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庆祥：以新的文化生命体破解“古今中西之争”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面临关乎民族生存发展的一个核心命题，就是“古今中西之争”。这并不是纯粹书斋式的学术探讨，而是关乎民族命运、国家前途和意识形态主导权的主体性之争。近代西方列强凭借霸权逻辑冲击中华文明，让古老的中华文明遭遇蒙尘。无论是固守封建根本、引进西方技术的“中体西用论”，还是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盲从西方文明的“全盘西化论”，最终均以失败而告终，也引发了长期的文化摇摆和认同危机。百余年来的文化精神焦虑，本质是文化主体性的失落，是“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到哪里去”这一根本性哲学问题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悬而未决之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一重大论断，深刻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经验，精准概括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标志着一种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诞生。应深刻认识到，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目标指向，是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新时代生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是文化主体性的具象化载体，它彻底扭转了近代以来我国文化被动性的局面，实现了民族精神的主动重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了思想与精神根基。

一、“第二个结合”生成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内在机理

“第二个结合”绝非简单的物理拼接，而是一场复杂而深刻的“化学反应”。这种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彼此契合、相互成就”。要真正理解新的文化生命体，首先必须深入厘清这一“结合”是如何发生的，或者新的文化生命体生成的内在机理究竟是什么。

1. 基于“高度契合”的内在共振

这是生成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之所以能迅速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并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一个至关紧要的前提性原因，就是虽然“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着高度的契合性”。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强调矛盾的对立统一，强调事物内部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祸福相依”“相反相成”的朴素辩证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为人民立言，致力于人民解放，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强调的“民为邦本”“天下为公”理念具有一种跨越时空的契合性。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注重实践、强调理论经受实践检验的哲学思想，这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世致用”“躬行践履”“知行合一”的实学精神高度相通。这些深层契合，让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时不存在强烈的“水土不服”，更像是契合民族精神底色的思想回响，为两种文化思想相融共生提供了肥沃土壤。如果不存在这种高度的契合性，“第二个结合”便会失去根基，新的文化生命体也只能沦为脱离文明根基的空洞概念。这种精神共鸣与文化契合，成为生成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前提。

2. 基于魂脉和根脉的“化学反应”的有机再造

这是生成的核心。

“第二个结合”的精髓与旨向，在于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深度融合及其相互激活、相互促进。“结合”不是简单的物理“拼盘”，而是如同发生复杂的化学反应，生成了一种全新的生命体。在这种化学反应过程中，是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为邦本”思想，剥去了封建统治的工具属性，将其升华为新时代“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与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生态理论唤醒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传统智慧，将其转化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治理理念。反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智慧滋养”作用。中华文明的丰厚底蕴，如同肥沃的土壤，滋养了马克思主义，使其超越了近代欧洲特定的时空语境和文化局限，获得了鲜明的中国气象、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其中的传统整体性和系统性思维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观念，支撑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顶层治理；其中的“舍生取义”的道德追求涵养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与斗争品格。二者双向赋能、互促共生、相互成就，真正破除了彼此独立和割裂的状态，形成了相互交融的一个有机整体，这就是“新的文化生命体”。它不是两种思想的简单叠加，而是融合后诞生的全新文化有机体，它具备单一思想体系无法生成的全新特质与实践功能。

3. 直面中国问题的实践驱动

这是生成的动因。

新的文化生命体绝不是于书斋中作抽象思辨的产物，而是立足中国现实、反映实践要求、回应时代发展的结晶，解决中国发展难题，是“第二个结合”生成且持续深化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根本动因。近代中国先后面临“挨打”“挨饿”两大生存发展难题，凭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个结合”，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也致力于夯实物质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具有三大核心内涵：总体维度上，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使人民过上美好生活；历史发展逻辑维度上，就是它具有从物质经制度再到文化的发展逻辑，它体现一种规律性认识，这种认识在新时代，就是要注重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世界维度上，就是走合作共赢、和平发展道路。这样的中国具体实际，内在要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彰显出来，这成为新时代的鲜明标识。这既意味着新时代文化力量日趋突出和重要，也意味着要从新时代的中国具体实际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相对独立出来，进而从“第一个结合”中拓展与生成出“第二个结合”。所以，相对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并提出“第二个结合”，具有历史必然性，符合时代发展逻辑。

二、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丰富内涵与本质特征

1. 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丰富内涵

新的文化生命体不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符号，而且是具有丰富内涵、鲜明特征和强大功能的文化本体。深入揭示其内涵，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巩固过程。因为新的文化生命体是文化上的“本体论”存在，它构成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在意识形态上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深层基础。

从词义来讲，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内涵体现在：“新” ，是一个具有总体性、先进性、引领性的新的文化综合体；“文化生命”，表明它在哲学上是一个具有成长性又具有生命力的文化鲜活体；“体”，既是一个具有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主体本体，又是一个包含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系统整体，还是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之体。

从理论来讲，新的文化生命体具有丰富内涵。在基础前提与本质规定上，它是“魂脉”与“根脉”相结合的有机统一的综合体。这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的逻辑起点与核心所在。马克思主义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的魂脉，决定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根本性质、政治底色与发展方向，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不偏离正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其根脉，积淀了民族独特的人文精神、思想智慧与道德规范，塑造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民族成色，它规避了封闭僵化的发展老路。二者并非简单叠加，而是“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内在有机融合：马克思主义为“体”，筑牢思想灵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用”，提供实践根基，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深度耦合、一体生成。脱离马克思主义，新的文化生命体便会陷入无魂无向的境地；脱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文化生命体便会无根无源。在本质特征与鲜明特质上，它是真理性、人民性与实践性统一的高度融合体。这是其区别于其他文化体或文化形态的鲜明特质。它具有真理性，基于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及其经验；它具有人民性，立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传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追求，让发展成果普惠全体人民；它还具有实践性，植根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始终与实践与时代同频共振，既能科学解释中国具体实际，又能有效引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真理性体现的是规律性认识，人民性确立了“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价值立场，实践性界定了新的文化生命体“从实践来、到实践去”的存在方式，三者相辅相成，构成新的文化主体性的核心支撑，且彰显其鲜活的现实属性。在内在品格与境界上，它是坚持包容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体。这赋予新的文化生命体不断发展的生机活力。在包容性上，它坚持开放包容的文明观，既吸纳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也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同时又辩证地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通过辩证扬弃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种包容性，使得新的文化生命体具有强大的吸纳力和整合力，能够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在创新性上，它坚持守正创新，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立场，紧跟时代实践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实践、制度、文化创新，赋予传统文脉与科学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这种创新性，使得新的文化生命体能够紧跟时代步伐，回答时代课题，引领时代发展。上述三个维度，系统构成了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丰富内涵。它们相互支撑、有机统一，共同确证了新的文化生命体是一个完整的、鲜活的有机体。显然，新的文化生命体，实质上是文化问题上新的本体与主体。

2. 新的文化生命体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之关系

新的文化生命体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什么关系？新的文化生命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一文化形态，既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实践展开，也是其功能实现的集中体现。“第二个结合”的最高实践成果，是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第二个结合”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此谓“中国化”，它提供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使马克思主义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使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马克思主义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可谓“时代化”，它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呈现其新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这一文化形态兼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双重属性，是两大思想体系综合创新的实践成果。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化形态主要是以“德性文明”为核心的“伦理型文化”，相对侧重于“人和人的关系”，注重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西方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本质上是以资本为主导的“竞争性文化”，相对侧重于“人和物的关系”，注重个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不忘本来”，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元素，“吸收外来”，批判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是以马克思主义为“魂”、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的文化，是扬弃中西方传统文化形态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是世界意义上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文化，是哲学意义上的平等包容普惠文化。显然，它既不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教条，也不复古中华传统文化的旧有范式，而是完全扎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土壤所实现的创造性重塑。这种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支柱与文化支撑，筑牢我们抵御外来文化冲击、站稳世界文明舞台的根基。它不仅从理论层面化解了近代以来的文化迷茫，更在实践层面开辟了非西方现代化的新路径，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新的文化生命体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深层逻辑

“古今中西之争”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文明的关系，新的文化生命体基于“第二个结合”，从底层逻辑超越了近代各种片面思潮与二元对立思维。破解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而新的文化生命体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的完整理论与实践方略。从大历史观与根本性来讲，当今“古今中西之争”与意识形态斗争，总体上可归结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西方中心论这两种理论体系之争，这种本质上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体性之争。研究这两种理论体系，构成当前我国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建设中具有总体性、根本性、标识性的前沿问题。把这两种理论体系及其实质搞清楚了，其他关于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也就容易搞清楚了。总体来讲，新的文化生命体既不是“西体中用”，也不是“中体西用”，而是以“新的文化生命体”为体，以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为用，它强调并注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与形成习近平文化思想，破除文化虚无主义，这是破解“古今”问题；以新的文化生命体为体破除“西方中心论”，这是破解“中西”问题。

1. 从“断裂”和“复古”的二元对立到“赓续”和“创新”的辩证统一：破解“古今之争”

近代围绕传统和现代的“古今之争”长期执拗于两种极端的片面思维：一是文化虚无主义，它主导的“传统断裂论”，把传统文化视作现代化的障碍，主张全盘西化、割裂历史；二是文化复古主义，认为传统文化可以拿来解决现代的诸多问题，因而主张单纯回归传统，拒斥现代变革，排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新的文化生命体以辩证思维彻底超越与破解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它既否定传统断裂论，坚守文明赓续立场，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精神根基，现代化建设不可能脱离本土文明而凭空建立，传统文明是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又摒弃复古守旧思维，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认为传统文化必须去适应、适合现代化社会，且不断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赋予传统文化以全新的时代内涵。这种“赓续”和“创新”的辩证统一，确切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非割裂传统的另起炉灶。这就从理论上终结了现代化必然远离或疏离传统的片面认知，确立对待本土文明的科学方法论，夯实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历史根基。

2. 从“全盘西化”和“盲目排外”的两极摇摆到“自主”和“开放”的有机统一：破解“中西之争”

关于中华文化（文明）与西方文化（文明）关系的“中西之争”，在近代同样长期陷入两大思维误区：“全盘西化论”盲目崇拜与移植西方模式，全盘否定中华文化或本土历史文化；“盲目排外论”割裂全球文明互学互鉴，封闭保守地拒绝一切外来文明成果。新的文化生命体实现了自主立场与开放视野的有机统一，走出了两极摇摆的思维困境：一方面它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破除“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绝不等于西方化。西方现代化根植于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逻辑，基于对外殖民扩张和资本掠夺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中国、放眼世界、面向未来，注重对中国历史文化与现实国情的自主探索，不照搬与移植外来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这种自主性底色底气完全建立在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之上，避免思想文化层面上的被动依附，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它秉持文明开放与互学互鉴，摒弃狭隘排外思维，强调新的文化生命体具备包容性特质，主动学习借鉴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但始终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对外来文明充分消化吸收再创新，拒绝生搬硬套、食洋不化。这种自主为体、开放为用的逻辑彻底破除了“西方中心论”，解构了“中西二元对立”的固有思维方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自主走向现代化拓展了新的途径，也达到了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文化自觉。

3. 从“体用两离”到“明体达用”：理论之用与实践之用

“古今中西之争”的深层哲学之结，是长期存在的“体用”关系之纠缠不清。从晚清“中体西用”到之后的“西体中用”，都把文化本体与实践运用割裂开来，且简单地划分本末主次，结果导致魂脉与根脉相互割裂、体与用相互脱节的情境。“第二个结合”实现了思维范式创新，完成了从“体用两离”到“明体达用”的飞跃，这是化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核心方法。“明体”，就是明确马克思主义“魂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指导地位，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基础地位，确立新的文化生命体在文化问题上的“本体”地位。“达用”，既是“理论之用”，它以新的文化生命体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又是“实践之用”，它以新的文化生命体为推进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文化本体论基础与支撑，把新的文化生命体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具体实践。在“第二个结合”解释框架中，“魂脉”与“根脉”是深度融合，不存在相互分离的“两张皮”现象，马克思主义完成了中国化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完成了现代化转型，本体与实践不再割裂。这种系统性、整体性思维超越了片面、孤立、割裂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为科学或辩证处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文明的关系提供文化本体论基础与根本思想方法支撑。

4. 从“文化依附”到“文化主体”的质性飞跃：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文化方略

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目标指向，就是全方位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实现从近代长期的“文化依附”到新时代的“文化主体”的历史转型与质性跃迁。近代，由于文化主体性的失落，我们在文化上长期处于“精神被动”或“文化依附”状态。面对西方强势文化侵袭与思想殖民，要么盲目崇拜，认为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结果耕了西方“地”荒了中国“田”，用西方的“理论”剪裁中国的“实践”；要么盲目排外，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这两种境况本质都是丧失精神独立，失去了文化自我，成了西方文化的附庸。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成，意味着我们实现了从“精神被动”到“精神主动”、从“文化依附”到“文化主体”的历史转变与质性飞跃：它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无需向外寻求精神寄托；它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支撑，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因而无需复回到古代典籍中寻找新的发展密钥；我们确立了属于自身的现代化评判标尺与发展目标，不再用西方标尺来衡量中国发展的成效；我们持续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且不断塑造坚定文化自我与文化自信，由此从心理层面根除了文化迷茫，不再被各类错误社会思潮裹挟干扰。

5. 从“文明冲突”到“文明互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拓展到全球文明维度，“古今中西之争”被西方理论扭曲为文明对立、文明冲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长期渲染不同文明之间的对抗与博弈。新的文化生命体提供了超越文明冲突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其核心是注重文明互学互鉴。“第二个结合”本身就是跨文明融合的典型样本，即源于近代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华文明的土壤中扎根、开花、结果，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客观地确证了不同文明能够互学互鉴、兼容共生、融合创新。这就驳斥了“文明冲突论”，破除了“西方中心论”。基于这样的融合及其实践经验，我们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协和万邦、兼济天下、世界大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交往之道，跳出了西方现代化的零和博弈、霸权扩张逻辑，彰显胸怀天下的大国文明格局。这种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化解了全球范围的中西文明对立，也破解了人类共同面临的文明发展困局，为人类文明指出了具有光明前景的发展方向。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也因此从国内文化强国建设延展至全球文明交往宽度，具有面向人类文明的高度文明自觉。

总之，“第二个结合”通过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相结合所产生的化学反应及其深度耦合，生成了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有其丰富内涵，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具有内在本质相关性。它以“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为根本特征，集真理性、人民性、实践性、包容性、创新性于一体，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且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要素。它以其强大的理论穿透力，彻底超越了“古今对立”与“中西二分”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从根本上破解了困扰中华民族百余年的“古今中西之争”。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刻认识到的是，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实质，就是在意识形态上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牢牢掌握意识形态中的话语权与主体性。新的文化生命体，正是这一主体性在新时代的具象化与实体化，是我们党在文化建设上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的本体支撑。（作者：韩庆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原中央党校校委委员、副教育长，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河南省协同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