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经典」《印说》细读：三、正名

这是本系列文章的第三篇。这里的“正名”，其实是为“印”正名。

三、正名

旧有官印、私印，今呼官印仍日“印”，呼私印日“图书”。《易》：“河出图，洛出书。”“图书”二字祖此。

古代有官印、私印之分，现在称呼官印仍叫“印”，称呼私印则叫“图书”。《易经》中记载“河出图，洛出书”，“图书”二字的由来就源于此。

《宋书·符瑞志》：“黄帝之世，鱼流于海，得图书。”则二字合一矣。《史记》“萧何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又别有指。“图”谓载形象等，书不以字。如：荆轲献图，李陵图所过山川，汉元使画工图后宫形，马援画地为图，今舆地图、博古图皆是也。

汉画像石荆轲刺秦王邮票

《宋书·符瑞志》记载：“黄帝之时，鱼群游入大海，（于是，黄帝）得到了图书。”至此“图”与“书”二字正式合为一词使用。《史记》中“萧何收秦丞相、御史府律令、图书”，这里的“图书”则另有含义——“图”指记载形象、形制等的图样，“书”并非指文字典籍。例如：荆轲向秦王献燕国督亢地图，李陵绘制所经之处的山川地形图，汉元帝让画工描绘后宫妃嫔的形貌，马援在地上画出军事部署图，如今的舆地图（地理图）、博古图（古器物图谱）都属于这类“图”。

宋有“天府图书之印”，钱塘叶景修始作《汉唐篆刻图书韵释》，若读作“篆刻图”，云篆刻图之书则可。其印印图与书者，谓之“图书印”则可。

宋内府图书之印

宋代以前的图书印

宋代有“天府图书之印”这方官印，（实际上，这方官印或应为“内府图书之印”）此外，五代十国有“清河图书”“颖川图书”等印等，实际上，宋代驸马李玮还有一方“李玮图书”印。就算到了近代，图书印仍然存在，比如黄牧甫的“茗柯图书”。

黄牧甫“茗柯图书”

钱塘人叶景修最早编撰了《汉唐篆刻图书韵释》——这本书若读作“篆刻图”，理解为“记载篆刻图样的书籍”是可行的。那些既镌刻图样又包含文字的印章，称之为“图书印”才恰当。

月旦称“朔”，车辀亦称“朔”；玉未琢称“璞”，腐鼠亦称“璞”，名齐实异，彼方言耳。“图书”岂方言哉？虽违今，吾从古，必也正名乎？

农历每月初一称“朔”，车辕也叫“朔”；未雕琢的玉称“璞”，腐烂的老鼠也叫“璞”——名称相同而实质迥异，不过是各地的方言罢了。“图书”难道也是方言吗？纵然与现在的用法不符，我仍遵从古代的本义，难道不该先端正名称的本源吗？

古车各部位名称图

“圖”从“口”，从“啚”，规画之也，故从“囗”。“書”从“聿”，从“者”，聿所以書，書，聿所书者，故从“者”。“ 爪”，爪也，“回”节也，爪、卩有迹，合于物上可见，篆刻字，亦有迹，合于物上可见，故呼篆刻字为“印”。

这是对这几个字的解析：“图”字，是会意字，由“囗”（表示范围、框界）和“啚”（本义是有粮食储备可以驻守之地）组成，联合会意是规划、谋划，所以用“囗”来表意；“書”字，会意字，由“聿”（即以手执笔）和“者”（在这里表示器物）组成，“聿”是用来书写的器具，“书”就是用聿所记录的内容，所以用“者”辅助表意。（“印”字，由爫和卪组成，“爫”像手爪的形状，“卪”（即古“节”字，表符信）代表信物，手爪持信物盖下会留下痕迹（印的本义是抑压，用手压使人低头意），印在物体上能清晰看见；篆刻出来的字，也会留下痕迹，印在物体上可辨，因此把篆刻而成的字称作“印”。

分，则六书谓之象形；合，则六书谓之会意。《韩非》曰：仓颉作字，自营为厶，印出自营，故日私印。

这里的“分”，指单个字体现事物形貌，在六书中就叫“象形”；多个字组合表达新含义，在六书中就叫会意。韩非（出自《韩非子·五蠹》，今本作“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意义无差）：“说：仓颉造字时，把“为自己谋求”的意思造为“厶”（古“私”字），印章是为个人自用而制，所以称“私印”。

古有印无谱，谱自宋宣和始。《宣和谱》有四卷，今不传。后王厚之顺伯亦有印谱，王球子弁氏有《啸堂集古录》，赵吴兴子昂有《印史》，吾衍子行氏有《学古印式编》，浦城杨遵宗道氏有《集古印谱》。

古代只有印章却没有印谱，印谱从宋代宣和年间才开始出现。《宣和印谱》有四卷，如今已经失传了。后来王厚之（字顺伯）也编有印谱，王球（字子弁）著有《啸堂集古录》，赵孟頫有《印史》（今印谱部分亦佚），吾衍有《学古印式编》（今印谱部分佚），浦城人杨遵（字宗道）有《集古印谱》。

吴孟思、钱舜举、颜叔夏、沈润卿诸家，不一而足。近复为上海顾氏者《薮》。购集既广，校刻亦精，其官印一卷，辩历代制度，详核可观。吴中二三好事家，无不知有汉印。第其相呼，仍日“图书”，顾名思义，不可不察。

吴孟思、钱舜举、颜叔夏、沈润卿这些人，还有很多类似的印谱编者，举不胜举。近来上海顾氏又编纂了《印薮》（即顾从德的《集古印谱》和《印薮》。《集古印谱》收印数量少约1700余方，但却是古原铜印钤盖，惜仅印二十部，而《印薮》收印数量大计达3400方，印数亦大，几乎可以喜印者人手一部，但系木刻摹印重钤，原铜印风采已经不见了），他搜集的印章既广泛，校勘刻印也十分精良，其中“官印”这一卷，辨析历代官印制度，详尽准确，很有观赏和研究价值。吴地有喜爱印章的人，没有不知道汉印的。只是他们仍把印章称作“图书”，顺着名称探究本义，这一点不能不仔细分辨。

《集古印谱》书影

或曰荷无害义，从俗可耳。且如“不律”为“笔”，“不落”为“杯”，“不借”为“履”；“杖”日“扶老”，有鸟亦曰“扶老”；“酒”曰“屠苏”，有草亦日“屠苏”；“丝”日“琵琶”，海鱼千岁亦曰“琵琶”。私印，一封检小记耳，关何大事，而屑屑辩不置若此哉！

有人说：只要不违背本义，顺着习俗称呼也没什么。况且像“不律”就是“笔”，“不落”就是“杯”，“不借”就是“鞋”；“手杖”叫“扶老”，有一种鸟也叫“扶老”；“酒”叫“屠苏”，有一种草也叫“屠苏”；有“丝弦乐器”叫“琵琶”，海里有千年的大鱼也叫“琵琶”。私印不过是用来封缄文书、做小小标记的东西，能是什么大事，值得这样斤斤计较、争辩不休吗！

噫，是不然，大于细，图难干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胡人见布而疑黂，越人见罽而骇毳。夥者常之，罕者异之，事有固然，曷足怪者。自古如子夏驳三豕，子产别台骀，终军识鼮鼠，子政证盗械、东方曼倩、茂先、景纯，种种该浃，实难枚举。

唉，这可不是这样的！大事由小事积累而成，解决难题要从容易的事做起，开头差毫厘之微，最终会错得千里之远。胡人见到麻布，会误以为是麻絮；越人见到毛毡，会对上面的细毛感到惊骇。常见的事物就觉得平常，少见的事物就觉得怪异，事情本来就是如此，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自古以来，像子夏纠正“三豕”（实为“己亥”）的谬误，子产分辨台骀（上古神祇）的身份，终军认出象征祥瑞的鼮鼠，刘向考证盗械的来历，还有东方朔（字曼倩）、张华（字茂先）、郭璞（字景纯）等人，（他们）个个学识渊博、通晓古今，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举也举不完。

道之所存，俗之所丧，悲夫！若以小学无关大学，则是《尔雅》可以无作，《山海》可以无经，公孙何以折邓析，卜氏何以师西河。

真理所在的地方，往往是世俗所抛弃的，多么可悲啊！如果认为文字、音韵、训诂这类“小学”知识与修身治学的“大学”之道无关，那么《尔雅》就没必要编撰，《山海经》也没必要成书，公孙龙又凭什么驳斥邓析的诡辩，卜商（子夏）又凭什么在西河之地教授弟子呢？

十洲近荒，博物近诞，洞林近诬，卜筮谶纬近幻，而驺牙藻廉、凫毛龙鲊、驴鼠辛螫，若此类物，虽百世不知可也。坟羊萍实之辨，奚为来哉！奚来哉！

《十洲记》所述近乎荒谬不实，《博物志》所载近乎怪诞离奇，《洞林》所言近乎虚妄不实，占卜谶纬之学近乎虚幻无据。而像“驺牙（瑞兽）、藻廉（水中生物）、凫毛（水鸟羽毛相关之物）、龙鲊（大鱼）、驴鼠（怪异鼠类，见于《搜神记》）、辛螫（毒虫）”这类事物，即便历经百代，不知道它们也没什么要紧。至于分辨坟羊（土中怪兽）、萍实（水中果实）这类冷门事物的辩论，又有什么必要存在呢！有什么必要呢！

董谒好学，行山泽，负挟图书，患其繁重，家贫，拾树叶以代简策，言易卷怀也。李充荷草畚，负五岳真图，号负图先生。匡稚圭读书，穿壁引烛，以书映光。邑大姓，文不识，家富多书，至与傭作乞读主人书。古图书意义皆如此。

匡衡凿壁偷光

董谒（东汉末学者，事见唐徐坚《初学记》）喜爱学习，常行走在山野沼泽之间，随身携带书籍，却苦于书本繁重；他家境贫寒，便捡拾树叶代替竹简，说是这样容易卷起收藏。李充（晋文学家，《晋书》有传）背着草筐，随身携带五岳真图，被人称作“负图先生”。匡衡（字稚圭，西汉人，事见《西京杂记》）读书时，凿穿墙壁引来邻居家的灯光，借着光映照书本阅读。同乡有个大户人家，主人叫文不识，家中富有且藏书极多，匡衡就去他家做雇工，不求报酬，只求能借阅主人的书籍。古代“图书”的意义，大致都是这样（指图书是用以记录知识、便于携带研读的典籍或图谱）。

秦始皇避“玺”音，改曰“宝”。汉世有天玺，相传元后在家，白燕衔白石，大如指，坠绩筐中，石自剖为二，中有文曰：“毋天地”，遂复还合。张颢表言为梁相，时天新雨，有鸟如山鹊，飞翔近地，人竞掷之，便堕即为石，搥破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议郎樊衡夷表言，尧舜之时，旧日有此官。事虽荒唐，印之名“印”，其来尚矣。《春秋·传》曰：名以制义。

秦始皇为避讳“玺”字的读音（一般认为是避“死”音，因“玺”与“死”古音相近），将“玺”改称为“宝”。

汉代有“天玺”的传说：相传元后（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王莽的姑母）未入宫时，有一只白燕衔来一块手指大小的白石，落在她的纺织筐中；白石自行裂为两半，中间刻有“毋天地”（原文作“毋”，应为“母天地”）三字，随后又自动合拢（这块白石后制成玺印，称为“天玺”，此“天玺”常与“玉玺”并置）。

张颢上奏称，他担任梁国丞相时，刚下过雨，有一只外形像山鹊的鸟低飞近地，人们争相投掷东西打它，鸟落地后就变成了石头；捶破石头后，里面得到一枚金印，印文是“忠孝侯印”。议郎樊衡夷上奏说，尧舜时期原本就有“忠孝侯”这一官职。这些事情虽然荒唐，但“印”被称作“印”，它的由来已经非常久远了。

《春秋左传》说：“用名称来确立道义”（意为名称的设定要符合事理与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