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脉 成语之都丨胡服骑射：历史上罕见的和平改革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四平八稳、稳步高升，一直是历朝历代政客们恪守的官场哲学。致使中国的变法维新本来就少得如凤毛麟角，而这屈指可数的历次变法，无不与血腥和暴力相伴而行。

早期的吴起在楚国变法失败后，先被旧贵族们乱箭射杀，后再遭车裂酷刑；公元前356年的商鞅在秦国变法时，反对派的人头纷纷滚落渭水岸边，一次竟达七百颗之多，鲜血染红了滚滚渭水，哭号之声响彻云天！甚至波及到了秦国太子嬴驷、后来的秦惠文王，致使他的两位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分别付出了割鼻和刺字的血腥代价。同时，变革者商鞅本人，最终也落了个车裂的悲惨结局。身处同时代的武灵王，不会置若罔闻，毫无顾忌。

后世的王安石变法时，先关押郑侠，后罢免十九位台谏官员，对中书和台谏班子进行了彻底大清洗。逐谏官，罢谏院，排中丞，贬御史，封杀了所有的反对声音。清末戊戌变法时，先是光绪帝“罢黜六堂官”，后是慈禧老佛爷调荣禄、聂士成大军包围北京，屯扎天津，袁世凯火中取栗。最终，落得个光绪帝被囚瀛台，戊戌六君子喋血京城菜市口的悲惨结局……

如今当我搜寻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史料时，读到的文字都是少有的温和、平静和理智。典籍黄卷呈现给我的都是些难得的、久违了的思想智慧火花。我惊喜地发现，赵武灵王的改革，是我所知道的中国历史上一次不流血的和平改革。

虽然我们的春秋笔法，多是一边倒的写法，我们的文艺作品，也多是黑白分明，左多右少，但古赵大地进行胡服骑射改革时，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均没有使用强制、高压和暴力。德高望重、从小就辅佐武灵王的王叔公子成，无论其思想如何顽固不化，其反对变法的方式，也仅是罢工抗议，不上朝办公；握有生杀大权的武灵王，推动改革的措施，也只有听政、议政，三番五次开会，苦口婆心摆事实，推心置腹讲道理，一遍遍地做着独具赵国特色的政治思想工作。

也许赵武灵王的改革，够不上伤筋动骨的社会制度的彻底大变革，并未从根本上触及到反对派势力的根本利益，但从我们的善良愿望出发，更愿意看到我们的历史上，能多一些这样温和的、低成本的和平变革，少一些带血的政治冲撞。

一、武灵王为舆论所反对，而以理势服之

很长一段时期，反对变革的首要人物——老公子赵成拒穿胡服，装病罢工，闭门不出，极力抵制变革。武灵王也只是派王孙赵鲽（dié），上门做思想说服工作。赵鲽碰钉子后，他就亲自屈身登门劝说。赵文、赵造、周绍、赵俊想不通，以沉默来抵制改革，武灵王就启发他们大胆发言，讲出他们反对的理由，然后再有针对性地给他们摆事实，讲道理。对于盲目自大的，他就具体分析赵国所处“四战之国”的危机形势，反复论述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只有在三令五申之后还不穿胡服的，才对他们进行严厉批评。将军牛赞当初对建立骑兵想不通，经过武灵王的耐心说服，后来成为独当一面的骑兵将领，在随后的历次战役中屡建奇功。

《史记·赵世家》中关于赵武灵王的全部记载中，竟有近一半的篇幅是在描述他与各派势力代表人物的对话与辩论，甚至在我们能看到的所有关于这场改革的史料中，能读到的也都是武灵王不厌其烦地说服、教育，以及慷慨激昂地分析形势。他与各反对派大臣们群儒舌战，引经据典，谈古论今，妙语连珠，精彩纷呈，碰撞出的都是铿锵有力的思想与智慧火花，而不见朕即真理，朕乃金口玉言的乾纲独断，或一句顶一万句的上纲上线，以及我们都已习以为常的龙颜大怒后的人头落地。

在这场关乎赵国未来命运的辩论过程中，武灵王始终坚持从赵国所处的险恶国际环境出发，从赵国发展壮大的实际利益需求考虑，不怕反对，不怕嘲讽，以理服人，宁愿“负遗俗之累”“任骜民之怨”，不厌其烦地阐述着他走军事变革之路的必要性。

他说：“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无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而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要解决这些长期威胁赵国的国防问题，就不能再抱着老皇历不放，学圣人子路那样衣冠楚楚地被人剁成肉酱。只有革旧图新，变法图强，才是赵国的根本出路，并诘问所有的反对者：“兵不当于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于事，何俗之不可变？”不能打胜仗的军队，有什么不能改革呢？不利于解决问题的陈规陋俗，有什么不能改弦更张的呢？

“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观其乡而顺宜，因其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衣服和礼制一样，都是要方便做事，解决实际问题。只要能利民利国，就不应为古教古礼束缚，而应该随情势之变而创新，易服是理所当然的选择。三王不相袭而兴盛，夏、商固守旧制而衰亡！凡对自己国家不利的东西，就应该坚决改掉。

在一个个反对派面前，他反复论证“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礼也不必一道，而便国不必（法）古”的道理，坚决反对从书本出发，事事在本本中找现成答案，脱离实际，墨守成规。

“以书为御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靠书本知识去赶马车，就不能掌握每匹马的秉性；把古代的制度搬到今天，就不能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实际形势。

“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燕、东胡、楼烦、秦、韩之边。”只有聚舟楫，穿胡服，习骑射，建立强大的水军和骑兵，国防实力增强了，才能真正保家卫国，抵御侵略，才是赵国摆脱四战之国的唯一出路。武灵王这种“师夷技之长以制夷”的革新思想，比近代思想家魏源早了2100多年。

这场表面上从服装开始的讨论，其实反映出的是赵国当时思想观念的创新，执政理念的创新，是两千三百年前古赵大地上一次真理标准的大辩论，思想大解放；是保守与变革、僵化与创新、因循守旧和与时俱进观念的一次正面交锋！

这一句句充满哲理思辩的古典语言，我们至今读来依然如黄钟大吕，令人回肠荡气！可以说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发展才是硬道理思想的赵武灵王版。

这该是多么生动的古代国家参政、议政、讨论、决策的热闹民主场面啊！

在缺少民主投票表决意识的历史传统中，戎马倥偬的武灵王，竟然通过这么理智的和平方式，最终说服了反对派，顺利地推行了他胡服骑射的改革大计。我们不能不对这位两千三百年前古代伟大的政治家刮目相看了。难怪梁启超先生从戊戌变法失败的血泊中爬起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深入研究了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的成功案例。正如他对武灵王评价的那样：

“商鞅为舆论所反对，而以威力屈之；武灵为舆论所反对，而以理势服之。虽其所处地位各不同，而武灵之手段，固高鞅一筹矣。法行自贵近始，此两君所同认也。乃鞅则罚太子而刑师傅，武灵则先施于公叔而礼下之，公叔变而举国皆变，其政略岂不亦远耶？”

——梁启超·《黄帝之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

在这一点上，武灵王的政治修养，岂止是仅仅高于“天资刻薄”的商鞅，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高人一筹的大伟人！即使他称不上梁启超所赞誉的“黄帝之后中国第一伟人”，我们把他看作为赵国历史上的第一伟人，其份量还是应该绰绰有余的！

我们不能不被赵武灵王这种可能是不自觉的政治智慧所折服，但从我们的善良愿望出发，更愿把它解读为中国历史上早期少有的民主治国理念的萌芽和初步实践，不知然否？

二、武灵王者，赵之大彼得也

我们历史上历次改革的呼声，无不来自民间的社会精英；改革的主导和实施，无不由站在风口浪尖上有社会良知的知识精英们铁肩担当，而国家命运的直接主宰者——皇帝和国王，有几人能从谏如流、积极主动进行变革的？这一点，康有为和梁启超们的体会，可能比我们更为深刻。他们铁肩担道义，“公车上书”，不惜杀头流血，戊戌变法也仅仅上演了一百零三天，最终在国家主宰者的屠刀霍霍声中流产了！

作为清末这场百日变法的领导者和亲历者，梁启超先生经历了中国三千年社会未有之变局，从戊戌变法的血泊中爬起来后再度审视历史，对中国社会的改革，自然有了更为刻骨铭心的疼痛和体会，对古今中外各国历史上的社会变革，有了更为深刻的独到研究和理解。他在《赵武灵王传》中，把武灵王看作是历史上领导中国社会改革的成功领袖和英雄偶像，大加颂扬，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赵武灵王开创了一国之君亲自主动进行社会变革的历史先河，而且做得那么卓然，那么成功！

武灵王从不懈怠，韬光养晦，一直在积极探索着赵国变革图强之策。公元前307年的春天里，他亲自发动、主持并实施了这一千古回响的社会变革。胡服，他身先群臣穿戴；骑射，历次军事行动，他都御驾亲征。胡服骑射，因此自然而然地成为一场国君率先垂范、官员身体力行的国家变革行为。官风带动政风，政风影响民风，除旧革新之风在古赵大地上行下效，轰轰烈烈，蔚然成风！

这该是中国历史上一道多么靓丽的政坛风景线啊！作为这道风景的描绘者——赵武灵王，俨然成了历史上的梁启超们心中景仰不已的一代开明治国的改革领袖！然而，中国历代的梁启超们，多数没有这么幸运；中国历史上的黎民百姓们，多数也没有武灵王时代赵国百姓们的幸运！我们所知道的中国历史上历次的变法维新，无不是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在声嘶力竭的奔走呼号中夭折了，史书中留下的仅是他们夕阳中远去的高大背影！

同时代的秦之商鞅、楚之吴起、魏之李悝，无此幸运；后来北宋著名的王安石，无此幸运；亲历戊戌变法，并研究赵武灵王的梁启超，也无此幸运！而古赵大地上曾经拥有过这样的幸运，古赵百姓曾经拥有过这样的幸运！今天的我们，有幸能够从尘封的历史黄卷中，解读并认识了这么一位英勇非凡的改革家，也该感到莫大的幸运！

所以，梁启超先生不无感慨地说：

“七雄中实行军国主义者，惟秦与赵。赵之有武灵、肥义，犹秦之有孝公、商鞅也。而秦之主动力在臣，赵之主动力在君。……商鞅者，秦之俾斯麦；而武灵王者，赵之大彼得也。”

这并非梁先生的一时冲动，应该是武灵王货真价实的实至名归！

李延军（作者系邯郸学院地方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