有最妥当的办法了。

所以你看，你“行”的不当，是因为你“知”的不明、“知”的不全、“知”的不深。如果你知的明、知的全、知的深、自然就会“行”的当。

曾国藩非常欣赏李鸿章。李鸿章之所以能够成为曾国藩的接班人，而且把他的事业给发扬光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李鸿章非常明白。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荃率领湘军主力打南京，李鸿章率领淮军主力打苏州。李鸿章的淮军打下了苏州，但南京却还没有打下来。

朝廷给李鸿章下了一道上谕，要求李鸿章立即率领淮军的主力，北上与曾国荃会攻南京。

从平定太平天国的大局出发，毫无疑问李鸿章显然应该立即赶到南京。从执行朝廷的命令这个角度，毫无疑问李鸿章也应该立即赶到南京。

但是李鸿章明白一个道理：曾国荃打南京围了一年多，最忌讳的是什么？就是有人横插一杠子，来抢他的功劳。

曾国荃一心想独得打下南京的头功。李鸿章的淮军一来，这个意图就落空了。但是曾国荃没有办法不让你来。这就要看你李鸿章是不是明白。

李鸿章对曾国荃的心理摸得非常透彻，他很快就给曾国藩写信，明确表示我绝对不会来的。

曾国藩又给曾国荃写信，说李鸿章深知老弟你打南京一年多的辛苦，不愿意来与你分这个唾手可得的功劳。如果他真是这样一个出发点，那么他以后的成就，是不可限量的。

在李鸿章心照不宣的配合下，曾国荃终于打下了南京，独得打下南京的头功。后来曾国藩非常感激，见了李鸿章后拉着他的手说：“愚兄弟薄面，赖子全矣。”我们兄弟的这点面子，全靠老弟你给保全了。

所以曾国藩讲过一句话：“莅事以‘明’字为第一要义。”要想把事情办好，明白是首要的原则。你明白怎么做怎么对。你不明白，怎么做怎么错。

在曾国藩看来，明又分两种：一种叫高明，一种叫精明。二者不一样，但缺一不可。

他说，同一个地方，只有登上高山的人才看得遥远，只有登上城墙的人才觉得空旷，这就是高明。同一件东西，凭空估计不如用秤称得精确，用眼打量不如用尺量得准确，这就是精明。

什么叫高明？就是站得高、看得远。就是战略的眼光。

我们评价领袖人物，经常会用高瞻远瞩、审时度势这样的词。领导者能够给组织做的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就是看清大局、大势，然后把资源投进去。这是别人代替不了的。所以领导者一定要高明。

不过，光有高明还不行，这个世界上，眼高手低的人多了去了。高明之外，还要精明。

什么是精明？精明就是战术与执行层面的精准。

高明是战略的眼光，精明是战术和执行层面的精准。二者缺一不可。

光高明、不精明，眼高手低，你成不了事。光精明、不高明，局部看得很清楚，但没有大局观，你也成不了大事。

所以曾国藩说：“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

真正成就大事的人，眼光要长远，格局要宏大，但是关键的细节，把握得必须非常精细。

马云曾经说，他读曾国藩，受益最大的就是这句话。

当然，你可能会说，我也知道“明”很重要，问题是如何做到“明”呢？

曾国藩有一句话：“天下事，当局则迷，旁观则醒；事前易暗，事后易明。” “当局则迷，旁观则醒；事前易暗，事后易明”，就是“明”的方法论，“明”的十六字诀。这十六个字，其实都是曾国藩从下围棋悟出来的道理。

曾国藩这个人，一生没有太大的爱好，就是喜欢下围棋。我们今天看来，他从围棋中悟出了很多的道理。

“当局则迷，旁观则醒”，是典型的下棋的术语。下棋的时候，为什么当局者会糊涂，旁观者会清醒？不是旁观者的棋力一定比下棋的人高多少。

一个原因是，旁观者的心态，可以不受胜负得失的影响。而下棋的人呢？胜负得失与自己相关，而人一旦有了患得患失之心，心就无法静下来了。

另一个原因是，旁观者可以左边看一看，右边看一看，不会陷进去。下棋的人呢？一旦有了自己的想法，就往往会忽略对手的反应。

曾国藩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做事不要做着、做着就陷进去。要随时学会跳出来，用旁观者的心态，保持一种清醒的全局意识。

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领导者要有一种从事务性的工作中“抽离”出来的能力。

管理中有个“油画”理论。看油画时不能离得太近。离得太近，就是一些色块而已，黑的和白的。

一定要往后退；退得远点，发现黑的是衬托白的，白的是衬托黑的；再往后退，才能发现画的神韵和意境。

所以看油画的特点是：局部越清楚，全局反而可能会越模糊。

画油画呢？一定要进去画，这叫“入局”，这叫“精明”。

你还要随时退出来看，这叫“出局”，这叫“高明”。

要想画好画，一定是入局和出局、精明和高明不断结合的过程。做事也是如此。这样才不会做着、做着就陷进去。

“事前易暗，事后易明。”这句话好理解。一件事你从来没有做过，当然糊涂。做过一遍，来龙去脉大致清楚了。第二遍，摸着规律了。第三遍，驾轻就熟了。

所以“明”是从哪儿来的？“明”是经验的积累和总结的产物，尤其是总结出来的。

围棋中有一个术语叫“复盘”。下完棋后，胜负一分就走人了，这样的人永远成不了高手。高手一定要复盘，一步步地把整个过程重新摆一遍。复盘是长棋力最好的办法。

曾国藩原本是一名文人，没有学过打仗。湘军早期的几场败仗，都是曾国藩自己指挥的，一塌糊涂。

但是曾国藩有个什么习惯呢？打完仗后，不管结果如何，一定要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点一炷香静坐，把整个过程像我们今天说的过电影一样过一遍。

一开始是什么情况，中间发生了什么；哪个地方做得对，哪个地方做得错；对手的特点是什么，有什么样的机会可以为我所用；还有哪些应该改进的地方……想明白了，再出来。

不断地复盘、不断地复盘。一个一开始根本不会打仗的人，最后由他之手把太平天国给镇压了下去。

任何人、任何组织的成长，其实都是这样一个过程。今天的管理者，就像带兵打仗的人一样，这么多年下来，风风雨雨，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通过复盘的方式，把这些东西总结出来，找出其中的规律，并与你团队的核心成员进行分享，统一思想，统一打法，统一价值观念，这是能够带领团队持续不断地取胜的关键。

你看，好的领导者不仅要做到自己“明”，还要使自己团队的核心成员都“明”。

对于领导者来说，“明”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字。曾国藩所讲的所有的其他字，都要以“明”字为基础。

成为榜样，把时间变成孩子的资产。每周和孩子共读一本书，帮助孩子拥有一个、每一本书都学习过的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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