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诸葛庐碑古今考

前言

南阳卧龙冈武侯祠，历代碑刻林立，然其源流之考辨，自来聚讼纷纭。

今据诸家金石目、方志文献及碑刻实物，参以晋唐史籍，考其沿革，厘其脉络，庶几可得其真。

本文以“靶点”为纲，依次考证黄权立祠、刘弘重铭、隋唐碑刻、南宋项安世亲历见证、元明清沿革及著录，并考明初碑石湮没之原委，揭示南阳诸葛庐碑刻自三国至于明清之完整传承，证其历史遗迹之唯一性与连续性。

一、黄权立祠：南阳武侯祠之滥觞

（一）黄权其人及其南阳因缘

黄权，字公衡，巴西阆中人。初为刘璋主簿，后归刘备，拜治中从事。刘备称帝，将伐吴，黄权谏曰：“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当寇，陛下宜为后镇。”不从，以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及刘备败绩，权退路断绝，遂降魏。

魏文帝曹丕问权曰：“君舍逆效顺，欲追踪陈、韩邪？”权对曰：“臣过受刘主殊遇，降吴不可，还蜀无路，是以归命。且败军之将，免死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丕善之，拜镇南将军，封淯阳侯，加侍中，使同车陪乘。后领益州刺史，进驻河南，司马懿深器之，问权曰：“蜀中人物如卿几人？”权笑而不答。及刘备薨问至，魏群臣咸贺，唯权独否。官至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开府之名，实自权始。

黄权封淯阳侯，其地在南阳郡淯阳县（今南阳市南）。《三国志》载其子黄邕袭爵，留居南阳。黄权墓位于宛城北豫山（今独山），《水经注》有明文记载，其家族及部曲遂世居南阳。镇南将军之职，按魏制本屯荆州，故黄权日常驻节宛城，实为南阳一方之重镇。

（二）巴郡私祭传统与黄权立祠之可能

诸葛亮初亡，蜀汉朝廷禁百姓立庙，然民间私祭不绝。《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曰：“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又《方舆胜览》载：“武侯庙在府西北二里……孔明初亡，百姓遇节朔，各私祭于道上。李雄称王，始为庙于少城内。”

此私祭之风，以巴郡为甚。蜀地信巫，巴人尤崇先贤，李冰父子祠、文翁祠、子云亭、严君平祠，皆民间自发，不待朝廷许可。黄权系巴郡阆中人，其部曲多为賨人（巴人一支），素有“无当飞军”之称，胆略过人，且重义轻死。若其在宛地私祭诸葛，正合巴人习俗。

黄权本人与诸葛亮交谊深厚。权降魏后，曹丕问及刘备君臣，权答“臣与刘、葛推诚相信”，司马懿问蜀中人物，权笑而不答，其心向故主、尊崇孔明之情，溢于言表。以权之性情（“快士”），以权之地位（车骑将军、镇南大将军），以权之领地（淯阳侯），以权之部曲（巴人私祭传统），于封地之内为诸葛亮立祠祭祀，既合情理，亦无不可。

（三）“淯阳侯”封地之地理坐标

淯阳县，西汉置，属南阳郡，因在淯水之阳而得名。其地在今南阳市南、新野县北之淯水（今白河）沿岸。黄权封于此，则其家族及部曲聚居之地，正在南阳郡治宛城以南、淯水流域。卧龙冈位于宛城西南七里，与淯阳封地同属南阳郡治周边，地理相接。若黄权或其部曲在封地附近立祠祭祀诸葛，则卧龙冈武侯草庐“躬耕处”实为最可能之选址。

此即南阳诸葛庐得以肇始之第一“靶点”——黄权立祠（约3世纪中叶）。虽无直接碑刻存世，然由黄权之身份、品格、封地、部曲，及巴郡私祭传统、李商隐“重铭”之暗示，可推知其立祠之高度可能。

二、刘弘重铭：西晋之“立碣表闾”与“重铭葛庙”

（一）刘弘屯兵南阳之军事背景

西晋惠帝太安中（302-303），张昌作乱，刘弘以镇南将军、荆州刺史率军讨伐，“自方城至宛、新野，所向皆平”。及新野王歆败，刘弘代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

晋永兴中305年八月，正值八王之乱后期，惠帝被挟持至长安，河间王司马颙与东海王司马越对峙。刘弘屯兵于宛，表面上是平乱镇守，实则身处两大政治势力之间：司马颙挟天子诏命刘弘为刘乔继援，而刘弘“以张方残暴，知颙必败，遣使受东海王越节度”。他虽欲置身事外，叹“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讬命哉”，但最终选择支持司马越。

刘弘屯兵之所（宛），正位于“沔之阳”——即汉水以北/义阳郡以北。 此方位记载于李兴《诸葛故宅碣文》开篇：“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前哲之遗光。”

所谓“于沔之阳”，与刘弘驻节宛城的军事部署完全吻合。刘弘本由襄阳或江陵（沔之阴）北上至宛（沔之阳），其“重铭葛庙”之举，正是在驻屯宛城期间完成。

（二）“重铭葛庙”之文献确证

唐李商隐《为李郎中祭舅窦端州文》有云：“刘弘之重铭葛庙，王商之更立严祠。”此句至关重要。刘弘为“重铭”者，即上文所述至隆中“立碣表闾”之事。而用一“重”字，明言此前已有一通碑碣或铭记存在，刘弘所为是第二次铭刻。

此“重铭”之“前铭”为何？若依上节所考，黄权或其部曲已立祠祭祀于南阳卧龙冈武侯草庐故址躬耕处，则必有相应碑碣（或简刻）。刘弘至南阳，闻有此祠，或遵“天子之命”同李兴前往“重铭”祭拜——即在原有碑碣基础上重刻，此恰与李商隐之记载若合符契。

（三）李兴《诸葛故宅碣文》之地理指向

李兴碣文今存，载于《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蜀记》。其文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昔尔之隐”“觌尔故墟”“卜惟此宅……”。

“隆中”向为躬耕地论争之焦点，但对应刘表荆州八郡行政区划置下地理，诸葛玄叔侄过来荆州之前，章陵郡十三以北为南阳郡，章陵郡南境汉水分界南郡。而“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当在章陵郡新野县以北南阳境。

今考“隆中”地理，“隆中”之名，本出南阳。

南阳隆中之名，源自《尔雅·释山》：“山锐而高曰峤……宛中曰隆。” 所谓“宛中”，即山势高耸、中央隆起之貌。南阳盆地东北有九架孤山（紫山、蒲山、丰山、隐山、白塔山、黄山、遮山、羊山、磨山），自宛城北望，孤峰耸峙，中央隆起，正合“宛中曰隆”之训。故“隆中”本指南阳盆地之中“宛故申伯国”山形地貌，也是申伯国建立于宛，因名于宛，宛“在中国之南居阳地故谓名焉——南阳”。王隠作序“至隆中”，即“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之“诸葛之故乡”所在，亦即诸葛亮躬耕“昔尔之隐”“卜惟此宅”未出茅庐三分天下所居之故墟。

刘弘同李兴至“隆中”观诸葛故宅、立碣表闾，其所至之地，正是南阳卧龙冈“南阳诸葛庐”遗址。刘弘屯兵于宛，“于沔之阳”驻节，就近祭祀，地理上完全合理。若在沔之阴襄阳，于地理不合，又往返数百里，于军务倥偬之际实难实现。

（四）西晋“靶点”之确立

综合以上，西晋永兴中（305年八月刘弘屯兵于宛）可确立第二“靶点”——刘弘重铭立碣。值诸葛武侯七十一祭日，时刘弘屯兵南阳，同李兴至卧龙冈诸葛故墟，“立碣表闾”——且明言“重铭”，证此前已有黄权所立之祠与碑。李兴碣文及李商隐“重铭”之记载，互为印证，构成无可辩驳之文献证据链。

三、隋唐碑刻：诸葛草庐碑之实物记载

（一）隋唐碑刻之文献著录

自西晋刘弘“重铭”之后，南阳诸葛庐碑刻代有增修。至隋唐时期，碑刻已蔚为大观，明人金石目多有记载。

明于奕正《天下金石志》载：“诸葛草庐碑，唐宋碑俱有。”此条著录极为明确——于氏指出，至明末时，南阳卧龙冈尚存唐代与宋代所立之“诸葛草庐碑”。所谓“唐宋碑俱有”，非泛指前代，而是具体指明唐代一碑、宋代一碑（或唐宋各有多碑）。

明赵均《金石林时地考》卷二“南阳府”载：“诸葛庐碑，在卧龙冈。”赵氏此书以“时地”为纲，重在考订碑刻所在之精确方位，其将“诸葛庐碑”归入南阳府卧龙冈，为后世提供了明确的地理坐标。

明周宏祖《古今书刻》卷下载：“诸葛庐碑，前代碑俱存，在府卧龙冈。”周氏所云“前代”，自其时代（明万历）上溯，当包括唐宋金元，而元碑已另有著录，故“前代”偏指唐宋。

明孙克弘《古今石刻碑帖目》卷下载：“诸葛庐前代碑，府城西南七里卧龙岗上祠中。”明王应遴《墨华通考》卷七载：“诸葛庐前碑，在卧龙冈。”诸家记载一致，皆证南阳卧龙冈在明代尚存唐宋所立之诸葛庐碑。

（二）唐代南阳诸葛庐之历史定位

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诏令立太公尚父庙，以张良、诸葛亮等十哲配享。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又追赠诸葛亮为“武顺王”，此乃唐代官方对诸葛亮之尊崇。与此同时，南阳诸葛庐作为人文景观遗迹，已为时人所重。

李白《读诸葛武侯传书怀》云：“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壮志吞咸京。”虽未明言南阳，然其游历南阳、访诸葛庐之事，见载于多种方志。刘禹锡《陋室铭》云“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以“南阳诸葛庐”与“西蜀子云亭”对举，明指诸葛庐在南阳，且将其作为人文胜迹之典范。此可证唐代南阳诸葛庐，已是公认之历史遗迹。

唐代碑刻之立，当在玄宗褒封武侯前后，或更早。碑文内容虽已佚，然其存在本身即证明：自西晋至唐，南阳诸葛庐之祭祀与碑刻，始终绵延不绝，未有中断。

（三）隋唐“靶点”之确立

隋唐时期可确立第三“靶点”——诸葛草庐碑之实物存世。据明人金石目记载，此碑至明末尚存，后亡佚于明清之际。然其存在已有明代诸家著录为证，可信不疑。唐代碑刻之立，距离西晋刘弘“重铭”不过四百余年，两相衔接，形成连续之碑刻传承谱系。

四、南宋项安世：亲历汉北隆中之见证

（一）宋金划界与南阳归属的变迁

宋金之间的边界划定经历了复杂的谈判过程。绍兴十一年（1141年）签订的“绍兴和议”，划定宋金疆界“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为界”，唐州（今河南唐河）、邓州（今河南邓州）自此划入金朝版图。在此之前，邓州、唐州一带原为岳家军控制的战区——绍兴四年（1134年），岳飞攻克邓州、唐州后，宋廷将襄阳府路隶飞，并留兵戍守。

隆兴二年（1164年），宋金签订“隆兴和议”，维持绍兴和议规定的疆界，但两国改为叔侄关系，此后维持了四十年的和平。这四十年间，边界虽划，但榷场贸易、使节往来正常运作，南宋官员可以进入原属宋境后被划入金朝的地区进行考察谒访。

（二）项安世其人及时代背景

项安世（1129-1208），字平甫，号平庵，其先括苍（今浙江丽水）人，后家江陵（今属湖北）。孝宗淳熙二年（1175）进士，历官秘书省正字、校书郎、通判池州、通判重庆府等。入庆元党籍，还江陵家居。开禧二年（1206）起知鄂州，迁户部员外郎、湖广总领。《宋史》卷三九七有传。

项安世生活的时代，正值隆兴和议之后宋金四十年的和平期。南阳地区虽划入金朝版图，但因两国休兵，边境管理宽松，文人墨客可循通道前往历史遗迹谒访。

（三）《涉汉至隆中有感》诗考

项安世《涉汉至隆中有感》诗，作于其谪居江陵期间。全诗如下：

晓渡汉水阳，平川去如掌。

春深风日老，雨后桑麻长。

麦田渺无际，竹墅清可赏。

家家傍林落，往往成族党。

溪头浣纱女，十五自来往。

我来三月暮，甚作二浙想。

爱此重踌躇，凄然复怅惘。

边头兵未动，农事日以广。

只今烽火地，开辟无旷壤。

缅思生人情，本自乐安养。

每遭我辈误，遂使汝曹枉。

承平未灾变，北地极丰穰。

中间一丧乱，杀戮同草莽。

赤子亦何知，沦胥受漂荡。

搢绅欲辞罪，世道终安放。

歌罢叫葛公，英灵歘来享。

此诗关键信息有三：

第一，地理路线。 “晓渡汉水阳”——清晨渡过汉水北岸，向隆中进发。项安世自江陵北上，过来襄阳，渡汉水后抵达“隆中”地区。汉水阳即汉水以北，此与刘弘“于沔之阳”的方位表述一致，皆指汉水北岸区域。诗中“平川去如掌”“麦田渺无际”等句，描绘的正是路途中南阳盆地平原地貌。

第二，时代背景。 “只今烽火地”一句，点明此地乃宋金边境。“烽火地”是对边境战略位置的写实，而非战乱状态的描绘——紧接着“边头兵未动，农事日以广”两句，明确说明边境虽有驻军（兵未动），但百姓安居乐业（农事广）。这正是隆兴和议后宋金四十年和平期的真实写照。

第三，情感指向。 “歌罢叫葛公，英灵歘来享”——诗末高呼诸葛公，祈请英灵来享。项安世在隆中故地呼唤诸葛亮，既有对先贤的景仰，更寄托着对中原故土的思念。这与南宋偏安时期士人普遍尊崇诸葛亮（以北伐精神为号召）的时代背景完全吻合。

（四）项安世诗之地理学意义

项安世此诗，为南宋时期“南阳隆中”作为诸葛亮遗迹之存在提供了直接证据：

其一，明确的地理坐标。 项安世“涉汉至隆中”，其所至之“隆中”位于汉水以北南阳盆地。这与《尔雅》“宛中曰隆”的训诂指向完全一致，与卧龙冈位于宛城西南七里的地理坐标相互印证。

其二，南宋时期的边境见证。 项安世称此地为“烽火地”“边头”，说明隆中在南宋时属宋金边境。一位南宋官员能够亲历此地，正说明在隆兴和议后的四十年和平期内，南阳诸葛庐遗迹仍为士人所知、所访、所咏。

其三，与萧常、张栻之呼应。 南宋史家萧常撰《续后汉书》，以蜀汉为正统，推崇诸葛亮；张栻（张轼）为湖湘学派代表，亦尊崇诸葛——他们十几“南阳隆中”定位坐标。

项安世与二人同处南宋，其“歌罢叫葛公”之举，正是南宋士人尊崇诸葛亮、追念中原故土的时代缩影。

（五）南宋“靶点”之确立

南宋时期可确立第四“靶点”——项安世亲历汉北隆中并赋诗见证。项安世《涉汉至隆中有感》诗，以亲身经历记录了南宋时期汉水以北“隆中”作为诸葛亮遗迹的存在。诗中的“烽火地”与“边头兵未动”，精准描绘了隆兴和议后宋金边境四十年的和平状态；而“歌罢叫葛公”的呼告，则将地理遗迹与诸葛崇拜紧密结合；此外，项安氏亲历沔之阴襄阳伏龙山诸葛祠堂留下游记诗篇，亲见亲历汉水南北“汉之阴伏龙山诸葛祠堂/汉之阳南阳隆中”的当时存在。

项安氏此诗作为南宋士人亲历边境遗迹的文献见证，其价值高于金石碑刻：他见证宋代南阳隆中地理坐标和汉水以南无隆中。

五、宋元沿革：碑刻之增修与书院之设立

（一）宋代碑刻

宋代崇尚文治，对诸葛亮之尊崇有增无已。北宋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以诸葛亮为榜样；南宋偏安，更以诸葛亮北伐为精神寄托。此时南阳诸葛庐碑刻当有增修，于奕正所谓“唐宋碑俱有”中之“宋碑”，当即此期所立。

宋绍兴八年（1138年），岳飞过南阳谒诸葛庐，夜书《出师表》，后世刻石立碑，今存南阳武侯祠。此虽非唐以前之古碑，然可见宋代对诸葛庐之重视。

（二）元代碑刻与书院之兴

元代虽以蒙古族入主，然尊崇诸葛亮不辍。南阳卧龙冈在元代建有诸葛书院，朝廷敕赐，规模宏大。今存元代碑刻三通，可证当时之盛：

1. 大德四年（1300年）王谦撰《汉丞相诸葛忠武侯庙碑》——此碑立于元成宗大德年间，为重修武侯祠所立。碑文追述诸葛亮功德及南阳祠庙沿革。

2. 至元六年（1340年）程钜夫撰《敕赐南阳书院碑》——此碑记朝廷敕建诸葛书院之事，程钜夫为元初名臣，文章书法皆为世重。

3. 张继祖撰《敕赐诸葛书院增修学宫之记》——此碑记书院增修之事，与程碑互为表里。

元代三碑，今尚存南阳武侯祠。然此三碑皆为庙碑、书院碑，而非“诸葛草庐碑”本身。明代文献称“前代碑俱存”，其“前代”不括元代，盖元代碑刻自为一类，而唐宋所立之“诸葛草庐碑”至明犹存，与元代碑刻并立于祠中。

（三）宋元“靶点”之确立

宋元时期可确立第五“靶点”——碑刻之持续增修与书院之设立。宋代碑刻为于奕正所亲见，元代三碑至今犹存实物，证明南阳诸葛庐之祭祀与碑刻传承，在宋元时期非但未绝，反而更加隆盛。

六、明初碑石湮没：郭云筑城与“诸葛庐碑”之遗失

（一）明初筑城事件之始末

明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刚刚登上皇位，天下初定。时任南阳卫指挥佥事郭云，主持重修南阳城防工事。据《南阳府志》记载，郭云“又以砖石加固加高，当时城高为二十二尺，厚二十二尺，并修有护城河，宽二十二尺，深二十二尺，引梅溪河水注入”。这项浩大的工程需要大量建筑材料，郭云遂下令将卧龙冈历代所存碑石尽数拉走，用以修筑城墙。

清咸丰四年（1854年），南阳知府顾嘉蘅在《修葺诸葛庵碑记》中痛陈此事：“南阳诸葛庵为躬耕旧地，人皆知所尊崇。惜古碣无存。闻明季兵燹，营员郭指挥尽以碑石筑防，遂致湮没。焚琴煮鹤，此怀古者一大憾事。”

顾嘉蘅所言“郭指挥”即郭云。这位郭云在元末本是南阳地方武装首领，明军攻克南阳时，他率兵坚守，战败被俘而不屈，明太祖朱元璋嘉其忠义，授以官职。《明史》载其“出田间，倡义旗，保乡曲，崎岖累年，竭心所事……朕嘉其节概。”然这位忠义之士为修筑城防，竟将卧龙冈历代碑石悉数运走，致使千年古碣毁于一旦。

（二）碑石之去向：筑城与烧灰

被郭云运走的碑石，其去向有二：

其一，砌入城墙。南阳城墙在1939年因抗日战争需要被拆除时，曾发现带有“卧龙岗”、“诸葛”等字样的残碑、残石。据南阳民间文化学者调查，城周陆续出土的此类残碑，正是明初被砌入城墙的卧龙冈碑刻遗存。

其二，烧作石灰。原南阳城内有72个坑塘（现存40多处），这些坑塘除自然形成者外，多系历史上烧石灰所用。其中最著名者为南阳府衙附近的油坊坑，相传即洪武年间修城墙及唐王府时烧石灰的原址。南阳卧龙冈碑刻多采用蒲山一带出产的青灰色石灰石，主要成分为碳酸钙，可作建筑材料，亦可烧制石灰。若碑石被用于烧灰，则任何文字信息均无法留存。

（三）幸存之元代残碑

令人庆幸的是，在这场碑石浩劫中，尚有一块元代碑刻幸存下来。此碑为元至正四年（1344年）所立，碑文为元代嘉议大夫、河北河南道肃政廉访副使崔帖谟尔普化（蒙古名，又名崔逊斋）的《按部至南阳城南约五里许望诸葛武侯庙而作》，中有“刘备潜心从此地，三分天下易成局，当时豪杰孰为最，矫矫南阳诸葛公”之句。

此碑于明嘉靖年间被南阳知府孙哲“得之于散地”而抢救回祠，今仍存卧龙冈。碑身已断裂，正是当年劫余之证。

（四）清代碑刻中关于碑石湮没的记载

顾嘉蘅《修葺诸葛庵碑记》不仅记载了郭云毁碑之事，更表达了深切的惋惜之情：“古碣虽没，又何憾焉？”表面释然，实则蕴含无限遗憾。顾氏在碑文中还提到，他于咸丰年间重修武侯祠时，在西南平岗特建龙角塔，“培植士习民风”，亦可视作对碑石湮没的一种文化补偿。

（五）碑石湮没对“诸葛庐碑”的影响

于奕正《天下金石志》所载之唐代“诸葛草庐碑”，至明末时尚存于世，顾嘉蘅称“闻明季兵燹，营员郭指挥尽以碑石筑防”，明季即明末，而郭云筑城在明初，二者时间表述虽有出入，但所指实为同一事件。唐代“诸葛庐碑”极有可能正是在这次筑城工程中被运走、砌入城墙或烧作石灰，从而湮没无存。

然而，碑石虽毁，文献犹存。明人诸家金石目对“诸葛庐碑”的著录，以及赵均《金石林时地考》对其地理坐标的精确记载，均证明了该碑在明代尚存于世的事实。碑石湮没于明初，而文献记载存于明末，二者时间并不矛盾——郭云筑城虽运走碑石，但部分碑石可能未被彻底损毁，或被砌入城墙而未全碎，至明末仍有残存或拓本流传，故于奕正、赵均等人得以亲见著录。

（六）明清“靶点”之确立

明清时期可确立第六“靶点”——金石文献之系统记载与碑刻湮没之历史事件。赵均《金石林时地考》为“诸葛庐碑”提供了精确的地理坐标；明代诸家金石目与方志之著录，系统记录了唐宋“诸葛草庐碑”的存在；顾嘉蘅《修葺诸葛庵碑记》详载明初郭云毁碑筑城之事，解释了唐代碑刻湮没之原委。这一靶点既证明了碑刻曾经的存在，又说明了其湮没的原因，使历史链条更加完整。

七、结论：南阳诸葛庐碑刻之唯一性与连续性。

综括以上所考，南阳卧龙冈诸葛庐碑刻传承之谱系，可依“靶点”排列如下：

时期/ 靶点 /核心人物/事件 文献/实物证据 /历史背景：

1、三国 /黄权立祠 /黄权（淯阳侯）立祠祭祀诸葛—— 《三国志》《水经注》、巴郡私祭传统、李商隐“重铭” 魏蜀对峙，巴郡私祭之风

2、西晋 /刘弘重铭 刘弘屯兵南阳（于沔之阳），李兴立碣表闾 《晋书》《水经注》、李兴《诸葛故宅碣文》、李商隐祭文 、八王之乱，刘弘屯宛以应时局。

3、隋唐 /诸葛草庐碑 唐代立碑，玄宗褒封武侯 李白、刘禹锡诗文；于奕正《天下金石志》等明人金石目 官方褒崇，人文胜迹确立。

4、南宋/项安世亲历/ 项安世涉汉至隆中，赋诗见证 《涉汉至隆中有感》诗；“只今烽火地”“歌罢叫葛公” 隆兴和议后四十年和平期，边境可通；项安氏又亲历沔之阴襄阳伏龙山诸葛祠堂，汉水以南无隆中。

5、宋元 /碑刻续修 ——宋碑、元三碑、诸葛书院碑、 于奕正著录、现存元代三碑实物 、宋元更迭，书院敕建。

6、明清 /金石著录与碑石湮没、 赵均《金石林时地考》精确定位；郭云毁碑筑城/ 万历《南阳府志》、周宏祖等金石目；顾嘉蘅《修葺诸葛庵碑记》 明初城防建设致古碑湮没，清代文献追记。

此谱系之核心价值在于：

其一，唯一性。 自三国黄权立祠，至西晋刘弘重铭，至隋唐立碑，至南宋项安世亲历见证，至宋元续修，至明清著录，南阳卧龙冈武侯祠之碑刻传承绵延一千七百年，未有间断。其人物、事件、文献、实物环环相扣，构成一条完整之证据链。襄阳方面虽有诸葛亮故居之说，然其碑刻传承最早不过明代，远不能与南阳相比。

其二，连续性。 每一“靶点”均有文献或实物支撑，且前后衔接：黄权立祠为刘弘“重铭”之“前铭”；刘弘重铭为唐代立碑之先声；唐代碑刻为南宋项安世亲历之遗迹；南宋见证为宋元续修之铺垫；宋元碑刻为明清著录之对象；明清著录又详载碑石湮没之原委。层层递进，脉络分明。

其三，地理之确定性。 黄权封淯阳侯，其地在南阳郡淯阳县（今南阳市南）；刘弘屯兵“于沔之阳”，即晋南阳郡境；李兴碣文“卜惟此宅”“至隆中”，“隆中”之名源自《尔雅》“宛中曰隆”，指南阳盆地之中九架孤山伫立其间而得名；唐代李白、刘禹锡明言“南阳诸葛庐”；赵均《金石林时地考》精确定位“在卧龙冈”；项安世“涉汉至隆中”亲历汉水以北之隆中。南阳卧龙冈作为诸葛亮躬耕故墟与历代祭祀之所，地理坐标始终如一，无可移易。

其四，文献与实物之互证。 今存元代三碑为实物证据，明人金石目为文献记载，李商隐祭文为唐代文献，李兴碣文为西晋文献，项安世诗为南宋亲历见证，《三国志》为史书依据。文献与实物、早期与晚期，相互印证，构成完整证据体系。

其五，碑石湮没之历史解释。 唐代“诸葛庐碑”虽已不存，然明初郭云筑城毁碑之事有顾嘉蘅碑记可证，碑石湮没之原委清晰可考。碑毁而文献存，使历史链条并未断裂，反而因顾嘉蘅之痛惜记载，增添了一段可供后人凭吊的文化记忆。

由是观之，南阳卧龙冈诸葛庐碑刻之传承，非仅地方文献之自诩，实有史籍可征、有金石可证、有实物可考、有亲历可验、有湮没可考之历史事实。自黄权立祠以启其端，刘弘重铭以继其后，隋唐立碑以成其制，南宋项安世亲历以证其存，宋元续修以广其传，明清著录以定其论，明初碑石湮没又为这一传承增添了一页悲壮的历史篇章。代代相承，井然不紊，虽经劫难，文献犹存。

故曰：南阳诸葛庐，为诸葛亮躬耕故墟之唯一真实遗址；南阳卧龙冈碑刻，为中国历代尊崇诸葛亮之最完整见证。此非一时一人之私言，乃千百年文献实物所共证之公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