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钟扬 ▏阅读与误解 · 导论（上）

一、阅读事小意义大

阅读,是一种生活。

人类生活可分几大块, 青少年时代, 中青年时代,老年时代。第一时段主要在学习,课堂传道、授业、解惑,课外则自由阅读;课堂学专业,课外则丰富人生; 只有课堂知识而无课外阅读的人生则是偏枯的。

而课外阅读, 小说多为青少年之首选。中青年时代,八小时之内上班,那么八小之外(包括节假日)如何打发?革命小酒天天醉?走方城学“五十四号文件”?

游山玩水逛超市?走亲访友侃大山? ……皆无不可,若有一定阅读,会让你的生活别有洞天,别有情趣,别有快乐。

老年时代退出江湖, 更自由更休闲,是整日围着锅台转还是围着儿孙转还是围着广场转还是围着医院转还是围着电视碟子转……不妨有意无意有计划无计划插入阅读节目于你“夕阳红”之生涯中,傍着夕阳读小说,应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傍着夕阳读闲书, 应是抗衰老防痴呆的脑体操。当然条件再好,你不愿读书, 啥时都无法读书。

我曾多次以儿时从社戏中听的俚句告诫学生:春日不是读书天, 夏日炎炎正好眠,秋怕蚊子冬怕冷, 收拾书箱好过年。

曾国藩家书有云:苟能发奋自立, 任何情况下都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 则家塾不宜读书, 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 皆不能读书。”

而阅读, 阅读小说, 可与你生命相伴,成为你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或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乐于阅读的人,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有趣的人, 一个文明的人, 一个有文化的人。

阅读,是一种权利。

阅读不应有门槛,不应有限制, 开卷有益,谁都有权开卷。近见一位朋友撰有《接受的能力》的大作, 说接受能力有大小之分,这没错。

但他认为接受能力小的人不具备“读者资格”就大谬。能认字者即读者, 不识字只看图者亦读者; 能读书者皆为读者。

平常阅读, 普通读者, 当为阅读的主体, 尤其是小说阅读的主力军。没有必要以学者的杠杠将普通读者排斥在读者资格之外。

在中国全民阅读,一时难以兑现,就更应提倡不拘一格的阅读,尤其是小说。学者可导读, 却没有必要划地为牢, 让人们读这不读那。

一切有阅读兴趣有阅读能力的人, 都有权自由选择阅读对象。这也属人权范畴,值得尊重与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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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是一种选择。

书籍真是浩如烟海。我每当走进书店,走进图书馆,尤其是省图或国图, 总觉得自己太渺小了, 写的几本书置于那海洋中,真抵不上沧海之一粟。

那么作为读者读什么书,选什么书读, 实在是个问题。仅小说, 中国小说就有古有今, 有长有短,有文有白,有武侠者,有言情者,有纸版的,有网络的……

真可谓五花八门,目不暇接……有人建议你读古典名著, 读明代小说“四大奇书”,读《聊斋志异》,读《儒林外史》, 读《红楼梦》。

“开卷不读《红楼梦》, 纵读诗书也枉然。”一此古人言;“《红楼梦》不读五遍没有发言权。”一此毛公言。

凡此种种, 皆没有错。而我建议,不妨从自我出发,选你之最爱。先哲有言,热爱是最好的老师。

我则说,热爱是最好的选择。去读你之最爱的书, 就会入目、入心、入肺,与你灵魂相伴。

读你熟悉的内容,往事历历在目如过电影, 温故知新;读你不熟悉的内容, 则知天外有天山外有山, 茅塞顿开。猎奇乃人类天性,未知与知之不全之领域,更能引人入胜。

别怕身入宝山,不知如何探宝取宝, 有了爱读的起点, 爱的范畴就会无序甚至有序的扩张。

何况多数人阅读, 尤其读小说, 本无功利, 就是消遣,就是打发时光,别过分地去强调探宝取宝,更没有必要念念不忘“书中 自有黄金屋, 书中 自有颜如玉”。审美无功利, 功利损审美。

阅读,是一种境界。

有人终身与书无缘, 甘为睁眼瞎; 有人终身与小说无缘, 甘作小说盲。 自不必去说他, 那是他的权力, 不必强求。但热爱不热爱阅读, 显然影响人生境界; 黄山谷谓, 三日不读(书) ,便觉语言无味, 面目可憎。

人称二十岁之前不美怪父母,二十岁之后不美怪自己;前者看基因,无法改变;后者看气质, 可以改变。读书,是改变人生气质的有效途径。在书卷气熏染下,浊俗可以变为清雅,奢华可以变为淡泊,促狭可以变为开阔,偏激可以变为平和。

读书堪称“生命的美容”。热爱不热爱阅读, 进而影响一个家庭、一个学校、一个单位、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境界。

如桐城古今之乡风是宁可讨饭也不能让孩子停书,所以这里人才辈出。但中国近几十年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训政下,“读书无用论”流毒甚广,“万般皆上品, 唯有读书低”的残酷现实,让许多人弃书不顾。

偌大中国号称有五千年之文明竟沦为读书氛围极其稀薄的国度,这样一个民族,如不改变阅读现状,那他就只会一方面沦为世界工业之垃圾桶,另一方面成为世界工业廉价劳工之源头。

区区阅读细事,竟关乎民生与国运。此难道是危言耸听么?一个愚氓充斥的民族或国度能建成现代社会么?胡适曾说, 只要坚持每天读几页书,日积月累, 十年二十年你就可能成为一个像样的学者。

其实我们并不指望每个读者都成为学者,每个人都成为学者既不现实也未必是好事,却不妨让人生让

社会多一点书香气息。一个弥漫着书香气息的社会,显然是令人神往的社会,在那里人们辨是非、知善恶、别丑美、抗愚昧、抗迷信、抗洗脑、抗专制的能力则非同小可; 此则配称是个文明的社会, 是个有文化的社会,有境界的社会,有情趣的社会,是人的社会。

朋友,开卷有益、开卷有味、开卷有趣; 多读些书吧, 也不妨多读点小说,包括中国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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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读稗乃破闷良方

读书的乐趣在其过程, 叫读书之乐,乐在其中。

其实小说之阅读,无所谓懂不懂,好玩即可。即使误解也无伤大雅,人生何处无误解,何况读书,读小说?

在印刷业不发达的明初, 中国小说主要以抄本流传,读者则限于士(仕)子。

《三国志演义》庸愚子弘治甲寅(1494)序提到:“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 争相誊录, 以便观览。力《三国志演义》从脱稿到刊刻,经历了漫长的百余年时间,此间只能以抄本流传。

据说约明洪武十三年(1380)前后,罗贯中曾亲往当时的刻书中心福建, 寻求刊刻的机会,却无果而终。直到嘉靖元年(1522) , 才有《三国志演义》的刻本面世。

《水浒传》最早刻本也是出现在嘉靖年间, 钱希言《戏瑕》卷一称:“今坊间刻本, 是郭武定删后书矣。

郭故跆注大僚,其于词家司马,故奇文悉被划, 真施氏之罪人也。而世眼迷离,漫云搜求武定善本,殊可绝倒。力而此前一直以抄本传世。

不仅《三国》《水浒》,《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也都曾以手抄本流传过。

手抄本不仅数量有限, 而且读之代价甚高。《后红楼梦》逍遥子叙云:“曹雪芹《红楼梦》一书, 久已脍炙人口,每购抄本一部, 须数十金。自铁岭高君梓成,一时风行,几于家置一编。

力《品花宝鉴》作者陈森更独出心裁, 携该书抄本遍游江浙,来个有偿阅读,却颇受官吏文士类读者欢迎。

《郁罗延室笔记》云:“道光季年,《品花宝鉴》未出时, 陈森书挟抄本, 持京师大老介绍书, 遍游江浙诸大吏间,每至一处,作十日留。阅毕,更之他处。每至一处, 至少赠以二十金,彼犹以为菲薄也。”(蒋瑞藻《小说考证》第244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如此这般快餐怯的传阅,自然不指望还能怎么精读细读。

即使有印刷本,仍长期有手抄本小说流传人间。或刻本供求不应,或有抄书之嗜好,便有收藏者对抄本的偏爱,使中国小说手抄本不绝如缕。

小说手抄本之出借、出租、出售, 是中国小说流传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从今之《红楼梦》等书抄本之多与在拍卖会上的火爆,也许可逆推出当年小说手抄本之盛况。不过,抄手水平不一,抄本质量参差不齐。

让今之校欺者大有用武之地,如《金瓶梅》《红楼梦》之校点中涌现出若干大学问家。此题外话也。

有趣的是,通俗小说的手抄本,甚至流入皇宫后院, 成了皇上与嫔妃们打发寂寞、增进话题之佳品。

《红楼梦》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孙楷第曾在法国见过一种《英烈传》之明抄本, 即系嘉靖时内府抄本, 曾进御览。既进御览,自当不只一部小说,“神宗好览《水浒传》, 或曰,此天下盗贼萌起之征也。”

明代不只神宗有此好, 武宗也是个小说迷。明钱希言《桐薪》载:“武宗南幸,夜忽传旨取《金统残唐记》善本。中官重价购之肆中,一部售价五十金。

今人耽嗜《水浒》《三国》, 而不传《金统残唐》,是未尝见其书耳。”

《金统残唐记》“载黄巢事甚详, 而中间极夸李存孝之勇,复称甚冤”,流传于元末明初, 为彼时有关五代史通俗小说之蓝本, 明中叶罕见而后失传。

武宗皇家书库中或有, 问题“武宗南幸”一南下视察途中深夜索书,“中官”只得求购于当地书肆,而不是以皇上的名义到某馆直取或令某肆特呈;所得者竟是“手抄本”,而不是某种御用特印本; 而且现付“五十金”, 此价超过一个八品官员一年的官俸, 竟无“媒体”予以报道。

我感兴趣的是皇上“夜忽传旨”索取小说怎么阅读?是皇上伏案独览?还是在行宫与嫔妃秉烛共览?还是突然心血来潮,应某美人之需,索书供之清玩?无文献记载,具体情况不得而知。

或许是皇上视小说为通俗版《资治通鉴》,从中有意外发现, 或许上述诸种情形皆有。

如今汹涌出版的《历代后宫艳情小说》《历代后宫禁毁小说》等, 绝非无源之水。

明清时代政府“扫黄打非”也偶禁小说,但不会禁到皇宫,也不会禁到后宫。

中国是个礼不下庶人, 刑不上大夫(更不上皇廷)的社会。禁令只是枪口向下, 与上层无关;何况即使在民间,小说也是禁不胜禁, 禁更促销!须知,“圣上”或后宫这点特殊爱好,或许正是中国通俗小说发达之激素。

应该感谢那些爱读小说的帝王与后妃,给小说发展一线生机。至于他们读小说读到何种境界则有待档案文献之发掘,有了材料再作评说。

明中叶之前虽有印刷业,但“其时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宁书坊乃有刻板,其流布于人间者, 不过四书、五经、通鉴、性理之书。他书即有刻,非好古之家不能蓄”。

这里所谓“他书”或许可包括通俗小说,如武定侯郭勋、都察院分别于嘉靖年间刊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与《水浒传》, 却仍属官本, 即使好古之家也未必能蓄。

小说虽为下里巴人,却曾一度成了权威者专利。上行下效,一般官吏文士也争相阅读以至收藏小说。

“士大夫家几上, 无不陈《水浒传》《金瓶梅》以为把玩。”清人《啸亭续录》这段记载让人知道, 明嘉靖年间那被世俗称之为诲淫诲盗的闲书,竟曾一度成为某些士大夫书案上的爱物。

《啸亭续录》 （清）昭 槤 著

到了明中叶, 随着主流文化之通俗化, 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南北方私人与书坊刻书之风日炽, 遂取代官府成为刻书重镇。

“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 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啫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闲等事甚多。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蓄而人有之。痴駿妇女,有所酷好。“(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十一)

小说既悄然变为商品, 就会出现书商。文人编撰、校订、评点小说也渐被商业化, 甚至出现了职业写手为书商、书坊所雇用。

明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云:“茂苑野史氏, 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 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 凡四十种, 男为一刻。”

明崇祯壬申即空观主人《二刻拍案惊奇小引》称,《初刻拍案惊奇》“为书贾所侦 , 因以梓传请”,结果畅销;“贾人一试之而效,谋再试之。”

明李云翔《钟伯敬评封神演义序》云:“余友舒冲甫自楚中重资购有钟伯敬先生批阅《封神》一册, 尚未竟其业, 乃托余终其事。”

关于《封神演义》,清人梁章钜曾提供了这样一则趣闻:“吾乡林樾亭先生言:‘昔有士人罄家所有, 嫁其长女者, 次女有怨色, 士人慰之曰:“无忧贫也。”

乃因《尚书 · 武成》篇“唯尔有神,尚克相予”语, 演为《封神传》, 以稿授女。后其婿梓行之, 竟获大利。此云云。”

撰小说所得可以为女办嫁妆,何等乐事。不过趣闻只当趣闻,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吧。

当小说由抄本转为印刷本,进而由刻板印刷转为活字印刷本,其成本在猛降, 书价自然也就下降。

毛庆臻《一亭考古杂记》云:“乾隆八旬盛典后,京版《红楼梦》流行江浙, 每部数十金, 至翻印日多,低者不及二两。”

你看同一部书,从抄本到刻本到活字本, 价格降了几十倍。这自然大大普及了小说, 也大大扩大了读者阵营。以至“小说演义,家弦户诵”,“不但诱惑愚民, 即缙绅子弟, 未免游目而蛊心焉。”(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

以至于有人夸大其词而言之:“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 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 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 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三)

此则既见小说之魅力超乎儒释道三教,也见其读者面在明显下移。诚如康有为所言:“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未有不读小说者。”“市井粗解识字之徒, 手挟一册”,“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筐”而读之。

《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 王利器 辑录

中国古代男女有天然分工, 曰男主外女主内, 如《红楼梦》中外事由贾琏张罗, 内务则让凤姐操理。彼时男人为仕读, 为兵役, 为商贾,为游历……而奔波于外,往往不带妻室,何以疗寂?

小说,通俗小说不失为良药。如商贾,清人舒遵刚说:“人皆读四子书,及长习为商贾,置不复问,有暇则观演义说部。”“山西各县, 素为小说戏曲书籍之藏书地, 盖山西各县人多以钱庄银号为业,豪于财, 不惜以千金以求精品。及其家既衰落, 场肆书贾, 多往求之。”《笔梨园》

第一回写到盐商江干城避乱山居时,“买了几部小说,不时观看,故此聪明开豁。”

《蜃楼志》第三回写“素馨自幼识字, 笑官将这些淫词艳曲来打动她。不但《西厢记》一部, 还有《娇红传》《灯月缘》《趣史》《快史》等类”。

商人于小说有收藏、有求智, 更多是消遣。如笑官(商人之子)以“淫词艳曲”去打动素馨,自也是一种功能。

而其前提是那女子“ 自幼识字”, 无人处独自观赏《灯月缘》《趣史》《快史》等小说,能读能知“淫词艳曲”, 才能与笑官呼应得起, 终被之打动。

其实主内的女子和少数有商业行为的女子,也曾是中国小说的不可忽视的读者群落。

明末《蔬果争奇》朱一是跋有云:“今之雕印,佳本如云,不胜其观。诚为书斋添香,茶肆添闲。佳人出游,手捧绣像, 于舟车中如拱璧。”小说不仅为书斋添香、茶肆添闲, 更为佳人添彩。

清钱泳《履园丛话》载:

广陵有嵯商女, 甚美。尝游平山堂,遇江都令,令已醉,认此女为娼也, 不由分辩, 遂答之。女号泣, 即回家,其父兄怒,欲白太守。

是夜, 梦神与语曰:‘汝平日将旧书册夹绣线, 且看小说曲文, 随手置床褥间, 坐卧其上。阴司以汝福厚,特假醉令手以示薄惩, 否则,当促寿也。此事遂止。

《野叟曝言》第三十一回载,璇姑“因把四嫂送来之书, 展开一看, 是一部《会真记》、一部《娇红传》、一部《好逑传》。板清纸白, 前首绣像, 十分工致”。

《金石缘》第七、八回写苏州林员外之女爱珠,“作诗写字之外,将些淫词艳曲,私藏觑看。”一日, 拿了一本《浓情快史》“睡在床上看,看一会难过一会,不觉沉沉睡去”,恰被误入其闺房的利公子撞见,见她“枕边一本《快史》,反折绣像在外,像上全是春宫”。

“春宫”即明清流行的性画。《金瓶梅》中西门庆从李瓶儿那里获得一本春宫行乐图,拿来与潘金莲按图行乐。

可见“淫词艳曲”,在明清时代除了娱心娱目,还兼有性启蒙性指导功能, 当然也有过犹不及之“诲淫”之嫌。

有阴阳即有性, 性乃万物生命再生产之源(无性繁殖者除外) ,性与爱于是成了文学当然包括小说之永恒主题。

古人云,朝中无奸不成朝, 书中无爱不成书。无性之爱与无爱之性一样是残缺的。因而不必回避中国小说中的“淫词艳曲”。当作家怎么写已成为既定事实时,就轮到读者你怎么看了。

中国小说读者中还有一批人主要是听小说的。听小说, 源于有人会讲故事。

中国小说起源于说话艺术,从先秦孟优到宋元瓦舍艺人,都是说故事的能手, 明清时代职业的非职业的故事大王大有人在。

钱谦益《列朝诗集》甲集载:“王行, 字止仲, 长洲人。髻时,从其父为阊门南市人市药,籍记药物,应对如流。追晚, 为主妪演说稗官词话,背诵至数十本。主人翁您之,授鲁论,翌日已成诵,乃令遍阅所皮书。”

这位小伙计白天为主人卖药, 晚上为老板娘讲故事,甚得人爱。

职业故事大王叫说书人,有男(如柳敬亭)有女(称“女先生”) ,也有盲人。

偶有人入内廷说书(如石汉曾为皇太极说书六年,韩圭湖曾为顺治帝说书) , 或入军中说书(张献忠、李定国皆使人说《三国》《水浒》,“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 而多在堂会、茶馆, 更多在露天书场说书, 或走街串巷, 画地为场, 随地说书。听书的有达官贵人,更多的下层平民。

《履园丛话》 （清）钱 泳 著 中国书店出版

清人费执御《扬州梦香词》记载:

评话每天午后登场,设高座, 列茶具, 先打“引子”,说杂家小说一段。开场者为敛钱。

然后敷说, 如《列国志》《封神志》《东西汉》《南北宋》《五代》《残唐》《西游记》《金瓶梅》种种, 各有名家, 名曰“正书”。

由此可见明清书场情景之一斑。

明人张岱《陶庵梦忆》记有扬州清明时节露天书场的盛况:“是日, 四方流寓及徽商西贾、曲中名妓,一切好事之徒,无不咸集……瞥者说书:立者林林, 蹲者蛰蛰。”

徐益吾《扬州风土小记》也说, 扬州“城内书场所在多有,地仅三弓, 围坐数百。说者高据坫台,口讲指画,手舞足蹈;环坐者耸耳而听,娓娓不倦,犹学生入堂听讲也”。

《扬州画舫录》还写到江南水乡一种特殊的书场一歌船:

歌船宜于高棚, 在座船前。歌船逆行, 座船顺行,使船中人得与歌者相款洽。歌以清唱为上, 十番鼓次之; 若锣鼓、马上撞、小曲、摊簧、对白、评话之类,又皆济胜之具也。

说书的信口开河, 听书的笑口常开,效果即佳。

诚如王阳明《传习录》所云:“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 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 如何讲得行? 须做得愚夫愚妇, 方可与人讲学。”

儒学之传播尚借助通俗化, 更何况通俗小说? 中国小说读者多在善恶是非之底线边求乐,无心去求索那么多“微言大义”,不会去猜测曹雪芹们每一口口水中的含金量。

中国小说怎么传到日本等通商通航的周边国家呢? 菊池纯在《本朝虞初新志 · 自序》中提供一有趣信息:

天酷暑困人, 甚于毒药猛兽,其中之者精神困顿,筋懒骨总,使人往往思华胥槐国之游,庸诅得朝经昼史,从事斯文, 以磨淬其业乎哉?于是聚举世稗官野乘,《虞初》小说,苟可以为排闷抒情之资者,哀然推垛,取以署诸其加上, 随意抽读。

原为消暑,日本舶载了不少中国小说“随意抽读”,这远比那所谓文化交流来得实在; 而文化交流或许就完成于那“随意抽读”之中。

（未完待续）

《阅读的艺术》 石钟扬、郭春萍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文章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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