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印记│马留史迹 从古今文物到岁月驰骋

2月13日，四川日报天府周末第10版刊载题为《马越川途，从古道驮运到非遗共生》的特别报道，追寻深深烙印在历史血脉中的马的身影。

它们的足迹穿越中华文化的千年历史长卷，承载着奋进不止、行稳致远的精神内核，至今奔腾不息。以下为详细报道——

马留史迹 从古今文物到岁月驰骋

A

在汉马中看见大汉雄魂

很少有人知道，中国经常“出差”赴国外展出的马文物，就藏在绵阳市博物馆，它就是东汉大铜马及牵马俑，而绵阳市博物馆也是中国收藏马文物最多的博物馆之一。

这件神采飞扬的大铜马，出土于四川绵阳何家山汉墓。1990年2月，一家单位修建招待所安装下水道时，意外发现这座东汉崖墓。在抢救性发掘中，出土了包括大铜马及牵马俑、摇钱树等国宝级文物在内的上百件文物，轰动一时。经测量，这尊铜马长110厘米、宽50厘米、高134厘米，由头、颈、胸、腹、腿、尾等九部分分别铸造而成，再用铆钉套合连接。最让人赞叹的是，东汉工匠们通过马与牵马俑的动静、虚实和大小对比，尽显铜马的神勇俊逸之姿。它造型准确、比例匀称，栩栩如生。专家认为，它的原型应为民间所称“汗血宝马”的大宛马。

两汉之交，著名军事家马援在《铜马相法》中记述了良马的标准形态。大铜马的马头呈长方形、棱角分明，双耳直立；眼球较大且突出，其上涂黑以表示瞳仁，这些均与《铜马相法》所述“目欲满而光”相符。

史料记载，汉代自开国皇帝刘邦起，就十分重视马政建设。汉武帝从西域引进良种大宛马，还将大宛马视作“沾赤汗，沫流赭”的“天马”，并作《天马歌》赞颂。随着养马业和车舆制造业的兴盛，车马出行成为权贵阶层彰显社会地位的方式之一。

在资阳市博物馆，其镇馆之宝是享有“中国汉代第一车”美誉的铜车马。

这件铜车马于2005年底出土于资阳市雁江区兰家坡，全长1.84米，造型优美、线条流畅。细观这件文物，马颈微微向左倾斜，马头龇牙咧嘴向左后侧回望，驭马人正作勒缰状，使马似欲前行。马儿膘肥体壮、肌肉发达、线条优美，造型与动态极为生动。

据介绍，这是继贵州兴义、甘肃武威之后，我国出土的第三辆汉代青铜车马，也是目前考古界发现的最大西汉铜车马——现存马身长约1.1米、残高约1.05米；铜车为典型轺车，车舆长0.63米、宽0.27米，三面封闭，车轮18辐，直径约0.71米，因而被誉为“中国汉代第一车”。它的出土，对研究秦汉时代车舆制度及汉代西南地区交通工具的使用，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

有意思的是，这件铜车马原本没有马头，出土时已断裂为50余件残片。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文物修复师们参考同期青铜马造型，为它复原了缺失的马头。这件铜车马也因其极具动感的造型和宏大体量，一举成为资阳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在四川各大博物馆，出土于汉墓的马文物还有很多。绵阳市博物馆专门开设的汉马展厅里，一组66件长、高均在70厘米左右的木胎漆马整齐列队。它们个个肌体雄健、神采奕奕，木胎黑漆、光可鉴人。完整仪仗队伍所呈现的恢宏气势，令人赞叹不已。这是1995年在绵阳双包山汉墓出土的文物。除漆马外，墓葬还出土了银缕玉衣残片、陶编钟、列鼎等上千件随葬品。这座汉墓也因此被认定为西汉列侯级一类的高等级墓葬。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认为，它应是什邡侯的家族墓地。

古人为何会将马随葬于墓室之中？马在汉代被视为“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当时，拥有良马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加之汉代“事死如事生”的观念盛行，因此很多显贵家族会在墓葬中陪葬马及与马相关的器物。而绵阳市博物馆的中国最大东汉铜马，或许还与汉代升仙思想的流行有关。绵阳市博物馆副馆长都云昆介绍，汉代黄老神仙思想盛行，人们希望死后升仙。那么，升仙的媒介是什么呢？这件铜马，便是载送墓主人进入“天门”“天国”的坐骑。

B

马蹄声声背后是鲜活的历史

四川各大文博机构收藏的马文物，既有东汉画像砖上的车马出行图，也有盐源老龙头墓地出土的中国最早三轮青铜马车模型，还有兼具敦厚与可爱韵味的石马……它们风格、造型迥异，却无一例外都是我们破译历史的钥匙。

在四川博物院，1956年出土于成都市郊跳蹬河东汉墓的车马过桥画像砖，其图案曾作为当年中国邮政发行的《东汉画像砖》特种邮票图案之一。它为何能从四川地区出土的数以千计的汉代画像砖中脱颖而出？只因它刻画了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

画像砖上，两匹高大威风的骏马拉着马车正行驶至桥上。马车上有宽大结实的顶盖，汉代称之为轺车，是官吏出行的轻便车辆。车内两人，一人御马，一人宽衣高冠、正襟危坐。车旁还有一骑士纵马相随。三匹雄健有力的骏马昂首挺胸、威风凛凛，撒蹄狂奔。此外，画像砖还刻画了桥的一部分，可见桥两旁有桥栏，桥与河岸交接处还有斜坡形引桥。

四川博物院典藏部主任彭代群介绍，车马过桥画像砖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车马作为古代社会的重要交通工具，象征着权力与地位。在汉代，官员出行往往乘车马，车马的豪华程度也直接反映官员的品级与地位。因此，车马过桥画像砖很可能描绘的是一位高级官员出行的场景，展现了汉代官员的威严与气派。此外，也能看出汉代时，四川已具备精湛的桥梁建造技艺。”

在四川凉山盐源老龙头墓地，也曾出土一件极具特色的三轮青铜马车模型。这是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三轮马车实物模型，对中国乃至世界马车的发展、演变历史具有重大价值。

盐源老龙头墓地是目前西南地区分布最密集、墓葬数量最多的青铜时代墓地，其时代从商末一直延续至西汉早期。在出土的7000多件文物中，与马相关的文物数量众多，不仅有成套的车马器，还有马衔、当卢、马镳等。其中，那件别致的三轮铜车马模型最为引人注目：马车为三轮，方形车舆，前方有两匹马立于双辕之上，鬃毛清晰，呈奔跑状；车舆内，还有一铜人立于车尾。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周志清表示，这些与马相关的出土物，展现了战国秦汉时期盐源地区马具的组合与使用情况，“这些尚马习俗多见于北方草原，却在西南山地出现，为西南夷区域文化与欧亚草原文化的关联提供了新材料。”

如果说汉代的马文物大多体态矫健生动，那么雅安市博物馆的芦山东汉石马则显得呆萌许多。1990年，芦山县一位农民在自家水田耕作时，意外发现一座汉代墓葬。当地文管所工作人员对墓葬进行清理发掘后，石马得以重见天日。它身长43厘米、残高47厘米。相较于汗血宝马的高大威风，这件圆雕石马体型小巧、身厚臀肥、四肢短粗，马背上还配有马鞍和马鞍垫。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霍巍曾在论文中指出，这件芦山石马应为西南地区的山地马。

相比汗血宝马，山地马虽体型偏矮小，却四肢强健，善于在崎岖山路行走且负重能力强。因此，在川藏茶马贸易的鼎盛时期，这些山地马驮着茶叶等物资，在古道上踏出了一段段传奇，成为茶马古道上不可或缺的风景线。当“高头大马”成为汉马的标配形象时，这件短小圆润的石马，便凸显出研究雅安地方风情的重要价值。

C

画里的马，那是文人的精神图腾

在中国绘画史上，人马画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门类。从唐代宫廷画家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到“宋画第一人”李公麟的《五马图》，再到元代画家赵孟頫的《浴马图》，以及现代画家徐悲鸿的奔马图，共同勾勒出中华文明的顶级美学体验。

《虢国夫人游春图》描绘的是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与一众仕女、随从游春的场景。画中人物行列错落有致，马匹步伐舒缓，不论是人物神态、马匹体态，还是线描、设色与整体构图，都尽显大唐风华。《五马图》则是李公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画中的马，仅以简单白描勾画，线条粗细、墨色浓淡却恰到好处。这幅画作自完成以来，便被评为“神品”，此后成为传世珍宝。而元代画家赵孟頫的《浴马图》，马体刻画精确细腻、柔美动人，马匹神情姿态舒展自如，这幅画作后来还曾被乾隆皇帝收藏。

对大多现代人而言，最熟悉的以马为主题的画作，当属徐悲鸿的系列骏马图。画中之马姿态各异，或奔腾，或挺立，或回首，或俯身，气宇不凡、气势飞扬，是现代中国画的标志性成就之一。

徐悲鸿大量创作奔马图，主要是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彼时中国深陷苦难，国破家亡。徐悲鸿在他的多幅奔马图上，分别题写了“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一洗万古凡马空”“万里可横行”等字样。他笔下的马，是冲锋陷阵的战马，希望以马为喻，激励中华儿女在民族危亡之际英勇抗敌；他笔下的马，也是独立自由的烈马，宛如奋发的勇士，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象征。

徐悲鸿画的马，四川博物院、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等多家四川文博机构均有收藏。乐山市博物馆收藏的《奔马》作于1942年，画像中的马昂首挺胸，双眼炯炯有神地凝望着远方，鬃毛随风飘起，两只前蹄交叉，后右蹄踏地、左蹄弯曲，对马的生理结构、运动姿态都有着极为准确的把握。这一时期，正是徐悲鸿艺术创作的巅峰期。作品既得奔马之形，让水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立体透视感；又得奔马之神，赋予中国画雄健的力度。

徐悲鸿的马，早已超越动物本身，成为忠诚、力量、速度与自由的图腾。马年将至，奔马的昂扬之态，也将继续鼓舞着我们砥砺奋进、腾飞跨越。

往期热点：

目

前180000 人已关注我们

期待您是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