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古语的死亡残留和转生

本篇所论的语言事实，是指现代语中所发现的语言事实而言，即是说，古语（古代的词语）在现代口语中死亡了，在残留着，或死而复活（转生）。我们只论口语，不论文章，因为在文章上很难说某一个字是死亡、残留或转生。文章的古今界限是很不清楚的，写文章的人是读书人，读过书的人的脑子里，是古今词汇混杂着的；唯有一般民众的口语里，古今的界限最清楚。就是文人的口语里，也比他们自己文章里的古今界限明显得多，因为满口诌文，就有大家听不懂的危险。由此看来，如果说某一个字在现代文章里是死了，这自然是很武断的说法；如果说它在现代口语里是死了，这可以由事实来证明：只要看一般民众口语里没有它，已经可说是死去；若连文人的谈话里也没有它，更是死亡的铁证了。

古语的死亡，有死字和死义的分别。死字如：“奰（佚名君注：bì），怒也”（《诗・大雅・荡》:“内奰于中国”），现代只说“生气”，不说“奰”。又如“慵，懒也”（杜甫诗:“观棊向酒慵”）现代只说“懒”，不说“慵”。死字有些是文人笔下几乎绝迹的，如“奰”之类；有些是文人还喜欢在文章上应用的，如“慵”之类。此外还有半死的字，例如“怒”字虽然被“生气”代替了，但口语里仍可以说“发怒”或“怒气冲冲”;“惧”字虽然被“怕”字替代了，但“恐惧”二字连用在口语里，仍旧是读过书的人容易听得懂的。

死义例如:“方，并船也”《诗・邶风》:“方之舟之”；“刀，小船也”；《诗・卫风》:“谁谓河广？曾不容刀”；“孩，小儿笑也”。《孟子・尽心》：“孩提之童”；“捉，握也”。（《世说新语・容止》:“而自捉刀立床头”）。死字和死义不同之点，就是死字是整个字死了，而死义只是字的某一种意义死了；“方”“刀”“孩”“捉”四个字在现代口语里是有的，只是它们已经失去了“并船”“小船”“小儿笑”和“握”的意义了。

古语的死亡，大约有四种原因：第一是古代事物现代已经不存在了。例如“禊”（佚名君注：xì）字的意义是：三月上巳临水祓除谓之“禊”，现代没有这种风俗，自然用不着这个字。第二是今字替代了古字。例如“怕”字替代了“惧”、“裤”替代了“袴”。第三是同义的两字竞争，结果是甲字战胜了乙字。例如“狗”战胜了“犬”，“猪”战胜了“豕”（“狗”和“犬”，“猪”和“豕”，大约起于方言的不同。有人说“猪”是小豕，“狗”是小犬，恐怕是勉强分别的）。第四是由综合变为分析，即由一个字变为几个字。例如由“渔”变为“打鱼”，由“汲”变为“打水”，由“驹”变为“小马”，由“犊”变为“小牛”。

以上说的是死亡的字。另有一种字，若说它们是死了，咱们的口语里却还有它们；若说它们还活着，却又不能按着它们的意义来随便应用。例如“墅”字本来是“兼有园林的住宅”的意思，所以《晋书・谢安传》说:“于土山营墅，楼馆林竹甚盛。”后人称“平日的住宅之外另营的游息之地”为“别墅”，“别”者，“另”也，就是“另外的一所住宅”的意思。但是后来“墅”字就常常依着“别”字而行，非但在口语里没有人说“他造了一个墅”，连文章里也没有人这样写了。又如“钟”字本来有“聚也”ー个意义，所以《国语·周语》说：“泽，水之钟也”（泽是水所聚的地方）；《世说新语·伤逝》说：“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情之所聚，正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后来“聚也”的“钟”不很能离开“情”字而自由应用，咱们只能说“情之所钟”或“钟情”（文章上还可以说“钟灵毓秀”），却不大说“海为水之所钟”，尤其不会说“娼寮赌馆，下流之所钟”之类。以上所举的例子，似乎太文雅了；一般人不大说“别墅”和“钟情”，但较俗的例子也不是没有。比如现代口语“不是”替代了“非”，“这”替代了“此”，“他的”替代了“其”，然而“除非”不能说成“除不是”，“岂有此理”不能说成“岂有这理”，“莫名其妙”不能说成“莫名他的妙”。“非”“此”“其”在这种地方也是古语的残留。

古语残留的原因往往是借成语的力量。最占势力的成语往往能是“后死者”；而某一个已死的字义也似乎托庇于这种后死的成语，得到较长的寿命。但是，咱们若要判断某一个字义死不死，应该看它的用途普遍不普遍，不该只看现代口语里有没有它，因此，咱们可以说“非”“此”“其”的字在现代口语里确是死了；它们只在某一些特殊情形之下，还有些残留的痕迹而已。

此外，还有一类的字，它们在口语里本来是完全死去了的，但是到了现代却复活了。这种现象，我叫做转生。转生的原因，大约有三种：第一是双音词的产生，第二是外国词义的翻译，第三是新事物命名。这三种原因的界限并不明显：新生的双音词往往是外国词义的反映；新事物的命名也有些是根据外国词义而来的。不过，我们姑且勉强把它们分开，在讨论上可以方便些。

第一，双音词的大量产生，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双音词的构成，往往是在一个口语里的活字之外，添上一个口语里已经死去的同义字，例如“皮肤”、“思想”（“皮”“想”是现在语里原有的，“肤”“思”是从古代词汇中取来的）；有时候，两个字都是曾经死去了的，例如“考虑”（“考”是“审察”，“虑”是“打主意）”。

第二，外国词义的翻译，有时用现代口语里的字很难译得适当，于是用古义来译。并非古义就能适当，只因为它们对于一般人是生疏的，所以它们复活之后就很容易承受了外国原字的涵义。例如“绝对”的“绝”字，和“无”的意思相近，“绝对”等于说“无可对待”，恰象“绝伦”等于说“无可比拟”。此外如“高原”的“原”，“奇数”的“奇”，“肺炎”的“炎”，“滋养料”的“滋”，都是从古语中借来的。kiss有时虽可译为“亲嘴”，但中国所谓“亲嘴”含有猥亵的意思，而kiss有时是纯洁的，所以只好另找“接吻”二字去译它。“吻”字也是在口语里死了的。

第三，新事物的命名，借用古义，恰象西洋新事物的命名借用希腊拉丁的语根。例如“警报”的“警”字是“危急的消息”的意思，古人所谓“边警”就是“边疆的危急消息”，“告警”就是“来报告危急的消息”。由此看来，“警报”就是关于“危急消息”的“报告”；这种“警”字，早就在口语中死去了，然而现在非但复活，而且成了人们日常谈话中最常用的字眼之ー。又如“贷金”，“贷”者“借”也，“金”者“钱”也，“贷金”就是“借钱”或“借的钱”，然而咱们不说“借钱”或“借的钱”而说“贷金”，因为“贷金”是一种制度，和普通的借钱不同。由此可见，造新名词的人之所以运用古义，并不一定是卖弄古董，有时候是要使它们和普通口语的字眼不同，以便产生一种特殊的意义，例如“贷金”不是普通的借钱而是一种制度，“警报”不是普通的危急消息而是专指敌机来袭而言。

说到这，大家都明白古语的死亡、残留和转生是怎么一回事了。下而我们将要讨论这三种语言事实对于青年作文的影响。

死去的词语，本来可以和一般青年不发生关系。活的词语是尽够用的了，犯不着向死的词语堆里去求补充。尤其是初学作文的人，应该抱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咱们对于活生生的语词的运用，总是比较地有把握的，何必为好奇心或虚荣心所驱使，运用已死的词语，以致有用字不当的危险呢？例如近日报纸的社论里有一种颇流行的新错误，就是把“殊”字当“谁知”讲。这种“殊”字的来源是“殊不知”，和“完全不知道”的意思差不多，其后有人误省为“殊知”，近日更索性省为“殊”字。其实“殊”只有“甚”的意思（引申为“完全”），怎么能当“谁知”讲呢？某日某报上有一个新闻标题：“伊总理已请德军援助，并诱致阿拉伯人参战”，这里的“诱致”也用错了，“诱致”是“诱之使至”的意思。又另一个报上有一个新闻标题：“美国军火生产将首屈世界”，这是不曾彻底了解“首屈一指”的意义，所以用错了。这些都是可以不错的，譬如干脆用了“谁知”“引诱”和“将居世界第一位”，岂不更妥当些？现在的时代，用死的词语用得不错，并不因此就得到一般人重视；用错了，却要被社会轻视了。何苦呢?

古语如果残留或转生，咱们运用它们，较有把握，用字不当的毛病大约可以不犯了。然而另有一种易犯的毛病，就是写别字。只要本来是古语，无论是死亡、残留或转生，都是别字的来源。青年笔下的别字，十分之九是由这三种语言事实产生的。已死的词语，固然和咱们不熟习，容易弄错；就是残留的或转生的，也并不为一般人所彻底了解。残留或转生的某一个字，和另一个字（或两个）结合之后，就被认为囫囵的一体。例如“别墅”，大家只当它一个整体看待，并不理会“墅”是“兼有园林的住宅”的意思，甚之不理会“别”是“另”的意思。又如“绝对”，大家也只当它一个整体看待，并不理会“绝”是“无”的意思。这种不理会就是产生别字的原因。

古语残留所产生的别字，例如“别墅”误作“别署”，“钟情”（佚名君注：此处“钟”繁体对应为“鍾”而非“鐘”）误作“鐘情”或“中情”，“间谍”误作“间牒”，“兴趣”误作“幸趣”或“性趣”（官话別字），“摧残”误作“推残”，“成绩”误作“成積”，“烦恼”误作“烦脑”，“枉然”误作“往然”，“固然”误作“果然”（吴语别字）等。古语转生所产生的别字，例如“绝对”误作“决对”（官话别字），“资料”误作“滋料”、“残忍”误作“慘忍”（官话别字），“驱使”误作“趋使”（官话别字），“恐怖”误作“恐佈”，“警报”误作“驚报”，“彻底”误作“切底”（粤语别字）等。

现在一般青年对于每一个字的每一个古义，自然没有那么多的工夫去仔细研究。但是，至少应该对于残留和转生的古语，求一个彻底了解。因为它们不是死的词语，而是现代活的词语的一部分，并且是最难彻底了解的一部分，唯其是活的词语的一部分，所以咱们不能不求了解；唯其是最难彻底了解的一部分，所以咱们不能不加倍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