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同学嫌我是地主崽，寡妇女儿愿与我同桌，后来她说恨我一辈子

讲述/徐文强 撰文/文如其名168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首广为流传的民间歌谣《地富反坏右》中唱道：“地富反坏右，共同把罪受，说批斗就批斗，隔三差五挨顿揍。”这首歌谣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黑五类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悲惨遭遇。

由于我家是地主成份，打我记事起，每当搞运动时，大队民兵就会来我家，押着我父亲徐光学去批斗。父亲跪在批斗会的舞台前，头上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地主分子徐光学。批斗会到高潮时，主持人还会带头举起右手，握紧拳头高喊：“打倒地主分子徐光学！”舞台下面的群众也跟着喊：“打倒地主分子徐光学！”我在会场后面看见这一幕，吓得双腿像筛糠似的，不停地颤抖......

每个学期开学报名注册时，我最害怕的就是老师问我“家庭出身是什么”这句话，好在以往都是我父亲替我回答。而这次，我要自己回答老师的问话，心里害怕得要命。

秋季学期开学了，虽然我已上小学五年级了，但是，我还是第一次独自去学校报名。以往都是父亲带我去报名的，报名手续也是父亲替我办的。而这次父亲被生产队派去三十多里外的山里修水库了，一去就是三个月，中途不能回家。母亲是文盲，说我已长大了，就叫我自己去学校报名。我惴惴不安地走进五年级教室，看见一个陌生的女老师正在为前来报名的学生注册。

见我走进教室后，女老师和蔼可亲地问道：“同学，你叫什么名字？”我紧张地回答道：“老师，我叫徐文强。”女老师又微笑地问道：“家庭出身是什么？”我胆怯地回答道：“地主。”讲话声音像蚊子发出的声音，小到只有自己才能听清楚。也许是女老师没听清楚，又问了一句：“家庭出身是什么？”我怯愵地回答道：“地主。”

这时，女老师抬起头，表情复杂地看了看我，最后在家庭出身一栏里填上“地主”两个字，我的报名手续才算完成。我转过身去，眼眶里噙满了伤心的泪水……

站在我身后的几个男同学，对我指指点点。有的说，地主的崽有什么资格来读书？还有的说，地主的崽读书有什么用？听着身后同学的议论，我的心在滴血，我哭着跑开了……

就在这时，我听见身后传来一个女同学的喝斥声：“你们几个男的，欺负挖苦一个自己的同学，算什么本事？他出生在地主家庭，是他的错吗？毛主席都说过出身不由己 ，道路可选择。”

那几个男同学被女同学训斥得哑口无言，就像霜打的茄子蔫了，再也不敢吱声了。我停住脚步，回头感激地望了一眼那个女同学，心想，我这辈子都要感谢她为我出头。

开学后的第一节课，来上课的正是开学时为我们注册的那位女老师。她自我介绍道：“我叫姚素芬，是你们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以后，我们就要相处一年的时间了，希望同学们支持我的工作，共同把班级管理好，把学习搞好！大家说好不好？”我们异口同声地说：“好！”

紧接着，姚老师要求一男一女同坐一张课桌，重新编排座位。其他同学都很快安排好座位了，轮到我时，姚老师为难了，因为大部分女同学不愿和我同桌。这时，那个为我出头的女同学站起来，主动跟姚老师说，她愿意和我坐同一张课桌，我感激地说了声谢谢。姚老师满意地点了点头，并向她投去赞许的目光。

安排好座位后，姚老师一一点名，我才知道与我同桌的女同学叫吴桂英。

下课后，同学们纷纷走出教室去玩。我很自卑，不敢跟其他同学一起玩，就在教室里自己看书。吴桂英也没有出去玩，我就悄悄地对她说：“吴桂英同学，谢谢你多次帮助我！”她羞涩地笑了笑，说：“不用谢，同学之间互相帮助是应该的！我最看不惯的就是恃强凌弱的人！”我听后，更加敬佩她的敢作敢为。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吴桂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吴桂英告诉我，她家住在徐家村隔壁的吴家村，大家都是同一个大队。她阿爸在她三岁那年生痨病去世了，从此，她与母亲相依为命。然而，村里有几个光棍经常上门骚扰，欺负她们孤儿寡母。她养成了不怕事、敢于与男人相斗的倔强性格，因此，很多男人都怕她，叫她做女汉子。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所以，开学那天，见到我被人欺负，她就敢挺身而出。我听后，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在学习上比吴桂英强，她遇到不懂的地方，我尽量地帮助她，有时候，一个问题要反复讲解好几遍，她才能听懂。

由于我学习成绩好，姚老师指定我做学习委员，吴桂英当文娱委员。有一次，学校要我们班出一个节目，代表学校去参加全公社小学文艺汇演。姚老师叫吴桂英组织一个小组合唱节目，吴桂英叫我也参加合唱组。

我不好意思地说：“吴桂英，我五音不全，就不参加了吧！”吴桂英嗔怒道：“徐文强，你是班干部都不支持我的工作，谁还会听我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也不好再拒绝了。

参加合唱组后，每天下午放学后都要排练节目。因为我父亲去外地修水库了，母亲要参加生产队劳动，就交代我放学后记得把去晒谷场把谷子收回家，那是从生产队领回的口粮。由于专心地排练节目，我忘记了去收，结果一场大雨把谷子全淋湿了。

等我排练完节目回到家时，母亲正在心痛地将淋湿的谷子放在灶边烘干。抬头看见我时，气不打一处来，拿起扫帚就要打我。“你这个败家仔，这可是生产队分给我们家的口粮呀，谷子被雨淋坏了，到时候看你吃什么？”

我强忍着泪水，委屈地说：“阿妈，我不是故意的。学校要我参加全公社的文艺演出，排练节目时忘记了。”母亲听后，转怒为喜，高兴地说：“这是好事呀！你为什么不早说？这段时间你就不要做家务活了，专心排练节目吧！”我感激地朝母亲点点头。

第二天下午排练完节目后，我正准备回家时，吴桂英叫住了我，神神秘秘地对我说：“徐文强，你等一下，我也去你家。”我不解地问道：“你去我家干嘛？”吴桂英笑而不答。

刚走到我家门口时，就看见一个中年妇女用独轮车推着两筐谷子在我家门口等候。吴桂英兴奋地喊道：“阿妈，你把谷子送来了？谢谢阿妈了！”我着急地话道：“阿姨，这怎么行呢？谷子你推回去，我不能要，否则我阿妈会骂我的！ ”

“文强呀，你家谷子被雨淋坏了，都怪桂英不懂事，硬要你参加合唱组排练，这些谷子就当桂英赔你家的！”吴桂英的母亲不容商量地说道。卸下谷子后，母女俩就回去了，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打那之后，我对吴桂英更加钦佩，她说什么事，我都乐意去做。我妈和她妈还开玩笑地说，我们两家这就算订下娃娃亲了，等他们俩长大后就成婚......

小学毕业后，我和吴桂英一同到公社初中上学。初一秋季学期读到一半时，吴桂英母亲去岩洞里挑水时摔了一跤，导致腰椎损伤，家中顶梁柱倒下了，吴桂英不得不辍学回家干活......打那以后，我和吴桂英大概有八九年的时间没有见过面了，也没有过任何联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1979年，我家的地主分子帽子终于摘掉了。从此，我享受了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

1980年初中毕业后，我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县一中。我认识到高考是改变我人生唯一的出路，因此进入高中后，我异常刻苦学习。早上六点钟天一亮就起来了，早读课还没开始，我就站在教室外边的路灯下早读。晚上9点钟晚自习结束后，我又拿出自己带来的煤油灯，点着后盖上一个玻璃罩子，在教室里再学两三个小时，到晚上12点钟才回寝室睡觉。

不知是命运的捉弄，还是老天爷故意跟我开玩笑，1982年高考前一天晚上，我下晚自习后居然跑到学校水井边，用井水冲凉，结果当晚发起烧来。第二天上午考试时，头脑昏昏沉沉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第一场考试的失败，又影响到后面两天的考试。最终，我的高考成绩只达到了师专的录取线。

我原本是不想去读师专的，想再复读一年，考个重点大学或普通本科院校。然而，父亲却说：“师专也是大学，毕业后照样有工作分配，能够吃上国家粮，端上铁饭碗，又有什么不好呢？万一复读一年后考不上怎么办？”我被父亲说得无言以对，最终还是去师专报到了。

9月1日，在去师专报到的火车上，我正在座位上闭目养神，耳旁传来一阵嘈杂声。我睁眼一看，只见一个身材高挑、披肩长发的姑娘扛着个皮箱东张西望，行李架上堆满了各式行李，她的皮箱根本没有地方可放。姑娘喃喃自语道，这可怎么办呢，难道一直放在脚边吗？可还要坐几个小时的火车呢？

我看见她焦急的样子，就关心地问道：“阿妹，你是不是没地方放皮箱？”姑娘愣了一下，点了点头。我立即将自己的箱子从行李架上拿了下来，放到自己的座位底下，然后又把她的皮箱放了上去。姑娘感激地说：“谢谢你啊，阿哥！”我腼腆地说：“不客气，举手之劳！”

姑娘在我旁边的位置上坐下后，就拿出零食来吃，顺便分些给我。我赶紧推辞，红着脸说：“阿妹，你自己吃吧，我不习惯吃零食的。”姑娘好奇地打量了一下我，就去吃她的零食了。

一路上，我专心致志地看书，偶尔抬头看看别处，当我和姑娘的目光相遇时，赶紧扭头望向别处。姑娘则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搭讪，也许是出于男人的礼貌，我脸上终于不再那么严肃了，和她热情地攀谈起来。

姑娘自我介绍道：“我叫张晓艳，今年刚考上师专，今天去报到的。”我也自我介绍说，我叫徐文强，也是去师专报到的。

我们经过交谈，发现都是去同一个师专报到的，而且读的还是中文科汉语言文学专业。新生报到注册后，我们又居然分在同一班级。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今生的相遇就是前世的久别重逢吧！

入学后不久，我俩的感情逐渐升温。我们课余时间一起去图书馆、阅览室看书查资料。校园的林荫小道上，留下我俩成双成对的身影。

由于我和张晓艳都是读中文专业，便有了更多共同语言。我们谈论最多的就是文学，什么屈原《离骚》呀，郭沫若的《女神》呀，顾城的《远和近》呀等等。我谈了对古今中外名著的理解，名著就是人们百读不厌，永不过时的作品。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司汤达的《红与黑》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著。

有一天，吃完晚饭后，我和张晓艳漫步在校园的小径上，夕阳把我俩的身影拉得长长的。我听见树上知了不停地叫，也不嫌累，就触景生情，得意洋洋地临场作诗：蝉，在树上鸣叫 /知了，知了，知了/烦死了/你知道什么呀/害得我跟女朋友讲话都听不见/你再别烦了/知了似乎在说/我在为爱发声/再动听的情歌/也无法打动别人！

张晓艳笑得前仰后翻，揶揄地说：“徐文强，你也好意思说这是诗，简直就是顺口溜嘛！”我听了，大失所望，本以为她会夸奖我几句的。

我跟张晓艳谈起了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小说描写了老农许茂和他的几个女儿悲欢离合的故事，反映十年动乱给农民带来的灾难及农民的抗争和追求。作品从秀云的婚姻波折中透视出这个偏僻山村所发生的政治风暴，反映出深广的时代内容。小说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情节曲折起伏，引人入胜......

张晓艳扑闪着一双大眼睛，天真地说：“徐文强，要是你也能像周克芹那样写出一篇获奖的小说，那该有多好啊！但是，只要你能在公开出版的报刊上发表一篇文学作品，我就嫁给你！”我听后，无比激动，在心里默默地为自己加油，争取早日在报刊上发表作品。

从此，我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来涉猎中外名著。每次去阅览室看书时，我都随身携带一沓卡片，用来抄录报刊杂志中的优秀词句或段落。一个晚上往往用去十几张卡片，虽然买卡片时也心痛钱，但是收获却很多，为以后创作积累了丰富的词语。

我还节衣缩食省下10元钱，参加一个杂志社举办的文学创作出函授班。杂志社每季度寄一本内部刊物给我们，刊物里面刊登文学名人谈写作的经验，作家的写作体会，也刊登一些学员的优秀习作。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反映农村题材的散文《厨房的变迁》寄给杂志社，不久就刊登出来了。这是一次对我思想触动很大的创作经历，我看到了文学创作的希望。

此后，又发表了两篇散文。当然，这些都是内部刊物发表的，既没有稿费，也没有达到张晓艳的期望。

时间如白驹过隙，三年的师专生活很快就结束了。毕业后，我和张晓艳一道被分配到县中学任教。教学之余，我继续努力创作。苍天不负有心人，我写的散文《儿时守岁也温馨》终于在公开出版的报纸上发表了。

师专毕业一年后，我和张晓艳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结婚第二年，张晓艳就生下了女儿徐敏妮。从此，一家人其乐融融......

有一年放寒假后，我们一家三口回到农村老家，正好碰上我堂哥结婚。我堂哥是个瘸子，家里也比较穷，一直娶不起老婆，如今都35岁了，这次他非要我做伴郎，我义不容辞。当时，我没有问他新娘叫什么名字。在婚礼上，当我看见新娘的刹那间，我简直呆若木鸡，新娘竟是我小学和初一同学吴桂英！

吴桂英见到我后，也是脸色骤变，我似乎看见她眼角还闪着泪花。当新郎新娘来敬酒时，吴桂英故意一个趔趄，差点栽倒在我身上，趁着我上前扶住她时，她幽怨地看了我一眼，轻声地说道：“夜里你来找我！”我吓得心惊胆战，浑身冒汗......

第二天，我从堂哥口中了解到，吴桂英当年辍学后回家干活挣钱，然而，赚的钱不够她母亲治病。后来，有个媒婆把吴桂英介绍给一个死了老婆的中年男子，中年男子说只要吴桂英跟他订婚，他保证拿钱给吴桂英母亲治病，等到吴桂英够年龄时再结婚。在那种情况下，吴桂英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筹钱帮母亲治病，就含泪答应了与中年男子订婚......

谁知几年后，中年男子把吴桂英玩够了，又看上了另一个黄花闺女，就将吴桂英赶出了家门。吴桂英走投无路，想跳河自杀，正好被堂哥碰上，堂哥把吴桂英救下，并且把她送回家。当堂哥了解到吴桂英不幸遭遇后，就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拿给了吴桂英，让她给母亲继续治病。吴桂英感恩堂哥，就自愿嫁给堂哥，堂哥当然高兴，等了几年后，就筹办了这次婚礼......

几天后，我到堂哥家告辞，堂哥出去了。吴桂英看见我后，哭得梨花带雨，她央求我看在小学时帮过我的份上，想办法帮帮她。吴桂英说，她一直暗地里爱着我，并不爱我堂哥，希望我能娶她。我如实地对吴桂英说，我们这么多年没有见面，我已经结婚了，并且有了女儿，我很爱她们！

吴桂英听后，怨恨地盯了我一眼，痛苦地说道：“徐文强，你就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我恨你一辈子！”我听后，无言以对，落荒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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