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回医简》之“传训诂”者，《素问》《灵枢》《难经》也！

一百零六、《天回医简》之“传训诂”者，《素问》《灵枢》《难经》也！（初定稿）

1、《天回医简》者，何也？

2012年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老官山汉墓医简的出土，可以说揭开迷雾见太阳，提供了了解中医学术发展史上战国神医扁鹊秦越人的新证据。

天回镇老官山汉墓出土的医简，最初名为《敝昔遗书》，即《扁鹊医书》。敝昔，乃鷩鵲二字省偏旁之“鳥”，古书抄写体例。敝昔、鷩鵲，即扁鹊。鷩、扁，古音通假。后专家整理组定名《天回医简》，则是战国神医扁鹊秦越人，即《汉志·方技略》记载的扁鹊学派医学典籍《扁鹊内经》《扁鹊外经》之传承。据考，乃由扁鹊学派之传人西汉名医仓公淳于意之弟子（弓姓者）从齐地带入蜀地者。

《天回医简》专家整理组认为：

据研究推断，《天回医简》的主体部分，抄录于西汉吕后至文帝时期，根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的记载，仓公淳于意的行医与授学时间与这一时期相当；墓主人下葬年代在景、武时期，其年辈应与淳于意弟子相当。

从《天回医简》的内容来看，均为已亡佚的古医书。按郑樵“书有名亡实不亡”之例，这批医简的主要内容与淳于意所学、所传的医书相关。其中《脉书·上经》《逆顺五色脉藏验精神》保存了“色脉诊”的内容；《脉书·下经》是与马王堆汉墓、张家山汉墓出土古《脉书》接近的经脉文献，但包含了更加丰富的“言病之变化”的内容；《和齐汤法》是侧重于“合和制剂”的经方类文献；《犮理》是关于犮、石两种古治法的文献；《刺数》则是记载针刺治法的文献。重要的是，《脉书·上经》中出现的“敝昔曰”与简文中存在较多的齐语特征，证明这批医简在学术上应源于扁鹊与仓公；至成帝时刘向等校书，编定有《扁鹊内、外经》，当与此一脉相承；又考传世文献，亦可证今《素问》《灵枢》《难经》乃“传训诂”之作。正如章学诚所说：“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

据《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东汉初有脉学大师涪翁出于广汉，“乃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其再传弟子为郭玉，和帝时为太医丞。这是扁鹊与仓公的“经脉医学”由齐入蜀之后代代相传的结果，而天回墓主人则是这一传承过程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天回医简整理组编著《天回医简》，文物出版社，2022年11月第1版）

编者按：有学者考证，涪翁，即侍医李柱国。

据“名人大讲堂”演讲，东汉初年，有个隐姓埋名之医者，经常在绵阳的涪江之上钓鱼。人们称呼其为涪翁。在《直隶绵州志隐逸》卷中，记载“涪翁避王莽乱隐居于涪，以渔钓老，工医，亡姓氏。”有意思的是，《华阳国志》在写郭玉时，提到了一个名叫“李助”的方士，称其“字翁君，涪人也……名齐郭玉”。

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国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研究院院长柳长华认为，“李助即涪人翁君，也即涪翁。而涪翁，正是校过医书的李柱国。正因为曾担任成帝时的御医，在王莽时才需要避乱于家乡。”

李柱国何许人也？李柱国乃汉成帝时之御医，史家认为是我国校勘医书第一人，相传祖籍四川盐亭。到了王莽之乱后，李柱国从此消失。

而在同一时期，绵阳出现了此涪翁。不仅如此，涪翁还培养出了一个叫程高之弟子，是古代有名之医者，而程高有一个弟子叫郭玉，更了不起。他是东汉和帝时期著名的太医丞，擅长于脉理，史称“多有疗效，帝奇之”。在《后汉书·郭玉传》里也曾经提到过程高和涪翁。

其传承，涪翁（侍医李柱国，撰著《针经》）→程高→郭玉。如下史载。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方术列传·郭玉传》说：

郭玉者，广汉洛阳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渔钓于涪水，因号涪翁。乞食人间，见有疾者，时下针石，辄应时而效。乃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弟子程高寻求积年，翁乃授之，高亦隐迹不仕。玉少师事高，学方诊六微之技，阴阳隐侧之术。和帝时，为太医丞，多有效应。帝奇之，仍试令嬖臣美手腕者，与女子杂处帷中，使玉各诊一手，问所疾苦。玉曰：“左阳右阴，脉有男女，状若异人。臣疑其故。”帝叹息称善。

玉仁爱不衿，虽贫贱厮养，必尽其心力，而医疗贵人，时或不愈。帝乃令贵人羸服变处，一针即差。召玉诘问其状。对曰：“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慑以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彊，不能使药，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针有分寸，时有破漏，重以恐惧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于病哉！此其所为不愈也。”帝善其对。年老卒官。

2、何谓“传训诂”？

“传训诂”三字，见班固《汉书·刘歆传》说：

“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时，诏向受《谷梁春秋》，十余年，大明习。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

所谓“传训诂”，亦名“训诂传”、“故训传”等。

（1）统言之，“传训诂”乃注释、注解之别名，即孔门后儒注解经文，甚或阐述发挥、附益补正经文之奥蕴义理也。如《易经》之《易传》、《书经》之《尚书大传》、《诗经》之《毛诗故训传》、《春秋经》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等。

或认为，传即训诂。如

《春秋公羊传·定公元年》说：“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

汉·何休注：“‘读’谓经，‘传’谓训诂。”

（2）析言之，传、训、诂三者则微有殊别。

“传”（音转zhuan）者，刘熙《释名·释书契》说：“传，转也，转移所在，执以为信也。”即转述之义，与“经”对言，则指注解经文，甚或阐释发挥经文奥蕴义理也，或称“传注”。汉代以前注书，皆用“传”字。如上述。而汉代以后解释文字，亦多用“训诂”之词。如

《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说：“特令校书郎贾逵为之训诂。”

训诂，亦名诂训、故训。许慎《说文·言部》说：“训，说教也。”段玉裁注：“说释而教之，必顺其理，引申之凡顺皆曰训。”

《说文·言部》说：“诂，训故言也。”段注：“故言者，旧言也。……训故言者，说释故言以教人，是之谓诂。……训诂者，顺释其故言也。”

换言之，将古代的话加以解释，使之明白可晓，谓之训诂。（郭在贻《训诂学》）

对于“诂训传”三字，孔颖达《毛诗·周南·关雎诂训传第一》《疏》说：

“‘诂训传’者，注解之别名。毛以《尔雅》之作，多为释《诗》而篇有释诂、释训，故依《尔雅》训为《诗》立传。传者，传通其义也。《尔雅》所释，十有九篇独云‘诂训’者。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释言则释诂之别，故《尔雅序》篇云：释诂、释言，通古今之字，古与今异言也。释训，言形貌也。然则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

《尔雅序》说：“夫《尔雅》者，所以通诂训之指归，叙诗人之兴咏。”

宋·邢昺《疏》说：“诂，古也，通古今之言，使人知也。训，道也，道物之貌以告示人。指归谓指意归乡也，言此书所以通畅古今之言，训道百物之貌，使人知其指意归乡也。”

《汉志·六艺略·诗》记载：“《毛诗故训传》。”对于“故训传”三字之同与异，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毛诗诂训传名义考》说：

“《汉·艺文志》载《诗》凡六家，有以‘故’名者，《鲁故》《韩故》《齐后氏故》《孙氏故》是也；有以‘传’名者，《齐后氏传》《孙氏传》《韩内传》《外传》是也。惟《毛诗》兼名‘诂训传’，《正义》谓其‘依《尔雅》训诂为《诗》立传’，又引一说谓其‘依故昔典训而为传’，其说非也。

“汉儒说经，莫不先通训诂。《汉书·扬雄传》言‘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故通而已’。《儒林传》言丁宽‘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义而已’。而《后汉书·桓谭传》亦言谭‘遍通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则知诂训与章句有辨。章句者，离章辨句，委曲支派，而语多附会，繁而不杀……。诂训则博习古文，通其转注、假借，不烦章解句释，而奥义自辟，班固所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史》《汉·儒林传》《汉·艺文志》皆言鲁申公为《诗训故》，而《汉书·楚元王传》及《鲁国先贤传》皆言申公始为《诗传》，则知《汉志》所载《鲁故》《鲁说》者，即《鲁传》也。何休《公羊传注》亦言‘传谓诂训’，似故训与传初无异甚。而《汉志》既载《齐后氏故》《孙氏故》《韩故》，又载《齐后氏传》《孙氏传》《韩内外传》，则训故与传又自不同。盖散言则故训、传俱可通称，对言则故训与传异，连言故训与分言故、训者又异。

“故训即古训，《蒸民》诗‘古训是式’，毛传：‘古，故也。’郑《笺》：‘古训，先王之遗典也。’又作诂训，《说文》：‘诂训，故言也。’至于传，则《释名》训为传示之传，《正义》以为‘传通其义’。盖诂训第就经文所言者诠释之，传则并经文所未言者而引申之，此诂训与传之别也。

“古有《仓颉训故》，又有《三仓训诂》，此连言故训也。《尔雅》《广雅》俱以‘释诂’、‘释训’名篇，张揖《杂字》曰：‘诂者，古今之异语也。训者，谓字有意义也。’《诗·正义》曰：‘诂者，古也，古今异语，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示人。’又引《尔雅序》曰：‘释诂，通古今之字与古今异言也。释训，言形貌也。’此分言诂、训也。

“盖诂训本为故言，由今通古皆曰诂训，亦曰训诂。而单词则为诂，重语则为训，诂第就其字之义旨而证明之，训则兼其言之比兴而训导之，此诂与训之辨也。毛公传《诗》多古文，其释《诗》实兼诂、训、传三体，故名其书为《诂训传》。……训故不可以该传，而传可以统训故，故标其总目为《诂训传》，而分篇则但言《传》而已。”

要之，“传训诂”者，指注解经文，甚或阐述发挥、附益补正经文奥蕴义理也。

3、《天回医简》“传训诂”者，《素问》《灵枢》《难经》也！

宋·窦材撰集《扁鹊心书·三世扁鹊》说：“医门得岐黄血脉者，扁鹊一人而已。”

所谓“岐黄血脉”，指今本《黄帝内经》（《素问》＋《灵枢》）之“岐黄医术”、“岐黄医道”、“岐黄医学”等。

实际上，实非如此！

据出土的扁鹊学派医简《天回医简》，实乃扁鹊学派医经《扁鹊内、外经》之重现，而东汉以后编纂成书的医学典籍如《素问》《灵枢》《难经》，甚至《脉经》《中藏经》《甲乙经》等，皆是“传训诂”之作，即传播传承、转述注解、阐释发挥、附益补正《天回医简》者也！所以才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之说：“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循序，弗能易也。而仓公可谓近之矣！”即战国神医扁鹊秦越人是“方者”（医者、医学）之宗师！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个医学派别是扁鹊学派，不是岐黄学派！《黄帝内经》“岐黄医术”、“岐黄医道”、“岐黄医学”等是传承转述、阐释发挥、附益补正扁鹊学派典籍《天回医简》而来！

所谓《黄帝内经》“岐黄医术”、“岐黄医道”、“黄帝医学”等，只不过是继承了战国神医扁鹊秦越人——扁鹊学术思想而后起的一个支流。

托名黄帝的今本《黄帝内经》与《黄帝八十一难经》皆编纂成书于东汉时期，“实在扁鹊医学之后，并受扁鹊医学思想影响，甚或全面继承了扁鹊的学术特长而又加以发挥创造，并托名为黄帝所传，其书编著成之后，逐渐流行于世。”（曹东义《扁鹊学术思想研究》）是《素问》《灵枢》《难经》等医学典籍继承发展了扁鹊医学、扁鹊脉学之学术思想、医术成果，而不是相反。

“老关山医简的出土，将其内容与传世中医经典《内经》《伤寒》等略做比对，即可发现其中有许多相似的内容，诸如望诊与脉诊、经脉与循行、针灸与刺法、疾病的原理、方剂与配伍等。可以说，老关山出土的9种成书于战国晚期的扁鹊及其弟子的著作，是中医理论与临床的源头性文献，是今本《内经》《伤寒》等中医经典的直接来源之一。”（梁繁荣、王毅主编《揭秘敝昔遗书与漆人》）

据李伯聪《扁鹊和扁鹊学派研究》考证，《难经》《中藏经》（托名华佗）乃扁鹊学派之医著，西汉名医仓公淳于意、汉末三国名医华佗等是扁鹊学派之弟子。而《难经》乃东汉时期扁鹊学派之医著，非为阐释《黄帝内经》微言奥旨、疑难问题而作。所以，李伯聪《扁鹊和扁鹊学派研究》说“《难经》对于前期扁鹊学派的理论和观点，有继承、有选择，又有发挥”，是有道理的！亦即《难经》的学术思想与理论观点与《扁鹊内、外经》——《天回医简》有渊源，乃师承授受，与《黄帝内经》无渊源关系。

要之，今本中医典籍《素问》《灵枢》《难经》，甚至《脉经》《中藏经》《甲乙经》等，皆是扁鹊学派典籍《天回医简》的“传训诂”者，即传承转述、阐释发挥、附益补正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