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说衡阳 | 影响世界、深刻着衡阳LOGO的思想图谱是怎么绘成的

山接星云，水涵日月，衡阳以其独有的魅力吸引着人们，人们相信诗与远方在这里交融共生。

新近出版的《志说衡阳 · 一山一衡阳》，用一个又一个来自方志里的故事，生动地呈现出了衡阳的魅力如何形成、衡阳如何一点一点地“火”起来——作为“火神”祝融的故乡，“火出圈”是衡阳的天赋使命。

“以文塑旅，擦亮湖南历史文化名片”，第三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举行之际，我们编发《志说衡阳 · 一山一衡阳》部分文章，和读者共享“火出圈”的衡阳。

在衡阳，思想者彼此遥遥相望

历史长河中，那些在不同时期深刻烙印于衡阳乃至中华大地的思想巨匠们，他们或生于同一时代，得以面对面地激扬文字、执手论道，共同推动思想的浪潮；或虽相隔时空，却在翻阅前人典籍时，心灵相通，抚案长叹，展现出一种跨越时空的惺惺相惜。

历史以其独有的方式，巧妙地安排了这些相遇与传承，使得思想之光得以接力传递，熠熠生辉。
在衡阳，这种迷人的文化接力现象尤为显著。它不仅仅是知识的简单延续，更是智慧的深度交融与再创造。他们或是对传统进行批判性反思，或是提出新的理论框架，亦或是将不同思想流派进行融合创新，共同绘制出一幅幅丰富多彩的思想图谱。

衡岳之上，禅门花叶芬芳

52岁那年，南北朝时期的僧人慧思感到梦境变得越来越短促而混乱，一觉醒来，脑海中并未回荡空蒙潮音，反而只剩沙滩上一 片狼藉，这令他隐隐感到不安。他的佛缘来自梦境。那是好多年前的一个夏日午后，枣树的浓荫遮蔽了河南老家的房檐，他蜷在一张竹簟上睡着了。恍惚中， 一个虬髯星目的 异域和尚缓缓走来，说，你的志向当在精舍中觅得，何不皈依我佛？醒来后，一切杳无 痕迹，但一切就这样决定了。
此后，他又在寺院中梦见过神僧，言辞 恳切令他斋戒。他深感愧怍，开始严格奉行 戒律。受戒之后，道志更加坚定，每天只吃 一顿饭，且不接受任何供养，只悉心坐禅。 然而当他的禅定修行已达正果时，他却觉得 悲观。在他看来，佛陀涅槃之后，将会迎来 长达一万年的“末法”时代。如今，自己正 处于乱象丛生的时代，北方的战火不曾平息， 众多学徒虽慕名而来，却良莠不齐，是非怨 嫉如隐藏的荆棘。想到这，他环顾众徒，语 气平静而又有一丝迷惘，说：“……我佛法 不久应灭，当往何方，以避此难？ ”众人陷入长久的默然。这时虚空中忽然传来一个声 音：“若欲修定，可往武当、南岳，此入道山也。” 慧思一时间如醍醐灌顶，一条新的修行道路 浮现眼前——山不走过来，为何不朝山走去？
南朝陈光大二年（568） ，当他带着四十 弟子，从北方一路风餐露宿，来到远离北方 战火的南岳，面对眼前如此深广大山，慧思 如同归家般倍感亲切熟悉，他确定自己的前 三世正是在这座大山里修行，甚至记得自己 当年的遗骨埋在何处。人们在他的指引下， 果然找到了骸骨。
不久，慧思在南岳创建了般若寺，即今日福严寺的前身。他在南岳的修行， 颇具“知 行合一”，开定慧两门，日间谈理，夜间修禅，将禅定的运用不仅仅限于静坐默想，更将其推广到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他的“定慧并重” 的思想为其著名弟子智顗所继承发扬，智顗后来在浙江创立了中国佛教第一个宗派——天台宗，亦成为一代 宗师。他其后曾两次来南岳访先 师遗迹，故福严寺又被称为天台宗祖庭。

△福严寺。图/康松柏 康梁
慧思初来南岳时便预言自己十年后将会归化。十年弘法， 当他去世时，身后已是一片郁郁丛 林， 当年那座般若寺，先后迎来了诸方高僧。“磨砖作镜”的怀 让、就学于怀让的马祖道一、禅风泼辣的楚圆……为后来佛门禅宗、净土、律宗、唯识等宗派进入南岳留下 了一片沃土，福严寺成为“天下法院”，他 们功不可没。而慧思大师，也被世人尊称为“南 岳尊者”。
距离福严寺不远处，还有一座差不多修 建于同一时期的古老寺院——南台寺（始建于南朝梁天监年间，502—519） ，它是由另 一位和尚，海印大师草创的，也是南岳第一 座佛教寺院。现在还能在寺院后的镌刻着“南 台寺”的摩崖石刻上见到他的名字：沙门海 印。而它的高光时刻，则要等到 300 余年之 后——一位自江西青原山而来的和尚希迁， 结庵于寺东一块大石上，方才擦亮了南台灯火。

△南台寺。图/孔东亮

石头希迁在南岳四十年，写下了著名的 佛理名篇《参同契》，而他与福严寺的马祖道一年龄相若，辈分相当，石头是青原行思 嫡传，也曾参礼南岳怀让；马祖是南岳高徒，也曾向青原求教，二人虽宗风有别，但毫无 门户之见，同声相契，大振南禅，海内尊称“并 世二大师”，南台寺亦被称之为“天下法源”。 其中，由福严寺走出去的临济宗，由南台寺 走出去的曹洞宗，成为中国佛教的半壁江山， 有“临济临天下，曹洞曹半天”之誉。
南岳，正是因为汇聚了这样的大师，而 拥有了名山的魂魄。

一座城记取一生情

唐元和十四年（819）冬天，刘禹锡扶着母亲的灵柩，从连州返回洛阳。途经衡州时，他强忍丧母之痛，等待好友柳宗元前来赴约，一解愁绪。他在衡州等了四天，这几天，往 事层层叠叠，翻了一遍又一遍。这是他第二 次被贬了——从朗州到连州，柳宗元亦是如 此——从永州到柳州，皆一次比一次偏远。
唐元和十年（815）时，他们都已经在异乡就任了多年，突然遇赦被召回长安，彼时两人 心中都升腾起了许多希望， 以为会再度获得 朝廷的信任。然而刘柳二人重游长安玄都观 时，刘禹锡一时心有感慨，写下了那句充满 嘲讽意味的诗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 郎去后栽”，不仅刺痛了朝堂新贵，也刺痛 了刚刚上位的唐宪宗。任命诏书最终没有等 来，等来的是一封贬谪诏书，好友柳宗元亦 受牵连，贬去柳州，二人一起再度被逐出长 安。刘禹锡带着老母亲奔赴连州上任，几年后母亲病逝，柳宗元闻讯，派使者三度来连 州吊唁慰问，并约好等好友扶柩途经衡阳时， 二人再见一面。
正感慨时，忽然柳州的信使匆匆而来， 带来的却是柳宗元的死讯和一封绝笔书：“我 不幸，卒以谪死，以遗草累故人。”刘禹锡 握着讣书，一瞬间心头百哀汹涌，号啕大哭， 任由涕泗横流，忽忽若狂。“呜呼子厚，卿 真死矣！终我此生，无相见矣……（刘禹锡《祭 柳子厚文》） ”两个彼此挽携勉励走过半生， 潦倒失意的人，终于再不能相见了。
四年前，他们还相伴南下，重新开启流 放生涯，分别之地，就在衡州湘水之畔。当 年握别时，柳宗元曾向好友倾吐过“皇恩若 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当人生进入 暮年，能和最好的朋友成为邻居是一件多么 幸福的事情。遗憾的是，这对“同中进士、 同升迁、同沦落”，命运紧紧拧在一起的铁 杆朋友，终究没能实现这个愿望。而衡州， 这座古城，见证了他们的生离和死别，留下 了他们情深义重的唱和诗。
柳宗元共有三次唱诗，刘禹锡则有相应 的三次和诗。二人第一次被贬时，柳宗元写《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

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
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
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
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

刘禹锡在《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写道：

去国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歧。
重临事异黄丞相，三黜名惭柳士师。
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
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

然后，刘禹锡从陆路翻越骑田岭赴连州， 柳宗元乘舟走水路沿着灵渠赶往柳州。
而最后的衡阳一别，是天人永隔，刘禹锡写下了痛彻心扉的诗作《重至衡阳伤柳仪曹》：

忆昨与故人，湘江岸头别。
我马映林嘶，君帆转山灭。
马嘶循古道，帆灭如流电。
千里江蓠春，故人今不见。

他没有忘记故友的嘱托，帮他把幼子抚养成人，还花费余生精力替柳宗元整理了遗作，编成《柳河东集》，并筹资刊印。晚年时，他仍时常想起挚友， “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
刘禹锡与柳宗元，世人合称刘柳。他们都是年少成名的天才，是同一时代光芒闪烁 的文学家与思想家，刘禹锡所写的《天论》 与柳宗元的《天说》所持无神论观点完全一致； 他们年龄相近，理念相似，有共同的政治理 想和几乎完全重叠的政治命运。在数次的起 起落落中，经历的都是相同的风浪。他们的 历程，恰应了柳宗元后来写的一句诗：二十 年来万事同。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刘柳的友谊，早已 超越了生死，也穿越了时空，如星辰之光， 恒久不灭。

方广寺里的哲学天地

南宋年南宋绍兴年间，一代大儒胡安国，携两子胡寅与胡宏，来到当年唐朝宰相李泌隐居的南岳烟霞峰下，授课讲学。有意思的是， 胡安国父子虽是福建人，却开创了中国思想 史上延续时间最长、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 学派之一 “湖湘学派”，只因他们的学术源头来自周敦颐（今湖南道县人）的“濂学”。 由于周敦颐晚年隐居江西庐山莲花峰下，将自己居所称 为濂溪书堂，后人因此称周敦颐为“濂溪先生”，其学术思想也就被冠 以“濂学”之名。周敦颐虽作品寥寥，但其思想却对湖湘文化及湖湘后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岳麓书院那幅著名楹联这样写道：“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上联意指湖湘学派与宋明理学鼻祖一脉相承，说明周敦颐在湖湘学派的源头地位；下联则指湖湘学派在全国的重要地位与影响。

△周敦颐。
国学大师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 中指出：“天开人文，首出庶物，以润色河山， 弁冕史册者，有两巨子焉”“一为文学之鼻祖， 一为理学之开山，万流景仰，人伦楷模”—— 将屈原、周敦颐二人并称。儒家的道统自孟 子后便失传，直到一千多年后，周敦颐才把儒家孔孟的道统续上。因此正史将周敦颐看成公认的连接孔孟思想的“道学正脉”。他晚期著作《通书》中提出了以“诚”为核心 的心性论理论体系，从而奠定了理学思潮的 哲学基础，后人称他为理学宗主。

△方广寺。图/罗铭
胡安国所钻研的义理之学出自程颐，而程颐为周敦颐的弟子，胡安国与周敦颐之间自然也就有了传承关系。胡宏则继承了父亲的经学与理学思想，他在《与孙正孺》书中说：“ ……道学衰微，风教大颓，吾徒当以死自担。” 这种“以死自担”的精神，正是湖湘后学敢 死国难的民族气节之所出。
胡氏父子在南岳讲学不久，有个叫作张栻的年轻人前来拜胡宏为师，胡宏极为欣赏他的才华，向他传授孔子仁义之旨和“二程”（程颢和程颐）的理学思想。可惜，纳徒的当年胡宏便去世了。张栻不负厚望，34岁那年成为岳麓书院山长，往来于湘江两岸的城南、岳麓两书院传道授业，在继承胡宏学统 的同时，开展学术交流和探讨。其学自成一派，声誉鹊起，当时的学子们“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引起了理学南传福建的另一大师朱熹的关注。于是，朱熹携弟子林用中于宋乾道三年（1167），从福建崇安启程，于九月中抵达潭州，向张栻求教。
张栻与朱熹一生见面三次，而以第三次见面最为长久，论学至为深刻。这一次，他们将对谈的讲堂由潭州厅堂“搬到”了南岳，既寄情于山水，又探究“心性之学”。
当是时，正值寒冬，风雨如晦，他们从潭州渡过湘水，循岳山北路线登山， “忽云 四合，大雪纷集，须臾深尺许”，但三人豪 兴不减，张栻说，“明当冒风雪亟登”。第二天，巧遇雪霁放晴，他们从马迹桥登山， 破冰踏雪直入方广寺。这一路上，他们边游边作诗，直到夜宿方广寺，三人竟写下了 五十首诗。南岳七日，他们抵方广，出西岭，过天柱，下福严而宿南台，历马祖庵过大明寺，驻上封寺游会仙桥，登祝融绝顶，经邺侯书 院下山到达胜业寺（今祝圣寺），一共作诗49 首，一路上的泉林、霜月、残雪、晚霞皆 入诗中，后编成《南岳唱酬集》。衡山脚下 窄窄的马迹桥，莲花峰下幽深的方广寺，就 是这一理学盛事的见证者。他们大概没料到，此番风雪中的壮游，会对后世接踵而来的理学家、文学家、政治家们带来如此之大的影响。
到了明代，理学家们纷纷来到方广寺，活跃在这片幽静的天地里。先是明代礼部尚 书尹洞山 ( 即尹台)，向方广寺洁空方丈要了寺旁一块地，建起了纪念朱张方广之游的二 贤祠。不久，理学家湛若水、罗洪先、邹东廓、 刘阳、康三泉、王夫之来了；文学家顾璘、谭元春、张元忭、茅瑞徵来了；身居庙堂的 张居正、赵贞吉、曾朝节、伍益斋、曾舜卿 也来了。他们聚集方广寺、二贤祠， 吟诗作赋， 探幽访古。
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王夫之隐居方广寺，建“续梦庵”，留居九年之久，他对 南岳的情感之深，在其所编《莲峰志》序中 可见一斑：“与岳患难，惟岳知余。残梦不忘，我报灵墟。”早年，他曾用一介书生之力，决心续一个反清复明的梦——在方广寺集结 山民、僧道数百人准备起义，但尚在聚兵阶 段即被密报镇压，于是随后去了粤桂，加入 南明小朝廷，继续投入战斗中。数十年后，带着一身疲惫与挫败感的王夫之再度归来，仍是充满慈悲与禅意的南岳接纳了他，从此他在续梦庵著书立说，为莲花峰写志，终成 一代大儒。
民国抗战时期，方广寺又迎来了一批长 沙临时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其中有时任长沙 临时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胡适、中文系主任朱 自清，以及闻一多、叶公超、冯友兰、吴宓、 金岳霖、罗常培、陈梦家等著名教授，他们 分别在文学、语言学、哲学、文学批评等领 域各有建树，堪称一流学者。在狼烟四起的 年代，他们暂时避开了战争的阴云，在这个 清幽之境换得浮生一日闲。危重的战时局势 与眼前平静的山中风景对比鲜明，哲学家冯 友兰感慨万千，写下了“二贤祠里拜朱张， 一会千秋嘉会堂。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 壁太凄凉”之句。
鸟去鸟来，人歌人哭，千年方广寺的山色与水声，记下了古今皆同的沉郁伤怀，诗意活泼。

船山书院， 一 曲高山流水遇知音
清末一代大学者王闿运曾给彭玉麟做评传，高度赞美：“自此三十八年，诸将帅或 官或罢，或先亡逝，唯公旦夕军中，未尝一日息，未尝一日官也。”王闿运早年怀抱帝王之学，试图参与治世，一展其才，奈何时 运不济，退而讲学著述，前后著述数十册， 得弟子数千人，有门生满天下之誉。他乃真 名士，为人狂狷谐谑，平时嬉笑怒骂，讥弹嘲弄，无所不至，独对彭玉麟犹恐颂之不及。
彭玉麟何许人也？他字雪琴，祖籍衡阳渣江，生于安徽安庆， 15 岁随父回籍。后随 曾国藩镇压太平军，屡建奇功，由水军统领 擢升至兵部尚书，人称“雪帅”。清光绪九 年，以七十高龄奉旨钦差办理广东防务，坚 决反对议和，屡次挫败法军侵犯。其为官清 廉，一生“不离军营，不赴官（升迁之官职）， 不支俸（升职之俸）”。屡奉圣命查办奏案， 秉公执法，刚正不阿，民间亦流传“彭公一出，江湖肃然”之语。他六次辞官，只言“臣以 寒士始，愿以寒士归”。在权贵当道，腐败成风的清末，成为一个极为罕见的清廉、正直、淡泊的名臣。
王闿运说他“未尝一日为官”，似乎有 误，彭玉麟书生从戎三十八年，日日都在做 官，何来未尝一日为官？实际上，王闿运此处说的是彭公为官，未尝一日打官腔、耍官威、做官样文章，相反，他当官就是勤恳为民，劳心劳力。
清正廉洁，是彭玉麟一直恪守的原则。他在《致弟》信中说：治军须做到“勤、 恕、廉、明”“不虚糜朝廷之粮米银钱，不侵蚀弁勇之犒金恩饷，甘苦与同，取与必慎，廉则得之矣”。虽战功显赫， 却一生不慕名利。
他的清廉风范在其家书中多有体现。这些家书多肺腑之言、恳切之词，告诫家人要“戒 贪”“戒奢”“戒骄”，谨守朴廉。
彭玉麟少年时代聆听王船山事迹，研读 其著述，深感船山先生之伟大，其学说之博 大创新，产生了推崇之心志。清光绪初年，彭玉麟以兵部尚书身份，支持本籍官绅创立船山书院于衡州南城外（今金果路王衙坪），但院落狭小，规格属一般县学而已。他深感 书院靠城市太近，院址低洼狭小，周围嘈杂 喧哗，尘土飞扬，不能让学子安静地读书。又自谓“臣与夫之（船山）生同里闬，亲读 其书，私淑其人，敢不勉竭绵薄，力任重建 书 院 之 举”， 遂 于 1883 年 秋，捐 银12000两，于城南外三里许，湘水之东洲北部购地，新建船山书院。从空中俯瞰，东洲岛如一条 尾鳍微微摆动的大鱼，又如一艘大船，时刻等待启航。书院则是三进四院的古典建筑， 彭玉麟亲题“船山书院”，并撰写楹联：“一 瓢草堂遥，愿诸君景仰先贤，对门外岳峻湘清， 想见高深气象；三篙桃浪暖，就此地宏开讲舍， 看眼前鸢飞鱼跃，无非活泼天机。”既称颂船山先生治学严谨，造诣高深，又勉励后辈 学子珍惜青春，勤学苦读。
船山书院任教的先生由“四府士绅商请”，像杨柏寿、夏彝恂等都是“学问名望素优之 士”，主持书院的山长更非当世大儒不可， 彭玉麟第一个想到了湘学泰斗王闿运。早在清咸丰三年（1853）秋，二人就已相识。孤傲不群的王闿运对彭玉麟评价颇高，谓之“刚介绝俗”“功绩卓著”。彭玉麟也对王闿运的学问人品极为推崇，因此多次邀请他前来掌教船山书院。甚至为了消除他来此授业无处可居的忧虑，彭玉麟于书院内特建一座“黄绮楼”，作为其书斋及住房。但王闿运其时正主讲四川尊经书院，未能到任。直到彭玉麟去世一年后，船山书院无人主持，他才应 郭嵩焘之托，前往衡阳执教。
王闿运刚到船山书院，景色萧索，眼见的是“门斗斋夫村陋，不成局面”，且“行李虽富，钱米俱无，明早便无食矣”，完全不能与昔日成都尊经书院的盛况相比。但他时时念及亡友的殷殷重托，并不灰心。他亲书一联贴于院门，曰：“海疆归日启文场，须知回雁传经，南岳万年扶正统；石鼓宗风 承宋派，愿与重华敷衽，成均九奏协箫韶。” 表达了要将书院办好的决心，自此，他应聘掌教25年，全力办学，在此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
因为王闿运的到来，船山书院名声大振，不但省内岳麓、城南、渌江等书院的高才学子纷纷南下，就连邻省江西、广东、福建的 莘莘学子也负笈前来，“海内执经问学者踵 相接”（《衡阳教育概况》第六篇） ，一时 有“学在船山”之誉，因此成为晚清十大书 院之一。
英国哲学家柯林伍德说过：“历史的价值， 在于告诉我们人已经做了什么，以及人是什么。”在中国历史的坐标系中，无数闪亮的人物如珠玉般洒落在衡阳这座千年古城周围。
那些横空出世的思想者，在完成了各自的时 代使命后，便汇聚到了一个永恒的精神领域，而我们正是得以通过他们，来认真审视和把握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本文选自《志说衡阳·一山一衡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