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山下，洱海边：追忆华中大学的似水年华

战争中的中国教育是一部史诗，将为中国人民子子孙孙永志不忘。

——韦卓民

孔子目光忧郁。

我是说，画像上的孔子目光忧郁。

这是我寻访过的几十座文庙里，孔子被安置得最委屈、最马虎的一座。其它文庙里，大成殿正中“万世师表”或“道冠古今”的鎏金匾额下，孔子冕旒衮服，状若帝王。在这个曾经三教合一，当地人称为大慈寺的地方，文庙只是附属。并且，大成殿让位给了菩萨。如来、观音、太上老君和王母娘娘混坐一起，偶像们色彩艳丽。孔子被赶到偏殿，塑像也没有，只有一张木头的牌位和一幅小小的画像。

目光忧郁的孔子望着庭院。空荡荡的庭院，一树木槿怒放灿烂。雨后，地上落红无数。这种朝开暮谢的花朵，古人常借它感叹生命的无常。不过，从孔子的位置看出去，他看不到木槿，他只能看到细细的雨丝从被飞檐挤成方形的天空飘下来，飘下来……

我不确定八十多年前的大慈寺，格局是否亦如此。但可以肯定地说，一旦那些风餐露宿的学子走进大慈寺，走进大成殿，他们那一颗颗悬着的心，终于稍微安宁一些了。

因为，漫长的内迁结束了，目的地到了。

当学子们在孔子和其它神祇的注视下漫步于幽深的庭院时，耳畔，总会隐隐传来他们听不懂的白族民歌，天空总是奔走着状若棉花的云朵。一种和从前迥然不同的生活，即将在异乡开始。对他们来说，生活不在别处，生活就在这里。

苍山下，洱海边的喜洲古镇 视觉中国 图

前事

1938年6月，正在美国耶鲁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的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接到一封电报。电报坐实了他几个月来一直担忧的事：随着日军进逼，华中大学所在的武汉岌岌可危，学校必须搬迁。

韦卓民是按华大教授每六年享有一年休假的规定出国的，他在英国和美国一边讲学，一边宣传抗日，并时刻关注国内战事。早在几个月前，他就向华大同仁提出：要做好内迁准备。

接到学校盼归的电报后，韦卓民立即结束讲学，匆匆启程回国。1938年8月25日，当他从香港飞抵桂林时得知，他的学生和同仁已经从武汉迁到了桂林。那时，尽管他早就知道内迁绝非一朝一夕一事，但他没有意料到，等他再次踏进武昌华大校园时，时间已过去八年。八年的两千多个日日夜夜，他和他一手创建的华中大学一起，在颠沛流离中浴火重生……

华中大学的前身，包括创办于1871年的文华书院、创办于1885年的博文书院和博学书院。1924年，三校联合，组建为私立武昌华中大学。1929年1月，长沙雅礼大学和岳阳湖滨书院也并入华中大学。5月，早年毕业于文华书院，后来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和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韦卓民出任校长——考察抗战内迁大学，无一例外，每一所大学都有一位优秀的校长。他们的优秀，除了术业有专攻，是本专业的翘楚外，还无不具有公正、开明、务实的作风，尤其是对学校满怀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对学校的呵护，如同严父慈母之于儿女，甘愿为之呕心沥血。

华大规模很小。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两湖乃至中南地区，国立武汉大学正向着一流大学迈进，华中大学显然无法与其争锋。华大要取得一席之地，只能控制规模而重视质量。这一点，是韦卓民从做校长第一天起就作为既定方针的。因此，一直到抗战前夕，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华大仍然只有三个学院（文学院、理学院和教育学院）以及十来个系。至于学生，刚组建时，只有区区五十七人。到1937年，终于增至三百余人。此后，大体维持在数百人的规模。虽然民国时期的大学，并不像今天的大学这样动辄庞大到上万乃至数万学生，但与西南联大或浙大、同济、复旦的上千乃至数千学生相比，华大仍属不折不扣的小大学。

韦卓民是1937年6月出国的，他刚到英国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拉开帷幕。那时，他已经富于远见地意识到，战争不可能短期结束，中国需要长久抗战，地处九省通衢的武汉作为兵家必争之地，早晚将被战火波及。他从英国写信回校，极力主张内迁。但是，他的建议没有被校董会和代理校长采纳。即使到了当年年底，在南京业已陷落，武汉遭到直接威胁的危急时刻，代校长黄溥仍认为立即搬迁并不明智。因为，一方面，此时的华大正在用韦卓民从美国要到的四万美元庚款大兴土木；另一方面，黄溥等人认为，由于学校具有英、美教会背景，纵使日军攻占武汉，华大仍有生存空间。

直到1938年夏天，日机将炸弹扔进与华大一墙之隔的天主堂时，华大在为十四名毕业生举办完学位典礼后，才正式决定内迁。与未雨绸缪的厦大、浙大、复旦相比，华大晚了一步。可供华大选择的目的地有两个，一是位于湖南西部的沅陵，一是位于广西东北的桂林。两相比较，桂林胜出。民国后，广西省会即由桂林迁往南宁，但在抗战前夕的1936年，李宗仁认为“为应付将来抗战军事上的需要，省会应迁返桂林”，是以当年10月，广西省会重返桂林。随即，广西大学等高校以及国内众多军政及文化机构也纷纷落户桂林，桂林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抗战时期的军事与文化重镇。

从武汉到桂林，高速公路经长沙、衡阳和全州，全长八百余公里，行车十余小时。华大师生的西迁之路，也是由武汉南下，经长沙、衡阳和全州。只不过，他们没有高速公路可走。

1938年7月10日，一个闷热的夏日清晨，华大师生从武昌登上了一条拖着两条驳船的小火轮，溯长江而上，在岳阳进入洞庭湖，穿洞庭后再溯湘江南下，抵达长沙。这一路，耗时五天五夜。

在长沙等待七天后，华大师生再次上路，前往衡阳。原本，长沙到衡阳仍有湘江水路可通，只是无法通行带有驳船的小火轮。于是，华大师生弃舟登岸。两地相距不过两百公里，今天，普通火车两小时可到，高铁只需三十多分钟，华大师生的火车却走了十六七个小时。兵荒马乱之际，火车人满为患，当年的亲历者、华大学生柳学水回忆说，“伤兵多，难民多，旅客多，熙来攘往”。总算是优待知识分子，车站给华大师生准备了一个贴有“华中大学专车”字样的包厢，但“大热的天气，一百多人闷在一个车厢里，不但是自己可以闻到自己的汗臭，而且头昏得时时想吐。尤其是教职员先生的家眷中有带了小宝贝的，真亏他们忍受”。

不过，当他们为汗臭苦恼时，他们不知道，充斥着汗臭的火车，以后也将是奢望。

衡阳到全州的铁路属于湘桂线的一段，也是湘桂线修筑最早的一段，1938年10月建成通车。华大师生由衡阳前往桂林是在1938年8月。就是说，湘桂线还没有正式通车，他们搭乘的，乃是校方动用关系才得到特许的工程车。工程车车厢均为敞蓬，堆满铁轨，师生们就坐在铁轨上，行李放在中间。搭乘这样的火车当然很危险，西迁负责人桂质廷教授一再告诫学生：互相提醒，千万不能打瞌睡，以免睡着了摔下去。

当敞蓬火车上的师生被一路飞扬的煤灰染得满面乌黑时，他们终于抵达了桂北群山中的全州。休息几天后，再分乘汽车，从全州赶往桂林。至此，耗费一个月时间，华中大学师生终于把武昌昙华林的课桌，搬到了山水甲天下的桂林。

二十多年后，韦卓民回忆说，“当我由美国飞香港转道到达桂林时，已是8月15日，学校师生先几天到了桂林。当询及搬迁情况，才知从武昌运来的图书不过百分之四五，仪器不及四分之一。”作为华大的主要缔造者，韦卓民对华大有一种护雏般的深情，得知这一情况，他大感心痛，立即派人回武昌抢运。然而，“水路交通业已阻塞，损失甚大”。即便之前装箱抢运出的仪器和设备，也在10月份才送达，“这严重影响了理学院几个系的教学进度”。

乐群路是桂林市中心的一条小街，距离堪称桂林地标的独秀峰只有几百米。乐群路上，一道不起眼的大门，是乐群路小学入口。这所普通的小学，曾是广西大学文法学院校址，也是迁到桂林的华中大学的落脚点。

很快，华大师生就发现，桂林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随着广州和武汉相继失守，俨然西南地区政治军事中心的桂林遭到了日军的狂轰滥炸。据《桂林市志》及《叠彩区志》记载，在1938年底到1939年初，日军多次轰炸桂林，如11月21日、11月30日、12月2日、12月24日、12月29日和1月11日，均有少则九架，多则五十一架日机飞临桂林上空，投下大量炸弹和燃烧弹，桂林居民死伤数以千计。

甲天下的风光虽好，桂林却不是久留之地。

桂林独秀峰及其周边景象 视觉中国 图

华大师生只得再次启程。这一次，他们要去一个更为遥远的地方。

那就是此前绝大多数华大师生从没听说过的喜洲。

在喜洲四方街附近，有一片白族风格的大宅院，雕梁画栋，曲径通幽，午后的阳光从庭院上空射下来，落在生机勃勃的花木上。这座院子，人称严家大院，距今已有一百二十年历史了。

严家大院的主人叫严子珍。作为喜洲商帮重要人物，严子珍既是沱茶的创制者，也是凤庆茶的培育者。上个世纪初，严子珍的永昌祥乃是西南地区知名的大商号。

在昆明，严子珍结识了一位新朋友。他和新朋友的打扮相映成趣：严子珍戴瓜皮帽，罩中式长衫；新朋友戴金丝眼镜，着西装，打领带。

这位新朋友，就是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

决定从桂林进一步内迁后，韦卓民提出了新迁校址三原则：一、远离大城市以避日机轰炸；二、物价便宜；三、能与外界保持一定的通信联系。对照三原则，适宜的地方无非四川、贵阳和昆明。三地中，四川已有大量高校及其它机关迁入，物价腾贵；贵阳正在变成一个大的军事基地，易遭日机轰炸。惟一的选择就是昆明或云南农村。

于是，韦卓民前往昆明考察。考察期间，经云南省教育厅长龚自知介绍，他和严子珍相识了。

严子珍向韦卓民推荐了他的老家喜洲。在认识严子珍时，韦卓民还认识了与严子珍随行的大理五台中学校长。这样，韦卓民便与这位校长一起前往喜洲实地考察。考察结论是符合要求。

从桂林迁喜洲，其难度，远大于从武汉到桂林。按当时的交通条件，甚至，华大师生不得不绕道越南。

几年前的一天，我从桂林市中心乐群路出发，经良丰前往荔浦。我行驶的是一条穿村越镇的老公路。路上，我竭力想象八十多年前发生在这条公路上的一桩旧事。那是1939年2月20日。那一天，公路两旁的村民看到两辆颇为奇怪的大卡车。呼啸前行的大卡车车厢里，挤满了青年男女。大卡车前方，赫然各贴着一副春联——那一天，正是中国人最看重的节日：大年初一。其中一副对联写道：乾坤满胡骑，道路着儒冠。当年的华大学生秋英回忆说，这对联，“使每一个同学对这次迁校的壮举，心头都加上了一种难耐的感觉和不易磨灭的印象。”

两部张贴着春联的大卡车，是华大为了内迁专门购买的。其经费，大部分来自韦卓民在国外的讲学收入。担任司机的，则是华大外籍教师。与大多数时候只能靠双脚前行的西南联大或浙大学生相比，华大学生要稍微轻松一些。

当天，抵柳州；次日，抵南宁；第三天，抵镇南关（今名友谊关）。从镇南关出境，师生进入越南。其时，越南属法国殖民地，建筑大抵是法国风格，“与关内迥异”。在越南东塘坐上火车后，经谅山达河内。河内休整一天，再坐上通往昆明的火车——在中国东部沿海全部沦陷而滇缅公路尚未通车时，这条铁路是中国与外界联系的惟一通道。

昆明略微休整，师生继续西行，交通工具仍是卡车。1939年3月底，经过十多天行旅后，华大师生终于走进了苍山下、洱海边的那座古老而宁静的小镇。

对这次内迁，韦卓民总结说，华大师生“计阅一年举校播迁者再，长征八千里，而总计学生缺课不满六周，占全学年五分之一，员生艰苦至可钦佩也”。

喜洲

这几年，我三次造访喜洲。

每一次，都会想起老舍先生几十年前对喜洲的描述。

1941年10月，老舍与著名古琴家查阜西一道，从昆明前往喜洲，为华大学生讲学三次。及后，他在《滇行短记》里写下了他对喜洲的印象：“喜洲镇却是个奇迹，我想不起，在国内什么偏僻的地方，见过这么体面的市镇……进到镇里，仿佛是到了英国的剑桥，街旁到处流着活水，一出门便可洗菜洗衣……山水之间有这样一个镇市，真是世外桃源啊！”

大理境内，四千多米的苍山负雪天南，标志着东喜马拉雅山系的结束和云贵高原的开始，苍山因之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檐。十九座山峰发源了众多溪流，溪水汇聚于苍山之麓的湖泊中。从高处看，湖泊状如人耳，故名洱海。环洱海一周，都是宜于农耕的平原，称为洱海坝子。喜洲，就坐落在洱海西岸的坝子上。一侧是碧波荡漾的洱海，一侧是云卷云舒的苍山，在银苍玉洱之间，房舍点缀，稻菽遍野，一派田园牧歌的柔美景致。

依偎在洱海边的喜洲 视觉中国 图

交通枢纽的位置和平坦肥沃的土地，使得喜洲从多山的大理脱颖而出，早在784年，南诏王异牟寻就定都喜洲。后来成为华大师生庇护所的大慈寺，就是那时兴建的。喜洲地处茶马古道，复又邻近西南丝绸之路，自古以来，就有经商的传统。肇自近代，闻名遐迩的喜洲商帮崛起，造就了严、董、尹、杨等巨富家族，遂有“穷大理、富喜洲”之说。

今天的喜洲，是大理、丽江旅游线上的重要目的地。古镇上，客栈、酒店比比皆是，严家大院等景点内，回响着南腔北调的各省口音。不过，华大师生曾栖身八年的大慈寺却始终是个冷寂去处——我三次前往，无一例外，每一次，除了厢房里低头玩手机的管理员，再没有其他人。

是的，对于尘封的往事，在当事人和极少数打捞者之外，它注定要被漠视，要被遗忘。

今天大慈寺一角 摄影 聂作平

老舍笔下，喜洲乃是堪与剑桥相提并论的世外桃源，并且，喜洲的确也比周边小镇更富裕、更发达，然而，在过惯了大城市生活的华大师生眼里，当他们睁大好奇的眼睛走进喜洲时，仍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失落：

“喜洲的街道都是泥土的，没有石板路，下过雨后到处都是泥巴；每逢集市，街道两旁都是蹲在地上卖东西的人，他们穿的衣服大多是脏兮兮的，头发上长了虱子，周围的苍蝇乱飞，我们都不敢接近他们。更糟糕的是，喜洲当地没有厕所，街道上很脏，到处都是狗屎，野狗很多。有一次，我们被邀请去一个农户家，刚进他家的院子，打开门我们就看到躺在屋子里的家畜，我们十分不习惯。”

“我们看到当地人用圆形方孔的铜钱做交易，而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钞票已在全国发行。还好，我们学生们的食宿均由学校解决，所以我们没有出去买过东西；不过，要和当地人做交易，还是要将我们用的钞票换成他们用的铜钱。”

我第一次看到的大慈寺和后来两次看到的大慈寺其实并不一样。第一次看到的大慈寺状若废墟——大门堵塞，只能从倒塌的围墙缺口进出。院子里，杂草过膝。偏偏废墟里，却放了几张桌子，几个老人在无声无息地打牌。倘不是有鸟儿飞过来落在屋檐上尖叫，简直如同默片。第二次、第三次看到的大慈寺已经做了很大修缮，并建起了大理喜洲华中大学西迁纪念馆和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实践基地。只是，如果说早年的大慈寺还有几个老人在打牌的话，那么，修缮后的大慈寺反倒难以听到人声了。

大慈寺内的华中大学西迁纪念馆 摄影 聂作平

史料记载，如今的大慈寺，其实只是华大进驻时的大慈寺的一部分。就在严子珍向韦卓民推荐喜洲时，喜洲的另一巨商董澄农和严子珍的儿子严燮成等同乡闻讯后，也表示热忱欢迎华大到喜洲。他们不仅提供了学校搬迁的路费，还将香火旺盛的大慈寺让出来供学校使用。

大慈寺其实包括三部分，即大慈寺、文庙（又称奇观堂）和张氏宗祠。这三座连成一片的房舍，华大接手后进行了合理布局：大慈寺大殿最为宽敞，适合作礼堂。只是，大殿正中及两侧都是泥塑的菩萨，得用蓝布把它们遮起来。每逢师生在礼堂聚会时，隐隐约约之间，蓝布后面的菩萨——表情或慈悲或狰狞的菩萨，就像是列席的旁听者。大殿前的厢房充当教室，大殿后的厢房充当办公室——校长室、秘书处、教务处、注册处和会计室等部门都挤在几间阴暗潮湿的小屋里。文庙辟作图书馆。庙前空地一侧，新起了两栋简易的两层木制小楼，一栋分给物理系和生物系，一栋分给化学系。张氏宗祠的正殿以及正殿前的厢房，作了教师休息室以及文学院、教育学院各系的办公室和研究室。现今大慈寺一侧是一所小学，当年是一片空地。华大租下这片空地稍加平整，便是一个颇为理想的运动场。

华中大学在喜洲的校舍 供图 聂作平

师生宿舍分散在镇上各处。这些宿舍，要么是大户人家腾租的院子，要么是各大姓的祠堂。其中，女生宿舍是一处四合院民居，每间屋子放四张两层的床，中间再放几张小书桌，住八个人。男生宿舍有两处。每一处宿舍，都由学生们自办伙食。以女生宿舍为例，这四五十名女生，请了一个当地人做厨师，每天轮流由一名学生和厨师上街采买。有趣的是，同学们能根据当天菜品的风格，准确推知是哪一省的同学在监厨——太辣，一定是湖南的；太甜，一定是上海的；土豆多，一定是广东的。

喜洲居民以白族为主，而白族是一个崇文尚教的民族。对这些远道而来的读书人，他们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善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抚慰了华大师生漂泊无依的伤愁。当时，喜洲最富有的严家、董家，每年都会捐一笔钱给华大。当地人操办红白喜事，一定要请华大师生吃席。按当地风俗，这种流水席要摆三天，华大的男生们总是毫不客气地去大吃几顿，只有教授和女生顾及面子，去一次表示祝贺。华大师生走在喜洲街上，到了用餐时间，总有当地人主动拉他们到家里吃饭，有时，师生过意不去要付钱，却被干脆地拒绝。

华中大学学生沈俊在洱海边的留影 供图 聂作平

但是，由于地处边陲，喜洲不仅生活单调，尤其严重的是缺医少药。距喜洲最近的一所稍微像样的医院，远在大理城区。刚到喜洲那年春天，一种传染病在喜洲流行，好几个教职工的孩子因未能得到及时治疗而夭折。1939级学生汪安琦回忆说，“有一次镇上流行霍乱，死了许多人，街上哭声震天，非常悲惨。”甚至，几年后，著名学者、中文系主任包鹭宾先生，身患疟疾而缺少药物，竟至英年早逝。

大慈寺二楼展厅里，我注意到了一张小小的照片，照片上有三个人，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一名外国人，还有一个是坐在他们中间充当翻译的年轻人。图解说，这是1954年，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见法国总理孟戴斯。担任翻译的青年，就是从华中大学毕业还不到十年的董宁川。通过董宁川进华大的故事，我们或许可以洞见华大以及韦卓民严格而务实的办学风格。

董宇川系大理人，少年时在越南河内学法语。听说家乡迁来一所大学，且英语系是其强项后，他回到家乡，打算考华大英语系。但是，他赶往学校才得知，华大的入学笔试时间已过。失望的董宇川抱着试一试的心理，直接找到英语系主任、英国人雷美佳，并用熟练的法语与其交流。惊讶于董宇川良好的法语水平，他被破格录取。后来，法语老师离职，董宇川便以大一学生的身份教授法语。

华大的传统是以严格著称，尤其入学考试。但是，搬迁喜洲后，生源水平远不如武昌。不得已，学校只得降低了录取标准，但同时采取了宽进严出政策：学生入学后即举行分班考试，尤其看重英语。考试成绩差者，编入英语先修班，先修班英语及格，第二学年才能读大一英语。两年后，必须通过一次中期考试，中期考试合格者，准许升入三年级。否则，继续读二年级。于是，读两次甚至三次二年级的学生不乏其人。及至三、四年级主副课全部修完，再进行一次毕业考试。毕业考试合格后，还得用一年时间撰写毕业论文。只有毕业论文也合格了，才准予毕业。因此，“论读书的空气，这里并不亚于国内一般有名的大学，图书馆和各系的研究室，从早晨直到晚间都坐满了人。”

同样在二楼展厅，我还看到了一张长长的图表，那是当年华大在喜洲时的教师名录。从名录可知，除个别人外，绝大多数教师都毕业于欧美名牌大学并获得了博士——至少硕士学位。华大偏处西南，几乎与世隔绝，要聘请知名学者任教并非易事。不过，韦卓民千方百计利用其良好的社会关系和影响力，聘请了一大批学有专长有名望的教师——如文学理论家游国恩，古文学家钱基博（钱锺书之父），文献学家阴法鲁，社会学家许烺光，物理学家桂质廷，教育学家胡毅，化学家张资珙、徐作和，语言学家傅懋勣，生物学家萧之的、吴醒夫以及病死异乡的经学家兼史学家包鹭宾等。由于有教会背景，华中大学自始至终都有十几位来自英、美、德及瑞典的外籍教师，他们大多也是国外知名大学的教授。此外，华大还想方设法邀请知名人士到校讲学，史学家钱穆，作家老舍、端木蕻良，数学家熊庆来，社会学家费孝通、潘光旦，画家徐悲鸿，美国学者费正清，英国学者李约瑟等人都曾为华大学子传道、授业、解惑。

嬗变

烽火连绵而弦歌不绝，这是精神的倔强、道义的坚守和文化的自信。到1939年底，日占区的高校，除十四所留在原地外，十七所被迫关闭，二十五所到租界或香港避难，另有五十二所迁到内地——五十二所中，就有华中大学。对华大师生来讲，远离繁华便利的大城市，远赴偏远落后的小镇，这本身乃是不幸。但是，如果站在历史的高度看，不幸又是幸运——他们的内迁之地，诸如华大的喜洲，浙大的湄潭，同济的李庄，它们是幸运的，就如当时有人指出的那样：“高等教育机构的内迁，并非是一种纯粹不幸之事。因为他们所迁之地，过去在文化上是未开发之区，科学知识观念的传播，有助于推动国家的现代化。”

云南是一个边远省份，其文化教育相对内地来说要落后一大截。以科举为例，自元朝将云南纳入中央直接管辖后六百年间，云南竟从未出过状元，进士也不超过一千人（作为参照，苏州一府之地，出过五十余位状元和近四千名进士，即便我老家富顺一个县，也出过近三百名进士）。

历史上，内地对滇西的文化输血事件，我以为最重要的有两起：一是杨慎发配保山。一是华中大学西迁。前者是个人力量，后者是集体行为。前者以古典的方式兴学编书，使逶西之地得沐教化之光。后者则是现代文明与现代科学的传播，即所谓“华中大学以及其他内地教育机构的西迁，从客观社会效果来看，实际上在对中国西部进行着一场文明开发运动”。

尽管喜洲是大理乃至滇西地区首屈一指的重商重文小镇，但在华大到来之前，几万居民中，仅有三名大学生，中学生亦少得可怜。华大在喜洲八年间，不仅每年都有喜洲学子考入华大，云南籍学生的比例，也一度达到了将近七成。八年里，从华大毕业了三百多名云南籍学生，后来，他们大多成为云南各大高校及科研机构的骨干。

老舍初到喜洲时，“远远地就看见几所楼房，孤立在镇外，看样子必是一所大学校”，老舍心中暗喜，他以为那一定就是内迁的华中大学。结果，“仔细一打听，才知道那是五台中学”。的确，20世纪30年代，内迁的华大看上去还不如五台中学。

五台中学修建之时，正值华大迁来之际。顺理成章地，五台中学成为华大教育学院的实习基地。在华大帮助下，五台中学跃升为大理最好的中学，尤其是直接用英语授课的华大传统，使五台中学的英语在整个云南独占鳌头。八年间，从五台中学毕业了数千初、高中学生，他们对提升喜洲、大理乃至滇西民众的文化素质，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而今，五台中学已更名大理二中，但它与华大的关系并未断绝——它还有一块副牌：华中师范大学大理附属中学。

喜洲五台中学 摄影 聂作平

从喜洲到大理市区，车程二十来分钟。但八十多年前，洱海之滨只有一条坑坑洼洼的毛坯公路，区区三十余公里路程，华大的卡车居然要行驶一整天。加之缺少汽油，华大的卡车后来干脆放弃不用。物理系师生把发动机拆下来，与一台发电机联到一起，以煤气作燃料，拼装出一套发电系统——这是滇西历史上第一套发电系统。除了供实验室用作动力外，每晚还可为图书馆和教室照明两三小时。亮灯的第一个夜晚，喜洲百姓几乎举家出动，纷纷前往大慈寺看稀奇。

在看到华大用汽车发动机点亮了电灯后，喜洲的富商们很快筹集资金，请物理系教授卞彭和熊子璥作技术指导，建起了一座水电站——这是继昆明石龙坝电站之后，云南省修建的第二座水电站。古老昏暗的深宅大院，第一次被现代文明的光辉照亮。

喜洲镇外的农田，除了种植水稻外，还分布着大面积的疏菜和水果。其中，曾被当地人称为洋花菜和洋辣子的花菜与西红杮，就是华大引进并教会当地人种植的。这些具体而微却又异常深刻的变化，随着华大的到来而发生，就像《华中师范大学校史》所写的那样：“随着1939年3月间华大师生的到来，小小的喜洲镇陡然增加许多外来文化人口，街上的杂货店生意兴隆，新式的理发店、缝纫店等服务性行业随之产生，原来在市下街警察局附设的邮政所也独立成专门的邮局……喜洲不仅有了两所完全小学，而且在这些学校里开始实行男女同校，彻底地改变了以往封建闭塞的状态。在华大师生的影响下，人们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的改变直接冲击着封建礼教秩序。”

与此同时，对内迁的知识分子来说，当他们和暂栖之地声息相通，既把他乡当故乡，也把自己的专业因地制宜地施展时，他们也就迈出了化不幸为幸运的最重要的一步。

清季民初，中国面临豆剖瓜分的危机，学界遂兴起边疆问题研究之风。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国民政府迁渝，“社会各界对边疆问题的关注也因形势的严峻、学术力量的空前而得以增强。”其时，与边疆研究相关的机构有近三十个，学术刊物有二十余种，而华中大学创办的西南边疆文化研究室即其中之一。和其它兄弟机构相比，华大的优势在于，它本身就地处边疆，立足于以白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地区。

研究室领军人物包鹭宾用了一年多时间，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完成了多篇研究西南少数民族族源和语言的论文。他证明了白族和摆夷（傣族）是两个不同民族，又第一个提出了白族概念——这些成果，并非只是从书斋到书斋的纯学术研究，而是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比如，其时的一些国外学者，把白族和傣族混为一谈。又如，十几年后划分民族时，就是依据包鹭宾的研究定名了白族。包鹭宾去世六十年后，他的学术论著重新出版，他的女儿认为这是他“惟一的、真正的遗产”。

与包鹭宾著作一样六十多年后还在重版，还在影响一代又一代学人的学术著作，还有许烺光的《祖荫下》。1941年到1943年间，许烺光对安身立命的喜洲进行了丰富的田野调查，并写下了《祖荫下：传统中国的亲属关系、人格和社会流动》。多年后，许烺光担任美国人类学会主席，成为比肩韦伯和汤恩比的大师，但他的第一步，却是从喜洲迈出的。就像研究者说的那样，“许烺光在西镇（即喜洲）的研究是他第一次完整的人类学田野经历，从中获得的丰富材料与他在香港沙田和华北的生活经历一起，构成了他后来走向跨文化比较的中国经验基础，他一生的理论成就都与此有关。”

与文科相比，理工科的工作和现实更加紧密。如物理系对酒精、油脂工艺，对璜基族的抗疟素和衍生物的研究，对当地水力资源的利用，以及卞彭博士发明卞式电路开关；生物系对洱海湖水及浮游生物的研究；化学系对当地传统染料提取工艺和制革方法的改进……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可以说，华大在喜洲的八年，它带给喜洲的巨大变化，要超过以往的八十年乃至更久。

以后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次年4月，华大回迁武昌。回迁的队伍分作两批，先乘卡车经昆明、贵阳到长沙，再从长沙坐船北上。

于是，八年之后，华大重又回到了武昌，回到了昙华林。只是，人不可能第二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岁月倏忽，华大也处于时代巨变的波澜中。1949年，国民政府要求华大南迁桂林，韦卓民拒绝了。他说，“不迁了，我们和解放军有过接触，他们有良好的纪律和礼貌，这是在旧政权士兵中没有见过的现象。”

1951年6月，最后一名西方教师离校。7月，华中大学改为公立。1952，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华中大学在并入了多家大学的整体或部分后，重组为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后来，改名华中师范学院。1985年，华中师范学院更名华中师范大学，直到今天。

1952年，六十四岁的韦卓民被列为改造对象，不再担任行政职务，改作政治教育系教授。此后的屡次运动，他都遭受了或大或小的冲击，但他一直坚持翻译康德和黑格尔著作。1974年，他与苦恋四十年的戴惠琼结婚。1976年，病逝于武昌。三年后平反。

韦校长去世的消息传到海外，华大校友为他修建了一座纪念馆。又过了十几年，一尊高大的韦卓民汉白玉雕像矗立在华中师大桂子山校园，而《韦卓民全集》也由华中师大出版。

喜洲镇上有一位九十多岁的张姓老人，韦卓民带着华大师生落户喜洲时，他还是一个十来岁的少年。几十年后，他和喜洲的几位老人一起，自发设立了华中大学遗址纪念场所。在他记忆中，韦卓民是一位衣着朴素，为人和善的中年人。张姓老人保存着一些发黄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人物，除了校长韦卓民和一些教师外，更多的，是名姓与事迹均不可考的华大学生。

喜洲复原的韦卓民宿舍 摄影 聂作平

那个微雨的夏日，我从大慈寺出来后，前往喜洲镇东边一列伸进洱海的半岛，它因状如舌头而得名海舌。八十多年前，这里是生物系的学生在萧之的的指导下研究洱海时取水的地方。如今，它因秀丽的风光被打造成一个需要提前预约才允许进入的网红打卡点。

我看到，湖水碧蓝，树木葱郁，花枝招展的年轻人正沉醉在他们的美好之中——或牵手，或追逐，或嬉笑，或拍照。往事消散如云烟，他们显然不知道，八十多年前，曾有一群和他们同样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跋涉了千山万水来到这里，在同样的苍山之下，洱海之滨，度过了迥然不同的青春岁月——我忽然想起，在大慈寺展厅一角，光电还原了一个那时的场景：一群年轻的学子，跟随黑板前的老师一起大声诵读：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那一刻，在湖水哗哗的拍岸声中，我看到了苍山上雨意淋漓的乌云，看到了乌云下背负着蓝天飞翔的鸟儿。

• 主要参考书目：《华大往事》《华中大学》《华中大学校史》《韦卓民年谱》《韦卓民纪念文集》《华中大学在喜洲》《大理抗战》《内迁院校在云南》《喜洲镇志》《桂林市志》

责编 杨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