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志简牍，洞见古今——沈作喆《寓简》内容深度解析

南宋淳熙元年（1174年），甲午岁夏，湖州文人沈作喆于寓山之上完成了一部随笔杂记的自序。序中言：“庄周氏疾夫世之沉浊，不可与庄语也，则托意于荒唐谬悠之说，以玩世滑稽……予屏居山中，无与晤语，有所记忆，辄寓诸简牍……因名之曰‘寓简’，聊以自娱，庶几漆园之无心。” 这段自序不仅点明了书名“寓简”的由来——“寓”者，寄托也，将所思所感寄托于简牍之上；更揭示了全书的创作心境与思想渊源。此时的沈作喆，已历经宦海沉浮，遭贬斥放废之后退居山林，远离尘嚣却未甘沉寂，遂以笔墨为友，将平生见闻、经史考辨、世事感悟尽纳其中。这部十卷本的《寓简》，虽无系统体例，却如一幅南宋文人的精神长卷，既承载着作者的个人遭际，也折射出时代的文化风貌与社会肌理，其价值历经数百年而不泯。

要真正读懂《寓简》，必先读懂其作者沈作喆所处的时代与人生轨迹。沈作喆，字明远，号寓山，湖州德清（今浙江德清）人，绍兴五年（1135年）登进士第。南宋初期的朝堂，正值新旧更替、内外交织的复杂时期，这一时代背景深刻影响了沈作喆的仕途与创作。他曾入抗金名将岳飞幕府，在宋金和议初成、朝廷赐诸将田宅之时，为岳飞草拟谢表，因文辞间未迎合权臣秦桧之意而触怒权贵。这一经历，不仅让他过早地体会到宦海的险恶，更培养了他刚直不阿的品性与关注现实的情怀。此后，他历任江西漕司幹官、维扬等地官职，在江西任上，因作《哀扇工诗》反映民间疾苦，触怒漕帅魏道弼，遭弹劾而被夺三官。晚年，他还曾随从使者出使金朝，这段异域经历更拓宽了他的视野。

仕途的坎坷与人生的波折，最终促使沈作喆选择屏居山中。但正是这份“放废”的经历，让他得以摆脱官场的束缚，以更清醒、更超脱的视角审视历史与现实。《寓简》便是在这样的心境下创作而成，书中内容纷纶丛脞，涵盖经史考辨、典章制度、人物评述、轶事传闻、哲理感悟等诸多方面，虽看似零散，却始终贯穿着作者的学识与思考。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言，虽有“诙谐俚语”，但“至言妙道间有存焉”，这些文字既是自我排遣的载体，也是对古今世事的深刻洞察。

《寓简》最具学术价值的部分，当属其对儒家经典的深度考辨。沈作喆自幼受家学熏陶，其从叔沈该著有《易小传》六卷，他沿续家传之学，于《易》理多有阐发。同时，他的学术思想又深受苏轼影响，才辩纵横，不盲从权威，对诸多经典的解读往往能提出独到见解，展现出扎实的学识功底与批判精神。

在《易》学研究方面，沈作喆不囿于传统注疏，敢于突破陈说。他在书中提出“惟知其在象数者皆寓也，然后可以论《易》”的观点，认为《易经》中的象数皆为寄托之道的载体，不应拘泥于表面的数字与符号。对于“帝乙归妹”这一卦象，传统注疏多从婚嫁礼仪角度解读，而沈作喆则提出“人君之德与帝者相甲乙，故能正人伦”的新解，虽略显好异，却也展现出他对经典义理的独特思考。他还对《易经》的卦序排列有着深刻体悟，认为“作《易》者用天地之生数而不用成数”，并指出“元亨利贞”四者为天德，唯有乾卦能兼备四德，统天而行四时，而其他如屯、随、临等卦虽也有“元亨利贞”之语，却不能专享此四德，需结合后续爻辞方能完整理解其含义。这种解读，既尊重经典文本，又不盲从旧说，体现了南宋时期疑经惑古的学术风气。

除《易》学之外，沈作喆对《春秋》《礼记》《周礼》等经典也多有考辨。对于《春秋·僖公二十年》“新作南门”的记载，传统注疏多认为是“书不时”，即记载不合时令。北宋学者刘敞（字原父）则提出新说，认为南门为天子之门制，鲁国新作南门是僭越之举，《春秋》特书此事是为了谴责鲁国的僭越行为，并自认为此说深得《春秋》遗旨。沈作喆通过研读唐人陆龟蒙的《两观铭》，发现其中已有“两观雉门，实僭天子”的论述，从而指出刘敞的观点并非首创，陆龟蒙早已先得之矣。这一考辨，不仅纠正了刘敞的自我标榜，也展现出沈作喆博览群书、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

在对《礼记》的考辨中，沈作喆直指《月令》篇的驳杂之处。他指出，《月令》采用夏正历法，但其记载的车马衣服之制却为殷朝旧制；周制中朝祀戎猎各有其时，而《月令》却以四时为变；古制中于礿祭时发爵赐服，于尝祭时出田邑，而《月令·孟秋》却称“毋封诸侯，毋以割地”，反而在立夏之日封诸侯；此外，《周礼·龟人》记载“上春衅龟”，即正月衅龟，而《月令·孟冬》却言“命太史衅龟策”，此处的孟冬实为秦朝的正月。基于这些矛盾之处，沈作喆推测《月令》殆为吕不韦宾客之所为，这一观点虽非定论，却为后世研究《礼记》的成书年代与作者提供了重要的思考方向。

沈作喆的经史考辨，并非局限于文本的咬文嚼字，更注重探本溯源，挖掘经典背后的历史真相与文化内涵。他认为“刘敞《解春秋》新作南门为亻替天子，其说本陆龟蒙《两观铭》”，“子路结缨在获麟之後二年，《公羊传》所记孔子之言为妄”，这些论断虽大胆，却都有一定的文献依据支撑。他还对苏轼《解论语》中“患得之”的解读提出质疑，认为应作“患不得之”，并以韩愈《圬者王承福传》为证，指出古本原应如此。这种将不同经典相互印证、相互校勘的治学方法，在当时极具代表性，也体现了南宋学者严谨的治学精神。

此外，沈作喆还对一些典籍的真伪与作者进行了考辨。他指出，《柳宗元集》中《柳州谢上表》称于頔在襄阳相留，而实际上当时于頔已离开襄阳二年；另有《代刘禹锡同州谢上表》，但刘禹锡迁同州时，柳宗元已去世十七年，因此断定这两篇文章均为伪托。这些考辨，不仅有助于澄清典籍流传过程中的混淆，也为后世的文献整理与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寓简》虽为学术杂记，却并非脱离现实的空谈。沈作喆将自己的人生感悟与时代思考融入对历史人物与世事的评述之中，书中诸多条目看似在评述古人古事，实则寄寓着对当下社会的关切与思考，折射出南宋初期的社会风貌与文人情怀。

沈作喆一生历经宦海沉浮，对官场的种种现象有着深刻的体会，因此他在书中对历史上的为官者多有评述，褒扬那些刚直不阿、体恤民生的贤吏，批判那些贪赃枉法、趋炎附势之徒。他在书中记载，晁美叔担任常平使者时，苏轼曾致信给他，称晁美叔素性亮直，而常平使者这一官职多有可愧之处，想必非其所乐，但仁人志士此时若能力行宽大之政，稍纡吏民于网罗之中，必能造福不少。沈作喆感慨，苏轼与晁美叔二君子之言，皆有“委曲救时弊、恤斯民之心”，不以去位为高，不以亲其事为嫌，其言如出一人。在当时朝廷力行新政、威福在己的背景下，天下士人多从风而靡，而晁美叔却因议论不合时宜而坚守本心，其余不忍行法害民、投劾欲去者，也皆为可嘉之人。这段评述，既赞扬了苏轼与晁美叔的仁心与气节，也隐晦地表达了对当时官场风气的不满，寄寓着自己对清明政治的向往。

沈作喆还对历史上那些坚守气节、不随波逐流的人物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记载，宋王晏辅佐齐明帝得位后，权势薰灼，而其从弟思远却独劝他引决，以保全门户，沈作喆称思远为“达识先见之士”。他还引用白居易对皇甫镛的评价，称皇甫镛的兄长位居相位、操持利权时，附丽者众多，而皇甫镛却独超然物外，不受贵介之势的影响；当其兄长得罪，缘坐者甚众时，皇甫镛又能独善其身，不受骨肉之亲的拖累。这些评述，既体现了沈作喆对气节的推崇，也暗含着自己坚守本心、不随波逐流的人生追求。

同时，沈作喆也对历史上的一些反面人物进行了批判。他记载，石崇年轻时杀害巨商、掠夺其财产，晚年虽因仇怨诛死，却仍不足以偿其罪。尽管石崇盛时拥有金谷园的胜景、绿珠这样的贞烈姬侍，且能作《思归引》这样深得楚人意韵的文章，但其残暴贪婪的本性却无法掩盖。沈作喆通过对石崇的评述，表达了对善恶有报、天道轮回的信念，也暗含着对当下社会中不良风气的警示。

除了对为官者与历史人物的评述，沈作喆还在书中对当时的社会制度与民生状况有所关注。他记载，北宋天雄军豪家多囤积刍茭，还引诱奸人在官堤上挖洞谋取私利，昌言担任地方官时，下令将豪家所积刍茭取出使用，并堵塞堤上的洞穴，从此豪家不敢再为非作歹。安丰芍陂为孙叔敖所创，灌溉田万顷，但百姓在旱岁多侵耕其间，雨水泛滥时又盗决堤坝，导致灌溉之利尽失。李若谷担任寿春知府时，下令陂决后不得征调兵夫修缮，只调动濒陂之民自行修筑，从此再无人敢盗决堤坝。沈作喆对这两件事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正如用兵所谓“伐谋攻其所必救者”，展现了地方官的权智与才能。这些记载，既反映了北宋时期的社会治理状况，也为后世的地方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此外，沈作喆还在书中对当时的科举制度与文学创作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本朝以词赋取士，虽被视为雕虫篆刻，但赋作中有不少寓意深远、遣词超诣之作，也选拔出了许多优秀的人才。自废诗赋以后，便再无高妙之作。他引用中书舍人孙何的言论，详细阐述了诗赋取士的优势，认为诗赋之制“非学优才高不能当也”，通过诗赋可以考察士人的学植深浅与器业大小，而策问之目则往往汗漫难校、词多陈熟。这段评述，既体现了沈作喆对文学创作的深刻理解，也反映了南宋时期科举制度改革引发的争议，展现了当时文人对人才选拔制度的思考。

《寓简》不仅展现了沈作喆扎实的学识与对现实的关注，更蕴含着他丰富的思想内涵。他的思想深受苏轼影响，既宗儒又不排斥佛道，而是将三教思想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旨趣，彰显了南宋文人兼容并包的学术胸怀与独立不羁的文人风骨。

沈作喆的思想以儒家为根基，始终坚守儒家的道德准则与价值观念。他推崇儒家的仁政思想，赞扬那些体恤民生、力行宽大之政的官员；他重视儒家的气节观念，对历史上那些坚守本心、不随波逐流的人物给予高度评价；他还强调儒家的礼治思想，对王安石的一些变法举措与学术观点多有批判。他认为王安石尊扬雄之举不当，这一观点甚至早于《朱子纲目》，被后世学者誉为“伟论”。他还对程颐的理学观点有所牴牾，展现出不盲从权威、独立思考的学术精神。

同时，沈作喆也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他在自序中便以庄周自比，称自己的创作如庄周“托意于荒唐谬悠之说”，是“无心于言”的寄托之作。他在书中对道家的养生之道与哲理思想多有探讨，认为“万物之成坏，无巨细皆有数存焉”，“物不能离乎数，数不能离于道，以数和之则通矣，以道知之则玄矣”。他还将道家思想与《易经》解读相结合，认为“卦终於未济，以为即道家所谓神转不回，回则不转”，这种将儒家经典与道家思想相融合的解读方式，体现了他兼容并包的学术胸怀。

此外，沈作喆对佛教思想也多有吸纳。他在书中提到“释家所谓不住无为，不断有为”，并将其与《易经》的“未济”卦相联系，认为二者有着相通之处。他还在书中探讨了佛教的“观心”思想，认为“我常观界安立、观世动时、观身动止、观心动念，诸动无二”，这种对心性的思考，既带有佛教的禅意，也蕴含着对人生的深刻体悟。

沈作喆将儒、释、道三教思想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生哲学。他认为，“天下之至理，唯圣人能言之；而心悟至道，有大辩才者亦能言之”。这种对至理的追求，既体现了儒家对圣人之道的尊崇，也蕴含着道家对道的体悟与佛教对心性的觉悟。在人生态度上，他主张超然物外，不被名利所束缚，正如他在书中赞扬皇甫镛“超然，贵介之势不能及”“超然，骨肉之亲不能累”那般，这种超然的人生态度，既是对佛道思想的吸纳，也是他自身人生经历的感悟。

沈作喆的思想旨趣，还体现在他对文学创作的见解上。他认为，文学创作应“寓意深远，遣词超诣”，既要能“穷体物之妙，极缘情之旨”，也要能“识《春秋》之富艳，洞诗人之丽则”。他推崇苏轼的文学成就，认为自己的才辩纵横与苏轼相似，这种对苏轼的推崇，既源于学术思想的共鸣，也源于文学创作理念的契合。他在书中记载，潘岳能为文却不工于立意，乐广善清言却文笔不佳，而潘岳取乐广之意作《让河南尹表》，遂成妙制，认为这是“善用所短”。这种对文学创作技巧的探讨，体现了他对文学创作的深刻理解与独特见解。

《寓简》作为南宋初期的一部学术杂记，虽非鸿篇巨制，却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它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与学术观点，为后世的历史研究与文化传承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更展现了南宋初期文人的精神风貌与学术追求，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脉络。

从史料价值来看，《寓简》记载了大量的北宋与南宋初期的遗闻轶事、典章制度、人物事迹等，这些资料多为沈作喆的亲身见闻或研读文献所得，具有较高的真实性与可信度。书中记载的苏轼与晁美叔的书信往来、王安石的学术观点争议、岳飞幕府的相关事迹等，都为后世研究这些历史人物与事件提供了重要的补充资料。尤其是书中对一些典籍真伪与作者的考辨，如对《柳宗元集》中伪托篇章的考证，对后世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学术价值来看，沈作喆在《寓简》中展现出的严谨治学精神与独立思考能力，对后世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不盲从权威，敢于对传统注疏提出质疑，将不同经典相互印证、相互校勘的治学方法，为后世学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他对《易经》《春秋》《礼记》等经典的独特解读，虽未必全为定论，却为后世的经典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此外，他将儒、释、道三教思想融会贯通的学术胸怀，也体现了南宋时期学术兼容并包的发展趋势，对后世的学术融合与思想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从文化价值来看，《寓简》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脉络，展现了南宋初期文人的精神风貌与文化追求。沈作喆在书中对儒家道德准则与价值观念的坚守，对文学创作的深刻理解，对人生哲理的独特体悟，都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他将自己的人生感悟与时代思考融入文字之中，使《寓简》不仅成为一部学术著作，更成为一部承载着文人情怀与文化精神的经典之作。书中对历史人物气节的推崇、对民生疾苦的关注、对清明社会的向往，这些情感与追求跨越时空，至今仍能引发读者的共鸣。

值得一提的是，沈作喆在创作《寓简》时，虽历经宦海沉浮，却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他在自序中称自己的文字“欣然如见平生，故人抵掌剧谈，一笑相乐也”，这种将创作视为乐趣、以文字慰藉心灵的态度，展现了文人坚韧的生命力与豁达的胸怀。《寓简》一书，也正如他所言，是“无用之用”——它虽不能为作者带来仕途的转机，却成为了传承文化、启迪后人的宝贵财富。

结语：沈作喆的《寓简》，是一部寓志于简牍、寄情于古今的经典之作。它以经史考辨为骨，以世事评述为肉，以思想旨趣为魂，既展现了作者扎实的学识与严谨的治学精神，也寄托了他对人生的感悟与对社会的关切。书中的每一条目，都如一颗璀璨的明珠，虽看似零散，却串联起南宋初期的文化风貌与文人情怀。时至今日，当我们再次品读《寓简》，仍能从中感受到沈作喆独立不羁的文人风骨、兼容并包的学术胸怀与深刻的人生智慧，也能从中汲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力量。这部历经数百年风雨的学术杂记，其价值不仅在于保存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与学术观点，更在于它所承载的文化精神与人文情怀，将永远在中华文脉的长河中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