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新论⒇：总前委职能怎定位？两次授权临机处置意味什么？

上一期我们讲了“粟裕和刘陈邓均授机断专行权，二者交织矛盾否？”。今天我们讲总前委的第二期，题目是：总前委职能如何定位？两次特别授权临机处置一切意味着什么？该篇也是整个淮海战役新论的第20篇。

第一个问题，党指挥枪：总前委成立的本身便彰显了组织权威的集中统一。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规模空前的战略决战，其参战兵力之多、战场范围之广、协同难度之大，均属罕见。在战役进入关键阶段的1948年11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的总前委，并以刘、陈、邓为常委，统一指挥中野和华野两大战略集团。这一组织架构的设立，其根本出发点与核心原则，正是我军自建军之初便确立并始终坚持的“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

总前委的成立，并非简单的战时指挥权调整，而是党中央、中央军委从战略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制度安排。它首先在组织层面上，确立了战役指挥的核心与中枢，解决了两大野战军在协同作战中可能出现的指挥不统一、步调不一致的问题。将分属不同战略区、长期独立作战的两大主力野战军的指挥权，集中于一个由中央直接授权、具有高度权威的领导集体手中，这本身就体现了党的领导在军事斗争中的绝对权威。

可以说，总前委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在淮海前线的“代表机构”和“执行机构”，其权威直接来源于党的中央领导核心、来源于统帅部。它的存在，确保了党的战略意图、作战方针能够在前线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在大规模联合作战中的具体实践和制度保证。从这点上说，总前委的职能定位，首先是政治上的集中统一领导，其次才是军事上的具体作战指挥，其成立本身便带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

第二个问题，军令贵一：两次给予总前委特别授权凸显了战场指挥的强制效力。

在总前委成立后不久，中央军委于11月16日和24日连续两次，以明确无误的措辞，授予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三位常委“临机处置一切”的权力，并特别强调“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这两次特别授权，是理解总前委职能和中央军委意图的关键所在。

“军令贵一”，是古今中外军事行动的铁律。淮海战役形势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中央军委远在千里之外的西柏坡，难以对前线每一个具体变化做出即时反应。如果事事请示、层层汇报，必然贻误战机。因此，这两次授权，本质上是中央军委在特殊时期、特殊条件下，对前线指挥员的高度信任和“战时委托”，其核心目的在于确保战场指挥的及时性、高效性和强制性。

我们说，这种“先斩后奏”式的授权，极大地强化了总前委的指挥效能，使其能够打破常规程序束缚，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应对各种战事。这充分体现了军事指挥中“集权于必要之时，授权于关键之人”的智慧，也反映了中央军委对刘陈邓三位领导人政治素养、军事才能和全局观念的绝对信任。这种强制性的授权，确保了军令的畅通与统一，为淮海战役最终实现“六十万战胜八十万”的奇迹，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制度保障和权力基础。

第三个问题，避免极端：总前委地位作用的评价需避免历史虚无与过分夸大。

在充分肯定总前委及其所获授权重要性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其实际指挥范围和效能进行客观、辩证的分析，既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也要防止过分夸大的倾向。

首先，必须认识到总前委的指挥，更多地体现在战略协调和重大关键决策层面。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和总体战略，是由党中央、中央军委制定的。总前委的主要职责，是在此框架下，统筹协调中野、华野两大集团的作战行动，解决协同配合中的重大问题。如确定主要攻击方向、统一协调兵力调动、统一组织后勤保障等。它并非事无巨细地包揽所有的战术指挥。

其次，华东野战军作为一支强大的独立战略力量，其兵力占淮海战役参战总兵力的四分之三以上，且长期以来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指挥体系和作战风格。总前委对华野的指挥，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宏观的、原则性的指导和高层次的协调。比如围歼黄百韬兵团，阻击邱清泉李弥兵团等，都是统帅部与总前委和华野三方反复磋商研究，并不是按照统帅部下指令给总前委，由总前委再下指令给华野这个指挥链来实施。这种既统一又保持相对独立性的指挥特点，也与战前陈毅邓公建议的“唯通讯工具太弱，请军委多指挥”基本一致。

综上所述，对总前委地位作用的评价，应当置于一个更为复杂的指挥生态中去看待。既不能像有的人说的那样，它不能指挥华野，只是个协调管保障的机构，也不能像有的人说的那样，将胜利的一切完全都归功于总前委的“神机妙算”。帅克认为，这种走极端的观点极不可取、必须避免。

主要参考文献：《毛泽东军事文集》《刘伯承传》《陈毅传》《粟裕传》《淮海战役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