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行・读

人生在世，大抵有两种看世界的方式：一为行路，一为读书。此二者，向来被视作获取智识之途，犹如人之双足，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所谓“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诚然是千古不易的道理，在行与读之间，确实有着互为表里，彼此渗透的纠缠，竟至于行路即读书，读书亦成行路，其间妙处，不曾亲力亲为又怎能明了？

书中的世界固然精妙，终究还是他人咀嚼过的饭食，虽则营养尚存，其实已经失却了原初的滋味。曾读《水经注》，但见郦道元笔下江河奔涌，山岳巍峨，自以为已尽得天下山水之妙。直至某年盛夏，亲临三峡，方知书中文字不过是一幅褪了色的古画，而真正的长江却是活的—它咆哮、奔腾、回旋，水汽扑面而来，带着鱼腥与泥土的气息，江风猎猎，几乎要将人卷了去。此时方悟，行路之于读书，犹如将黑白素描染作丹青，将无声琴谱奏成交响。

然而，如果以为行路可替代读书，却又大谬不然。年轻时曾在河西走廊漫行，见戈壁苍茫，长城残破，初时只觉天地辽阔，胸襟为之一畅。直至夜宿旅舍，翻检《史记》《汉书》，方知脚下沙土间，曾回响着张骞使团的驼铃，驰骋着霍去病的铁骑，印刻着玄奘的孤影。书本如灯，烛照行路中看不见的千年层累。从此戈壁不再仅是戈壁，而成了历史的活页，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络上。

行与读，最妙处当是相济之时。曾经随身携带明末清初散文家张岱所著《陶庵梦忆》游西湖—白日里看西湖烟雨，断桥残雪，夜间则就着床头昏灯读张岱笔下之西湖。现实与文字两相映照，竟生出奇异的重影—眼前的西湖是当下的，书中的西湖是明代的，而心中的西湖却超越了时空，成为古今交融的造物。此时行路不再是单纯地行走，读书也不再是纯粹的阅读，二者交融，竟在心灵中开辟出第三重天地。

读书人常有这般体验：某日某时读某书，忽见一段文字跃出纸面，直指人心。之所以如此，未必是文字本身有何神奇，不过是因为读者曾经行过万里路，见过书中描写的情境。曾游览元大都遗址时，见夕阳西下，忽然想起《诗经》中“日之夕矣，羊牛下来”之句，数千年前的诗句与眼前的景象完美契合，仿佛时光从未流逝。近日，又去了一趟河西走廊，从而得见向往已久的“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的弱水，即发源于祁连山，流经青海、甘肃，注蓄于内蒙古居延海的黑河，不禁感慨不已。犹想起从新郑机场驶往南阳的高速上，忽见“新野”路牌，脑际油然生出儿时读《三国演义》中“火烧新野”的画面，恍若隔世。这不是巧合，而是行路给予读书的馈赠—它让文字从抽象的符号变为具体的体验。

反过来，读书亦为行路铺设道路。未曾读过《边城》，到湘西凤凰恐怕只见吊脚楼临水，沱江泛舟，游人如织；而读过沈从文作品的人，却能在每一缕炊烟中望见翠翠等待的身影，在每一阵橹声中听见傩送的山歌。书本能给行路者一双历史的眼睛，让他在现时的风景中看见过去的幽灵。

现代人出行，多有导航指引，最快最直的路线一目了然。这固然高效，却失了行路的真趣。过去的人行路，常有迷途之时，而迷途未必不得佳遇。读书亦然，随手翻阅，不求甚解，反而常有意外之喜。行与读的妙处，都在那不经意的偏离之中。固执地要按照计划行路，按照书目读书，反倒像是照着菜谱做菜，少了即兴发挥的乐趣。

行路，是身体的阅读；读书，是灵魂的行路，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当我们展卷阅读，其实是在文字的山河间漫步；当我们跋山涉水，其实是在天地的书页中徜徉。作者采风，画者写生，所谓深入生活，何尝不是在书本中走过漫漫人生，又何尝不是在旅途中读过万千生命？这种辩证的圆融，或许正是杜甫笔下“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真谛。

今天的人多困于方寸屏幕之间，以为天下事尽在掌握。殊不知，真正的世界既在脚下，也在书中，更在脚下与书中的无声对话，或是相视无言之间。如果想得此中三昧，还须合上书卷走出去，放下行囊拿起书，让行与读成为循环不息的生命之流。

如此，方能在有限的人生中，活出无限的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