犁桥古今话“二郎”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铜陵县城关镇（现义安区五松镇）十里长山的长江边上，有一块长方形石板，附近村民用作洗衣的“捶衣板”。由于经常捣衣，“捶衣板”碎为四块，散落在江边淤泥里。有识之士发现碎石板镂刻着图案，便将其搜罗拼接，保护了起来。“捶衣板”高45cm，宽100cm，厚7cm，材质为本地常见的石灰岩。从石板的形制来看，它是一块建筑构件——栏板。

何方神圣？

栏板上，高浮雕技法镂刻出一个神像和两只动物。神居中趺坐在须弥座上，额上一簇发髻，头后有圆形光环（此为“头光”，在佛教和道教造像中是神圣性的常见象征，表明其已位列仙班），双手捧着一个类似盒子之物于胸前。左为一匹马，右侧看着像狮子。那么，这是哪路神仙呢？这个问题不解决，便无从分析栏板的寓意及具体用途。

有说居中之神是唐僧，左为白龙马，右为取经路上降伏的狮驼岭大魔王、文殊菩萨的坐骑青毛狮子。可唐僧的形象端庄周正，神像却是孩童形象，尤其是额上一簇发髻，两者差距甚大，再说，西天取经离开了三位徒弟故事也难以成立。有说孩童形象是道教仙人刘海，额上一簇发髻，是简化了的齐眉刘海；右侧不是狮子而是金蟾，画面寓意是“刘海戏金蟾”。但是，刘海戏金蟾重点是“戏”，没有戏的成分，故事同样没戏，再者左边的马与刘海难以扯上关系……

诸多说法，皆不得要领。我们不妨跳出习惯认知的拘囿来分析。这块栏板的雕刻技艺具有显著的民间工匠手法，构图局促、形象刻画不甚精细，只求表情达意而已。神像的核心点是额上一簇发髻，这种形象的神仙十分罕见。打开脑洞，天马行空一番：如果额上不是一簇发髻而是眼睛呢？这样的神仙一抓一大把。再跳出一马一狮的窠臼，如果右边卧着的不是狮子而是狗呢？那么，二郎神就呼之欲出了。

可能有人要问，这神像明显是孩童形象，而《西游记》中是这样描述二郎神的：“那真君的相貌，果是清奇，打扮得又秀气，仪容清俊貌堂堂，两耳垂肩目有光。头戴三山飞凤帽，身穿一领淡鹅黄。镂金靴衬盘龙袜，玉带团花八宝妆。腰挎弹弓新月样，手执三尖两刃枪。”虽然没有点明二郎神的年龄，就不能排除二郎神以俊雅少年面世（二郎神也是有七十二般变化的）。况且，宋人周文璞在《瞿塘神君歌》中就描写二郎神是“黄衫纱帽佳少年，炯然饿虎穷山渊。不居秦鹿祖龙畔，却走碧鸡金马边。”吴承恩在《二郎搜山图歌》一诗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少年都美清源公（宋真宗封二郎神为“清源妙道真君”），指挥部从扬灵风。”神像双手捧在胸前的便是锁龙的镇印（清《四川通志》载：“传闻二郎锁孽龙于其中，霜降水落，或时见其锁云”），这样看来，栏板上的神仙大概率就是“二郎神”了。

“二郎”其神

说起二郎神，国人可谓妇孺皆知。《封神演义》记载了他助周文王灭商的功绩、《西游记》中说他“小圣施威降大圣。”对二郎神来说，“降大圣”这点功夫如九牛一毛。宋开禧年间《昭惠灵显王感应碑记》描绘二郎神“有扰山趁日之威雄，溷海擒龙之勇猛”；元朝杂剧《二郎神醉射锁魔镜》中说二郎神“喜来折草量天地，怒后担山赶太阳”。这侧漏的霸气，比逐日的夸父还厉害。所以，唐、宋、元、明、清历朝对二郎神均有褒封，儒释道三方尊奉其为水神、战神、戏神、护国神，又是扬善除恶、赐福护佑、去灾弭祸之神。二郎神不仅汉、藏、羌、土家族等多民族共同祭祀，在中国台湾和东南亚地区的民间颇受追捧。

二郎神为什么有如此法力呢？因为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他一身集合了“李二郎”“赵二郎”“杨二郎”三重神格，成为诸多神将的集大成者。

先说说“李二郎”。他是李冰次子，有协助父亲凿离堆、开二江之大功，因而被民众作为神灵奉祀。清雍正时，四川巡抚上疏请给二郎加封号，礼部认为封儿子而不封父亲，似不妥当，所以雍正同时给李冰加封“敷泽兴济通佑王”。这样说来李冰受封还是沾了“二郎”的光。“二郎”因治水功绩，被蜀人尊为“川主”，成为“川人”的精神象征。

李冰父子塑像

再说“赵二郎”。隋末赵昱为四川嘉州太守时，有老蛟兴风作浪，成一方祸害。赵昱乃持刀投江，没入水中，与老蛟大战，顷刻间江水尽赤，石岸半崩，吼声如雷。最终赵昱左手持蛟首，右手持刀，奋波而出。于是州人顶戴，奉为神明。其后赵昱弃官隐去，不知所终，但在嘉陵江水涨溢为患时，几度“显神”。在道教文化语境下的二郎神则多为赵二郎。

嘉州太守赵昱

最后说“杨二郎”。凭借小说的力量，杨二郎成为明清以来人们最熟悉的“二郎神”。《西游记》第六回称他是“显圣二郎真君，见居灌洲灌江口”，又借孙悟空之口点出其来历：“当年玉皇大帝妹子思凡下界，配合杨君，生一男子”。明代典籍《二郎宝卷》记载了杨二郎劈山救母的故事；明代许仲琳在《封神演义》中称其超群出类，智勇双全，功高千古。而其原型则是南北朝时的英雄人物杨难当，他是氐王杨盛的第二子。氐族先民一直保持着“剠（黥）额为天”的习俗，即用刀在额上刻上痕迹，然后在伤口涂上墨，使长入肉中，形成永久的痕迹，像一个竖起来的眼睛，即所谓“天眼”——这就是二郎神三只眼的由来。

这种集三重神格于一身且并行不悖的神祇，在我国神话传说中并不鲜见，只是这一次与我们如此贴近。

杨二郎劈山救母

犁桥旧事

二郎神与犁桥有什么关联呢？这要从犁桥的前世说起。犁桥，古称犁耙桥。“犁耙桥在仁丰中圩南，再兴圩北，跨大河居两镇间，往来要冲，贡生黄凤翔等倡建。在白二耆”（乾隆丁卯年《铜陵县志》），属于长江泥沙冲击、淤积形成的圩区。明清两代，铜陵圩田占全县可耕田的一半以上，地位十分重要。明代铜陵县教谕王一槐在《开新沟便宜状》中说：“铜陵一县十五里而水之为害什居七八，其地有曰仁丰圩者上中下三，有壬子圩、新桥圩、刘潭圩等，周围八十四里田粮自占二千七百馀石，里分所筦（管）者凡七里，一县钱赋独居太半。往年岁登，斛谷不过二三十钱。民以殷富，遂为壮县。”可以说圩区是明清两朝铜陵县的粮仓，“一县钱赋独居太半”。大有之年，一斛（十斗）稻谷才二三十文铜钱，“民以殷富，遂为壮县”。

万历十五年《铜陵县志》载“铜陵县总圩图”

然而，“每至春水暴涨，澒洞而下，仁丰诸水化为巨浸。”这时，粮价由十斗稻谷二三十文钱飙升至“斗米钱三百”。万历七年至十六年的十年间，铜陵仅县志记载的“大水”就发生了5次。“每春夏霪潦，江滨四望，荡然一壑。”其结果不是“圩没什九”“平地水数丈”，就是“诸圩尽没”“市可行舟”。“伤禾稼”“坏田庐”，民不聊生。因此，历代“摄事兹邑”者，莫不以圩区治水为要。

万历十五年《铜陵县志》关于洪灾的记载

仅以明代为例，有关筑堤修闸、开通河道等整治水患之举史不乏载：王一槐主开新河，“疏而浚之”；池州府推官唐文灿“摄铜陵事”时征调“七千丁夫”修砌完固无比的凤心闸，重修老龙墩堤“不复错意听其奔溃”；知县的徐一科“捐俸募谷，置米数千石”，修筑一条自百家墩至抵胭脂夹迢递八十余里的“徐公堤”，“以障江悬流”；邑侯澄海星桥郑公，新筑防卫圩，不使“波臣为祟，与汨俱没”；知县熊荩臣堤尽植柳，且“出给告示十款修筑。一佥督埂人，二定分埂数，三加隔埂高，四议筑埂费，五造通埂册，六添守埂铺，七塞边埂塘，八栽沿埂树，九立救埂法，十革管埂弊”……

在筑防上，虽然尽了人事，但由于“冯夷”肆虐，水患一直难以根绝。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人们将希望寄托于神仙法力，修庙建祠，祷告神明。据明代万历十五年《铜陵县志》卷二载：铜陵县的江边建有“三官庙”（1986年出版的《铜陵县地名录》，标注为“三官殿”，位于犁桥水镇西小夹江入长江口岸边）和“水府神祠”。三官者，天官地官水官也。天官赐福，地官赎罪，水官解厄。二郎神便是水官，主管解厄解除灾厄为造福百姓。而“水府神祠原在旧河口。万历十五年知县熊荩臣因其庙不面江，乃於新河口滨江培土辟基、捐俸鼎建，移神于其内。”所移来的这个神，便是声名赫赫的水神二郎神。二郎神最初、也是最大的功绩是治水、镇水，是由治水英雄崇拜而衍化的泛水神信仰。在历史演变中，水神“二郎”的面貌被其无与伦比的斗战光环所掩盖。在这里，“二郎”回归其本真神祇。

1986年编写的《铜陵县地名录》即有“三官殿”

水府神祠落成后，熊知县不但手书“水府神祠”之匾、亲撰《新建水府神祠记》，还“制文勒石。”这块石制栏板从其发现地以及风化程度来分析，想必是那次新建水府神祠所用的建筑构件，是“锲之石”的副产品——与水府神祠一道，“以奠江洋”，共保一方平安。

今日水镇

俱往矣。上世纪七十年代顺安河治理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持续不断地兴修水利，加之葛洲坝、三峡大坝的相继建成，让这片饱受水患侵害的土地焕发了勃勃生机。如今长江安澜、圩区水清，百姓安居乐业。犁桥水镇景区的兴建，更使得这里的人们在奔赴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上如虎添翼。

犁桥水镇夜景

再审视这块石制栏板，竟读出了别样的意境：厮杀不再，能征惯战的哮天犬尽管威风不减，此刻也是温顺地趴在一旁，忠实地守家护院；二郎神的坐骑银合马仍扬鬃奋蹄，跃跃欲试，时刻准备着驾长风破万里浪，驮着二郎真君去斩蛟伏魔；桀骜的“二郎”，盘腿趺坐，手捧镇印，神情自若，面含微笑。曾经令妖魔胆战心惊的三尖两刃枪，估计已入库封藏……

在犁桥水镇，与镇水相关的实物、建筑比比皆是。这块石雕栏板西侧——舒溪河两边伏着一对龙头、兽身、有鳞片的神兽，这便是龙生九子之一的蚣蝮。传说蚣蝮非常喜欢喝水，食量巨大，能吞江吐雨，具有镇压洪水、防止水患的神力。舒溪河东向的万丰塔与隔河相望的龙王庙，表达了人们镇守平安和对风调雨顺、安居乐业的美好祈愿。而不远处那口锁龙井，则波澜不兴，静影沉璧，倒映着青天丽日，云卷云舒……它们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有形的文化记忆，也是考证铜陵古代圩区百姓抵御洪灾、对美好生活无限向往的难得的实物。

这块石雕栏板静静地立在文昌阁北侧的隙地上，很少有人关注。尽守护之职的“二郎”，带着四百三十余年的风霜，满心欢喜看着犁桥水镇游人如织，笑颜盈盈……

蚣蝮

龙王庙

万丰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