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 陈卫平 苏智良 陈引驰 | 这些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到了上海

8月16日，由上海市社会市科学界联合会、文汇报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主办，学林出版社承办的“《大城大师：68位社科大师的学术人生》新书首发式”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

打响“上海名人”品牌，让大师的精神薪火相传。2019年，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指导下，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开始策划“礼赞大师”系列活动，与文汇报共同推出“大师”专版。从2019年9月28日第一个大师版《陈望道：一位语言学家的本心》，至2021年9月26日第六十八个大师版见报，历时两年，文汇报理论评论部记者编辑团队参阅大量大师著作，采访逾百名大师的弟子及亲属。《大城大师》一书即脱胎于这组专版。

首发式上，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葛剑雄，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卫平，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苏智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引驰分享了各自的大师故事，并围绕大师著作、大师精神、如何理解“大城”与“大师”的关系等内容展开精彩对谈。在此摘选部分对谈内容，以飨读者。

主持人：今天请到的这四位学者，葛剑雄教授是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的弟子，陈卫平教授是哲学家冯契先生的弟子，苏智良教授是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的弟子。陈引驰教授作为大师辈出的复旦中文系的系主任、图书馆馆长，和复旦的社科大师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大城大师》这本书是《文汇报》“大师”专栏文章的结集，请先谈一谈各位看到专栏中描写自己的老师、或者自己特别崇敬的学者的文章时，是什么感觉？

葛剑雄：我自己写过谭先生的传记，而且有各种版本，但是我在看《文汇报》上写谭先生的文章时，还是产生一些新的想法。正如书名《大城大师》所揭示的，世界上大约很少有城市能够集中这么多大师。这些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到了上海。像我的老师16岁到上海，进入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大学，在那里参加共青团，最后他也在这座城市离开我们，而且，他主要的贡献，包括编著《中国历史地图集》，就是在上海这座“大城”里面完成的。

陈卫平：我的老师冯骥先生是哲学家，关于他的文章和史料是有很多专业性内容的。从记者写的文章，可以看出看了很多材料、花了很多功夫，而且文笔也比较优美，不同于我们写专业学术文章的文笔。所以这本书是很适合向大众介绍大师的读物。

以冯契先生为例，从大师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三个共同特点。

第一个是总结历史。他们都对于自己所研究的学术领域中的经验、历史起到了一个总结性的作用。

第二个是引领时代。他们的知识，他们的著作，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是具有引领性作用的。比如，冯契先生曾提到他写作“智慧说”三篇的动因。为什么要写这个？他就讲，毛泽东同志提出中国想走出去，不仅仅是政治上、经济上要出去，而且文化上也想走出去。文化上想走出去，意味着在精神上要追求独立自主。那么哲学如何来回答这个问题？如何引领精神上的独立呢？从冯先生这些思考中，可以看出他的哲学创作对于引领时代的意义。

第三个是影响深远。冯契先生是1995年去世的，到现在快30年了。30年来，他的重要著作都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冯契先生的成就陈列室就在华东师大闵行校区，从2018年开馆至今，参观人数已经超过了一万多。研究他的论著，中文和中文以外的，都数量众多。

苏智良：首先想说说《大城大师》这个书名。“大城”，我是这样理解的：上海建城已经有170年，1843年开埠以后，我们这个城市就进入了近代化过程。在辛亥革命到五四以前的那个阶段，那时上海城市人口已经达到了200万人，远比现在浦东人口还少得多，但在当时，已经是中国第一个200万人口的城市，从那个时候开始，上海就进入了“大城”的时代。上海的文化、教育、出版特别发达，云集大量文化人才。比如，1930年中共中央建立了左联、社联，一大批知识分子云集上海，参与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

我的老师陈旭麓先生是湘乡人，他的方言口音我到毕业时都听不太懂，但是我们读先生的论著可以说常读常新。在座的很多朋友一定读过陈先生的《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先生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但他的书一直再版，拥有越来越多不同年龄段的读者，这是很了不起的。我有时候回到母校华东师大，也会邂逅先生，在文史楼、在校园里，都能看到他的语录。上图东馆的社会科学馆里也有68位大师的丰富陈列，我每年都去，一次又一次邂逅先生，一次次给我们以力量。

陈引驰：我跟刚才三位不一样，三位都是大师真正的入室弟子，我没有这么幸运。我虽然不入室，但是“穿堂过室”。其实冯契先生和陈旭麓先生，我都在学术场合见过。《大城大师》这本书我看过一些篇章，确实是收集了很多资料，也有弟子家人的访谈，非常适合向大众和整个图书界来推荐。68位大师中，复旦中文系有13位，占了近1/5。很惭愧，13位中我大概有一半见过，少数几位比较熟悉，还有一些只见过一两面。他们确实都是在学术上，特别是对我们复旦中文学术的发展，非常重要。

第一，他们视野都非常开阔，基本可以说是古今贯通、中西兼容，这与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特色也有关系。像朱东润先生，他翻译过几十万字西文小说作品，后来主要是研究中国传统的学问。像刘大杰先生，早年进行欧洲文学的翻译和创作，自己也创作小说。

第二，在学术上有很大的贡献，很大程度上打开学术局面，开拓某一个方向、领域的疆域。像朱东润先生的传记研究、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分别把中国传记写作和中国文学史写作推到新的高度。他们的著作至今还很有影响力和参考价值。前些年我在做中文系主任的时候，我们曾经动议编过《复旦中文先哲丛书》，他们专著之外的一些有价值的论文，集起来，基本上每人都是80万字左右。所以他们的学问，当初开疆拓土，后来还有长久的参考价值。

第三，学术上开放包容，和而不同。像朱东润先生的弟子陈尚君老师，他四十余年的唐诗研究总结性著作《唐五代诗全编》很受关注，是一项规模庞大的学术工作。朱先生本人并不一定做这样大规模的文献搜集考订工作，但他强调，“用最艰苦的方法追求学识，从最坚决的方向认识人生”。尚君老师的工作不是在学术研究的具体课题上亦步亦趋跟随老师，但非常清楚地体现了朱东润先生提倡的学术精神。

主持人：接下来谈谈大师的性格方面。三位老师想起自己的恩师，有哪些印象特别深的事情？

葛剑雄：我跟随谭先生那么多年，除了研究生这几年以外，还有当助手的十多年，他从来没有指定我必须去研究什么，但是如果我在研究中有和他观点不同的地方，甚至对他提出了批评，他就会非常重视，非常高兴。谭先生给我看过他和他的老师顾颉刚先生的通信，我看了以后很震动。谭先生听课时发现顾先生有的地方讲错了，去跟顾先生讲，顾先生居然写了封信给谭先生，围绕分歧双方前后有四封信的讨论。最后顾先生居然把这些通信作为他上课的补充教材发给大家，是这样一个气度。

后来我自己也碰到了。当时编撰《中国历史大辞典》，样稿写北京这一条，谭先生讲了历史上几个北京，我发现还可以补充，就写了信给谭先生。当时我不知道我补的这一条就是谭先生自己写的。谭先生很高兴，我感到很惶恐，但是谭先生还写信给当时《中国历史大辞典》编辑刊物，要求他们全文刊登我补充的内容。他是想告诉大家，他们也并不一定完全对，有错的地方大家可以补充。

另一件事是，我在写《中国移民史》的过程中，发现老师当年的成名作里有错。他讲迁过去的人有多少，占百分之几。我告诉他，100多年前迁徙的人到100多年以后，所占比例已经变化了，要考虑人口增长。他说，对，我当时没有考虑，是错了。他后来坚持要把对这个错误的认识写进他的最后一篇文章里。

我们今天之所以历史地理能够不断地取得成绩，也和当年老师鼓励学生批评的这种作风能够被继承下来有关系，而且当年老师不是把这个讨论的过程仅仅局限于内部，而是把它作为学术史记下来，公之于众。

陈卫平：冯契先生有两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有很大的教育。第一件事是在1974年时，他辅导我们学习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他讲课的时候拿了一本德文版，我们当时不理解，已经有中文版了，为什么要拿德文版？他的意思是，我们对于马列的著作，最好要知道原文原版是怎么讲的。他说“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里翻译成中文是终结，但这个词在德文当中是有总结的意思，总结和终结还是不一样的，他说总结其实就像《周易》里面讲的那样，是一个阶段的结束，但又是一个阶段的开始。所以这本著作既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怎样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遗产精华的继承，同时又表明了在这个基础上开辟了一个什么样的新的方向。这点我印象非常深刻，懂得了对于马列著作，什么叫真学、真懂、真信。冯契先生在那本德文版里还写了很多批语和读书体会。

第二件印象深刻的事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他写的论著大概有200多万字，当然包含很多引文，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引文，也有很多古人的。他过世以后，整理他留下来的藏书时，我发现，他的古代哲学史、近代哲学史、“智慧说”三篇等著作中，凡是涉及引文的，我们在他读过的书上都可以看到划线，或者作了记号。这说明他在写书时，或者最后定稿时，一定都是去把原文核对过、思考过的。有一处给我印象很深，写到毛泽东，他引了一句周恩来的有一篇文章中写到的毛泽东的一段话。周恩来的这篇文章，一般来讲，在我们的研究领域中并不是一个必读的文献，但我后来翻看冯契先生的藏书，在《周恩来选集》中，他引用的周恩来的话，都划了线。这是我对冯契先生印象很深的地方，做学问，特别是要引有关的材料，一定要找到出处，搞懂搞通。

苏智良：我读研究生是1982到1985年，1984年的时候我去见陈旭麓先生谈论文选题，我当时选的是八一三淞沪抗战。其实我很忐忑，因为80年代初关于如何评价国民党抗战，是个令人忐忑的选题。陈先生是从抗战过来的，我也已经到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看了很多档案，所以还是有点底气。陈先生肯定了这个选题，鼓励我去做。

还有关于上海历史的研究。上海在80年代中期讨论城市文化发展战略，陈先生是思想很开放的，他说他想讨论一下海派文化。因为他当时已经年纪很大了，让我帮忙收集几段明末关于海派的评述，我找了几段。他后来写成了专门讨论海派文化的文章，很精炼地概括海派文化的特征，一个是多元，一个是虚心。今天我们讲到上海的城市品格，“开放、创新、包容”，其实也体现了他们那一代人的思想。所以我每一次讲到海派文化，就想起陈旭麓先生。

主持人：我们“礼赞大师”的宣传，到今年已经是第五年了，未来我们如何把社科大师的学术成就和精神再继续宣传推广，让它更加融入我们的城市文化当中？

陈引弛：这一次《大城大师》这本书有一个非常新颖的编制方式，就是按区域介绍他们主要的生活、学术活动和工作场所，并且做成一个地铁地图。我想这也是一种City walk的尝试，确实有助于把这些大师的生活足迹、学术足迹放到上海这个城市的脉络中去，供大家寻访。像伦敦、巴黎这些著名城市，历史上有名的文学家等活动过的地方，也是经常有人去寻访的。时空结合，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方式。

葛剑雄：我什么时候认识谭先生的？就在人民广场。我念初中时在那儿看到谭先生的照片，当时他是全国文教会的代表。由此我想到，如果我们的《大城大师》这本书，今天的中学生看了，认识了这些大师，触动他们以后报大师的专业，从事相关学科的工作，那这本书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我们的“礼赞大师”的宣传要真正向公众，特别是向青少年普及，激发起他们的热情。

主持人：最后请各位推荐一本大师的著作。

苏智良：我还是推荐陈旭麓先生的《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雅俗共赏，老少皆宜。

陈卫平：我推荐一本冯契先生的《中国哲学通史简编》，就是把他的古代哲学史和近代哲学史合在一起的，本来有100多万字，现在精简为30几万字，已经翻成英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中文英文对照起来看。

葛剑雄：我跟我的学生编了一本《谭其骧历史地理十讲》，这本书很受欢迎，可以从中比较全面地了解谭先生的学术研究和治学态度。

陈引驰：我推荐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朱先生一生写了好多部传记，除了王阳明传丢掉了之外，其他都保留下来。《张居正大传》是他的第一部传记著作，非常能显示他的特点，文史结合。这是他从西方借鉴的传记写作方式，来写中国的历史人物。写这本书的时候他还很年轻，笔力也很健硕。

大约是80年代中期，我还是初中生的时候，去过朱先生家里，他那时候已经年近90了，在写《陈子龙及其时代》，案头放的是一套《明史》，书房里有很多明清的史书。他写传记，相关史集都是要先读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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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任思蕴 责任编辑：杨逸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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