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园林美学的微观镜像

▌王绍君

寄畅园“朴野撩人，清气润心，有以一当十之感”（孟兆祯语），这座隐现于江南惠山东麓的名园，自明代秦金始建以来，“无锡秦氏家族世代守护寄畅园达四百多年，堪称奇迹”（贾珺语）。

在黄晓、刘珊珊合著的《寄畅园：一座园林中的晚明艺术与生活》中，寄畅园的造园艺术，被置于“中国古典园林营建理念”的框架下进行阐释。《园冶》“巧于因借”的理念，在寄畅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假山叠自“山子张”传人，与惠山真山浑然一体；八音涧引“天下第二泉”活水，形成自流其声，自成其韵的水系格局；向西借景锡山龙光塔，向东呼应惠山寺，构建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浑融境界。

寄畅园“取法自然、超越自然”的造园智慧，被两任清代君主深刻认同——据史料记载，康熙六次南巡，七游寄畅园；乾隆六次南巡，十一游寄畅园，并在清漪园仿建惠山园（今颐和园谐趣园）。这种“写仿”行为，不仅是对江南园林美学的欣赏，更体现了乾隆对于寄畅园营建理念的推崇。

书中对园林绘画的突破性研究，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美学阐释。宋懋晋《寄畅园五十景图》作为松江画派的代表作，长期被视为“写意山水”的典型。但作者通过图像互证发现，其全景图中的邻梵阁与现存惠山寺放生池、香花桥完全对应，锡山双塔的描绘印证了万历年间砖木塔并峙的实景；“含贞斋”孤松的三幅不同角度刻画，是一株在园中真实存在的松树。

这种“写真”与“摹古”的辩证关系，揭示了晚明园林绘画“师法造化”与“学习古法”的双重传统。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绘画传统与园林营建形成了互动——王穉登《寄畅园记》对“悬淙”“曲涧”的细腻描写，与宋懋晋图册形成“文字—图像”的互文，共同构建了寄畅园的景观叙事。

《寄畅园：一座园林中的晚明艺术与生活》 黄晓 刘珊珊 著 北京出版社

《寄畅园图册》之“邻梵”

晚明寄畅园复原示意图。黄晓复原，于继东绘制。景致沿游线一路展开，体现了起结开合的布局艺术

明代宋懋晋《寄畅园五十景图》之“盘桓”，描绘了石峰、孤松和古藤，为园林经典搭配

营建史与家族史

在曹汛先生首倡的史源学与年代学方法指引下，本书完整呈现了寄畅园从“凤谷行窝”到“寄畅园”的蜕变轨迹，以及第一任园主秦燿当时所涉政治斗争背后所折射的晚明党争图景。

本书开篇即对寄畅园始建年代进行考辨。传统文献如《无锡园林志》称其“初建于明正德中”，但作者通过梳理《锡山秦氏宗谱》《凤谷行窝考》等原始文献，结合秦金《筑凤谷行窝成》诗作及同时代人邵宝《容春堂集》的记载，发现“正德说”实源于《锡山景物略》对《惠山古今考》的误读。经考，秦金实于嘉靖六年（1527年）致仕后始建此园，园址选在惠山寺旁的沤寓房，与朋友邵宝二泉书院仅一街之隔，其园名“凤谷”取自秦金的号“凤山”及祖辈居住地的归山又称“凤山”，“行窝”则化用邵宝先祖邵雍“安乐窝”的典故。这种“因借”周边山水与人文资源的造园智慧，在秦燿改园时达到巅峰——他不仅将王羲之“寄畅山水阴”的诗意融入园名，八音涧“曲水流觞”的意象重构，使人工水系与惠山第二泉活水浑然一体。

书中对秦氏家族的考源同样精微。寄畅园中既有秦观墓的文脉依托，又有惠山寺、二泉书院的邻接呼应。这种“园—寺—墓”的空间联结，使寄畅园成为江南地区罕见的“家族记忆载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秦燿作为秦氏家族中继秦金之后的又一位显宦，其人生轨迹与园林营建紧密交织：万历十九年因遭衡州同知沈鈇弹劾罢官后，他虽心有不甘，但也不愿再沉溺于政治斗争，而是将心力投入寄畅园改筑，在园中构筑“知鱼槛”“卧云堂”等二十景，将庄子“逍遥游”的哲思、陶渊明“采菊东篱”的诗意、白居易“池上篇”的雅趣熔铸一园。这种“出处同归”的人生选择，恰如王维游览逍遥谷山庄后道出的理想人生状态，既然“朝承明而身拖朱绂”不可得，那便“迹崆峒而暮宿青霭”，体现了晚明士人“用舍行藏”的生存智慧。

秦燿与沈鈇的斗争

本书前三辑通过秦燿与沈鈇的政治斗争，揭示了晚明党争的复杂面相。结合当时的史料可以捋出：万历十九年（1591年），时任湖广巡抚的秦燿因遭沈鈇弹劾“贪婪库藏万余金”而罢官。沈鈇在奏疏中详列秦燿“遣差役收赃赎银”的细节，甚至具体到“几钱几分几厘”，看似证据确凿。然而，仔细对比史料后，可以发现这场弹劾实为政治清算的延续——沈鈇素与秦燿不睦，此前已因在公府议事时诋毁同僚被秦燿斥责，而秦燿对沈鈇的不法行迹亦早有不满。更关键的是，这场斗争背后折射出万历朝党争的典型逻辑：秦燿作为张居正门生，在万历新政中扮演重要角色，而沈鈇对秦燿的“私仇”则被反对张居正的势力利用放大。当张居正去世后，这种政治联盟的破裂直接导致了秦燿的倒台。

结合流传至今的《明神宗显皇帝实录》、《万历野获编》等史料，不难看到这场斗争的残酷性：沈鈇因弹劾秦燿而升任九江知府，但不久即因“不谨”被罢，最终“论戍去”。这种“以诬陷起家，以诬陷败亡”的循环，正是晚明政坛“朋党水火”的缩影。秦燿的罢官并非孤例，而是万历朝“后张居正时代”政局分崩离析的关节点——此后，失去了申时行的折冲调和，皇帝与文官集团、文官集团内部各派之间再难和衷共济，大明王朝由此走向衰落。这种通过园林个案透视时代政治的研究路径，也使本书超越了单纯的园林史论述，成为一个理解晚明政治生态的小小窗口，也使读者能更深地理解作者从王穉登、屠隆、车大任等时人撰写的寄畅园园记中解读出的复杂况味。

还原晚明生活现场

本书最动人的部分，在于以“微观史学”笔法重构了晚明江南的生活现场。通过秦燿与安绍芳、邹迪光等友人的诗文唱和，作者揭示了寄畅园作为文人雅集中心的独特地位——它既不同于王世贞弇山园的“尽发前后扃”的公共性，也不同于邹迪光愚公谷的“士大夫过从”的开放性，而是以“芳树无人花自落”的隐逸姿态，成为秦氏家族“习静之所”与精神寓所。书中引用的安绍芳《祭秦中丞文》、王穉登《故中丞秦公传》等原始文献，生动再现了秦燿罢官后“岁不数游”，“时一出郭”的隐逸生活，以及他与王穉登、屠隆等名士在园中“舒笑竟日”的雅集场景。

“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同时还在本书的“当代研究”部分得到深化。作者梳理了自1988年寄畅园被列入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在无锡召开第一次寄畅园研讨会并首次提出“寄畅园学”以来的研究进展，指出当前研究已形成“家史—园史—国史”的三维框架：在家族层面，秦氏族谱与园林文献的互证揭示了“园因人传”的传承机制；在园林层面，史源学与年代学方法解决了始建年代等关键问题；在国家层面，寄畅园的兴衰与“明实亡于万历”的这一朝党争等重大历史事件紧密关联。这种研究范式，使本书不仅成为一部园林史专著，更不经意夹叙了一部“以小见大”的晚明社会史。

寄畅园的当代启示

《寄畅园：一座园林中的晚明艺术与生活》不仅是一部学术专著，更是一座连接古今的“精神园林”，它对当代园林保护与利用具有重要启示。寄畅园在清代的改筑，既保留了明代格局，又融入了清代审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活态传承”的经验对当代园林修复具有借鉴意义——即现当代建筑界提出的“最小干预”、“保护性修缮”理念，强调在修复过程中亦应尊重园林的“历史层积”。书中对“园林开放”的探讨也颇具现实意义：寄畅园在晚明既非完全封闭的私园，也非完全开放的公共空间，而是通过细节设计，在隐逸与开放之间取得了微妙平衡义——这种设计智慧，对当代城市园林的“共享性”设计具有启发。

尤为珍贵的是，本书在严谨学术论述中融入了人文关怀。作者通过对秦燿罢官后“寄情山水”的心理分析，揭示了晚明士人在政治失意后寻求精神寄托的普遍心态；通过对秦氏家族“数世同堂”的家族伦理的阐释，展现了传统家族制度对园林传承的支撑作用。这种“见物见人”的叙事策略，使本书超越了单纯的学术著作，成为一部“有温度”的历史书写。

五百年后，今日的游人仍能在颐和园谐趣园中品味乾隆“写仿江南”的匠心，在寄畅园凌虚阁上远眺锡山塔影，而纸上游园的读者则不仅能从本书中目睹一座甲于天下的江南园林的兴衰史，更能品味到中国文人“寄情山水、畅怀天地”的精神史。本书也因此不仅属于园林史研究，更属于每一个向往“诗与远方”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