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艺节·艺评】詹雨欣｜《唐宫夜宴》《绿釉陶男俑》：跨越时空的舞蹈对话

新重庆-重庆日报 詹雨欣

在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第十八届文华奖舞蹈类组台演出中，群舞《唐宫夜宴》与双人舞《绿釉陶男俑》，以文物舞蹈的艺术魅力点亮舞台。

《唐宫夜宴》的舞者以乐舞俑为化身，以乐舞艺人赴宴的趣事再现盛唐宴乐的雍容。《绿釉陶男俑》则借双人舞的默契配合，让精品文物绿釉陶俑“活”了起来。

两部作品以舞台为卷、肢体为笔，将唐代乐舞的绚烂图景，生动地铺展在观众眼前。

近年来，历史文物与舞蹈艺术在当代艺术创作的语境下频频碰撞出火花。“文物+舞蹈”的艺术魅力，在《唐宫夜宴》《绿釉陶男俑》这两部舞蹈作品中绽放熠熠光芒。

俑人以陶泥化身，舞者以肉体塑形。文物与舞蹈碰撞之瞬，并非转瞬即逝的古今对视，而是沉睡千年之久的俑人与现代舞者跨越时空的对话。在这样的历史对话中，古代乐舞完成了在现代的媒介转化，舞蹈艺术也实现了对历史的传统再造。

《唐宫夜宴》《绿釉陶男俑》选取反映隋唐乐舞形式的典型乐舞俑为创作对象，通过“拟形—构态—成型”的编创思路使文物“活起来”“舞起来”。

“拟形”是对文物的形象、形态、艺术形式等以“形”为题的艺术形象塑造过程。

《唐宫夜宴》让舞者手持吹管乐器、弹拨乐器、打击乐器等唐代传统奏乐舞具，贴合乐舞俑的形象表征。在艺术形象设计上，舞者以极具唐代风韵的花钿、面靥、长眉、蝴蝶唇妆，搭配双高发髻与色彩明艳的齐胸襦裙为妆造；并摒弃舞者纤细悠长的身姿，使用服饰赋予舞者丰腴的身形，塑造出一位位仿佛从唐代穿越而来的乐舞艺人。

《绿釉陶男俑》还原其选用的俳优俑的形象表征，幽绿的圆领袍、幞头以及戏人妆容勾勒出唐代俳优的戏艺人生。作品开篇，一位舞者以文物绿釉陶男俑的姿态出现在聚光灯下，以拟文物之形点明作品主题。

不同于“拟形”“构态”主要是对舞蹈动作、情景演绎及重构古舞姿态的艺术创作过程。《唐宫夜宴》《绿釉陶男俑》均选用中国古典舞作为艺术表达语汇，通过舞蹈语汇与情节演绎，使作品兼具艺术层次与情感共鸣点。

在舞蹈动作的设计上，两部作品选用较多短气息动作，使动作灵巧轻快，犹如乐舞俑人活灵活现。

例如，《唐宫夜宴》的舞者以扭胯、摆胯、顶胯等主题性符号动作贯穿全剧，凸显唐代女乐舞人的丰腴之美及时代审美特征。同时，两部作品中舞者相互间通过动作产生情感交流，演绎出一幕幕扣人心弦的情景，形成文化视听盛宴，并与观众达成情感共鸣。

例如，《唐宫夜宴》中乐舞人相互指点、嬉闹的情景，《绿釉陶男俑》中两名俳优艺人互逗互乐、肢体碰撞的情景，均旨在回溯历史。

“成型”是基于“拟形”与“构态”的最终艺术呈现，通过拟文物之形、构文化之态，形成从文物中观舞，在舞蹈中见古的文物舞蹈之形。

以中国古代文化、古代乐舞、历史文物等为艺术资源进行转译、创作的舞蹈作品，皆难以脱离中国古典舞的艺术表达形式。把握“似”与是、辨别“古”与古，是文物舞蹈创作过程中的重要课题。在《唐宫夜宴》与《绿釉陶男俑》的演绎中，这一课题得到了圆满解答。

“俑”作为古人寄托美好愿景的载体与媒介，通常以含蓄内敛的屈身、屈膝姿态体现身份，但这样的身体姿态并不适用于舞蹈转译与艺术创作。

《唐宫夜宴》与《绿釉陶男俑》虽从创作对象中提取素材，但其文物形象、姿态并非艺术创作的唯一标准。细观《唐宫夜宴》选用的乐舞俑组合：乐俑上身微含、跪坐而奏，舞俑呈现出单手曲臂搭袖的姿态。但在作品中，编导并未直接抓取乐舞俑的姿态用于创作，而是将乐俑的乐器作为舞具、将舞俑的长袖进行短化处理——通过这样的艺术转化，将文物表征变为作品特征，并将其与唐代审美特征、唐代乐舞文化与中国古典舞有机融合，以舞蹈艺术勾勒出“古”的色彩。

《绿釉陶男俑》将视角转向古代传统曲艺，拓宽了文物舞蹈的创作选材范畴。文物绿釉陶男俑是两名表演“参军戏”的俳优艺人，在艺术创作中，编导不仅提取文物形象，更深入挖掘古代传统曲艺文化以深化作品内涵——以精品文物、中国古代传统曲艺为素材；以中国古典舞为表达，绘写历史长河中的浓墨重彩。

两部作品在选材与创作中，精准把握“似古”而非“是古”、拟古而不泥古的艺术转译尺度，既贴合历史与文物背景，又展现唐代乐舞曲艺文化的盛世画卷。

它们未停留在对乐舞俑的表面复刻上，而是通过舞蹈传递当代人对唐代文化的认同与向往。这种跨越时空的舞蹈对话，让《唐宫夜宴》与《绿釉陶男俑》不仅是取材于历史、文化与文物的作品，更成为连接古代传统文化与当代艺术创作的文化纽带，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与符合当代审美所需的艺术感染力。

当陶俑在舞蹈中“复苏”，复苏的不仅是文物的姿态，更是历史的故事、文明的记忆，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谱写了生动的古舞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