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学”与“民学”：一种文艺精神的古今流变

高世名

“士君子”常被连用，但士与君子，内涵亦有微殊。士，乃有志于践行君子之道者；正因有志而未至，尚在途中，故需更多磨砺，亦有更多需要抒发与提升的空间。曾子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正在于此——“弘”是博大的胸襟与视野，“毅”是刚强的决心与定力。唯有如此，方能负重致远。

中国文艺的“士学”传统，其核心便是这“士”的精神主体性。它不仅是个人穷理尽性的修养，更重在重道尚义的社会担当，是华夏文明道统在艺术领域的创造性实践。启蒙先哲伏尔泰对中国的仰慕，其根源便在于此——一个由“读书人”（士君子）治理的国度，近乎柏拉图的“哲人王”理想。此传统构建了一套以“文以载道”为旨归的完整美学体系，其根基深植于中国传统的“六艺”之学。

礼乐之教： “士学”传统的体系与内核

“六艺”有大小之分。小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西周贵族子弟的基础教养，侧重人格与才能的培育。至孔子删述六经，乃确立大六艺，也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以此阐发儒家的义理体系，使之成为一套贯通个人与社会的学问。

《礼记》所载“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正是以“六艺”为核心的“成人之教”与“造士之教”。此体系与古希腊的“自由七艺”东西辉映，皆旨在通过系统的学识与修养，塑造完整的人格。

礼与乐是此体系的价值内核。二者相辅相成：礼用以规范外在秩序，辨明等差；乐用以调和内在情感，引发共鸣。礼治外，乐化内；礼乐相济，则天下归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礼”远非西方“仪式”（Ritual）所能涵盖。它既是美学中的形式与仪轨，也是社会秩序的具象化，是打通美学（Aesthetics）、伦理（Ethics）与政治（Politics）三者的核心概念。这正是《乐记》所言“大礼与天地同节，大乐与天地同和”的深意——礼乐的本源在乎天地运行的节律与和谐。

因此，合乎道义、中正平和之音，方能称为“乐”。乐教之所以能移风易俗，在于它本于天地、通于人心，能直接触动并陶冶人的性情。一切艺术，究其本源，皆如《毛诗序》所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在此意义上，文艺并不是宏大政治的装饰，而是其开端与基石。这就是我常说的“文艺乃大政之始，而非大政之余”。

从格物到墨戏： 士人画的崛起与流变

宋代绘画，尤其是如范宽《溪山行旅图》、郭熙《早春图》等巨作，堪称士君子“格物致知”精神催生的艺术高峰。《溪山行旅图》中，右下角的行旅者与画面中央磅礴矗立、占据主体的大山形成微妙关系——画中行旅者实则“看不见”这座纪念碑般的庞然巨物。这本身便是一个深刻的隐喻：山，代表着一种超越个体视角、永恒存在的“理”或者“道”。画中蕴含的丰富情志，来自心绪感悟与自然景物的交融，是“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生动体现。

宋人邵雍言“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士君子的格物之道，正在于调和“天人”“物我”——既通过格物获得知识（以我观物），又通过格物通达天地良知（以物观我），在“格物致感知”与“格物致良知”中实现智识与伦理的双重提升。

然而，自元至明清，黄公望、倪瓒、董其昌、石涛等人的作品标志着绘画观念发生了根本转变。材料从绢本转为纸本仅是表象，关键在于绘画的目的从“格物”转向“写意”。山水渐成书斋中意笔草草的“墨戏”，“聊写胸中逸气”，所以“不求形似”，士大夫以此与职业画家区隔，形成了“士人画”与“画工画”的价值鸿沟。

其实，这一绘画观念可以追溯至苏轼。他评画时重“逸气”，更有“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之语。此说看似将画置于末流，实为“以贬为褒”的话术，意在抬高画家全面的修养。然而后世奉为圭臬，催生了“画以人重”的准则以及“诗书画印”四全的文人画体系。至此，“雅”成为士大夫审美的主流，而源自民间、充满现实关怀的“风”，则在主流话语中逐渐隐退。

民间之“风”： 被隐没的人民之学

当“风雅”合成一词，实则意味着“风”的独立性与主体性在精英话语中消散了。然而，这尘世间的磅礴地气从未断绝。中国古代多数百姓虽不识字，但家国情怀、忠孝节义深植人心。其载体并非四书五经，而是遍布城乡市镇的说书先生、民间艺人。

想当年，在江南吴语地区，茶馆书场成千上万。一代代说书艺人被尊称为“先生”，携几部能说上一年半载的“大书”，一生流转于大小码头之间。一个江南小镇的孩童，从垂髫之年便开始听书，从光武中兴听到三国争霸，从隋唐演义听到大明英烈……一部中国历史的脉络、一点中华民族的精气神，便在听书过程中悄然种下，伴随一生。这正是文化传承鲜活、深刻的民间路径。

笔者曾亲历河南马街书会、山东胡集书会，目睹上千艺人在麦田中“亮书”、数十万乡民赴会的盛况。中国的戏曲与曲艺作为深入人心的大众文化形式，凝结着百姓深厚的历史记忆、集体情感与生活智慧，它们从生生不息的民间生活中孕育而出，饱含世道人心。百姓世世代代浸淫其中，日常的柴米油盐、人生的离合悲欢，都在这蓬勃的民间文艺中磨砺、化育为普通人生命的价值与尊严。这便是“风”——它从人间最底层兴发，直抵人心深处，常在常新，生生不息。

天下有“风”

今日，无论是高雅的“士学”传统，还是朴野的艺术“民学”，都共同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个由大资本驱动、智能算法和沉浸式媒介构建的“娱乐幻象工业”。李白、杜甫、鲁迅、郁达夫……都未曾遭遇这样一个专门、高效生产娱乐的庞大工业体系。它并非单纯生产娱乐，而是一个科技、资本、信息、权力共谋的超级消费主义复合体，其核心在于制造幻觉，而非连接真实。它最大的危险是剥夺人们创造生产的能动性，令人变为文化的普遍消费者。

在此背景下，文艺家的使命尤为紧迫。文艺家不应仅是感性的抒发者，更应是“感性的生产者”。新时代的文艺，不仅是娱乐大众的文化消费品，更应成为承载民族心事与人道愿景的人民史诗。我们的宣传工作，不能只停留在意识形态的宣导，更需要通过文艺作品，深入到社会意识的塑造。

因此，推动“新大众文艺”创造，弘扬新时代“国风”，已经成为迫切的时代命题。这要求我们积极介入互联网生态与新媒体场景，从社交媒体/自媒体的众声喧哗处，聆听国人的真实心声，理解百姓的精神生活，其根基必须深植于日常生活的现实土壤、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新时代的文艺，需要汲取“士学”的道义与担当，更需要激活“民学”的磅礴地气与素朴情感。

天下有“风”。这“风”，是士君子的弘毅之道，也是民间草野的生生之德。它穿越礼乐的庄严、宋画的理趣、书场的烟火，至今在我们耳畔回响。让天下有“风”。此刻，我们立于历史的关口，感受着万物以息相吹、时代洪流奔涌激荡，唯有与之共鸣、各自成章，方能使这古老而又崭新的“国风”吹拂大地，让文艺发挥安顿身心、塑造灵魂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