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房奴”也头疼：开封房价逼得官员租房子住

嘉祐五年（1060年）冬，开封城内寒风刺骨。刚从地方调任京城的秘书省校书郎苏颂，在冰井务附近的赁宅区已辗转寻觅半月。这位日后将官至宰相的才俊，此刻正为租房发愁。中介推荐的普通小院月租高达十五贯，相当于他月俸的三分之一。望着漫天飞雪，苏颂不禁感叹：“直阁每月俸钱四十贯，赁宅竟去其半。”

苏颂的困境并非个例。在北宋开封，房价之高竟让许多官员望而却步，被迫加入租房大军。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宋代独特的政治经济格局与城市化进程的共同作用。

开封作为北宋都城，自真宗朝起就人口激增。至仁宗时期，城内人口已逾百万，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开封“栋宇密接，略无容隙”，城内土地寸土寸金。官员、商贾、士子不断涌入，使得住房需求持续旺盛，房价节节攀升。

苏颂最终在城西汴河附近租下一处小院。这里距离皇城较远，但月租仅十二贯。每日上朝，他需四更起床，乘驴车穿过半个开封城。这段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京城居之不易。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京帅赁宅，价等金陵购屋，诚可叹也。”

最能反映开封房价之高的，是名臣苏轼的经历。元丰八年（1085年），苏轼结束贬谪生涯返京，竟无力在开封购置房产。这位曾官至翰林学士的文豪，直到去世都未能实现“在京师有屋一所”的愿望。其弟苏辙也是如此，做官多年后终于在开封买宅，却为此花光了全部积蓄，还特意作诗记之：“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

开封房价高企的原因复杂多样。首先，宋朝实行“强干弱枝”政策，将大量官员集中在京城。据《宋史·职官志》记载，元丰年间京官数量达二万四千员，较宋初增加数倍。这些官员都需要住房，自然推高了房价。

其次，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吸引了各地富商来京经营。他们财大气粗，购房时往往不计成本。真宗朝宰相夏竦对此颇有微词：“都下富商大贾，置买田宅，动逾千万，抬踊物价。”

此外，宋代建筑业已相当成熟，高档住宅用料讲究、做工精细，造价不菲。《营造法式》中记载的官式建筑造价，单是木作装饰就所费不赀。这些成本最终都转嫁到了房价上。

面对高昂的房价，宋朝官员想出了各种应对之策。有人选择合租，如王安石初入仕时就曾与友人同住。有人选择在郊区置业，如欧阳修在颍州购置别业，准备退休后居住。更多官员则像苏颂一样，长期在开封租房居住。

租赁市场因此异常活跃。开封城内出现了专业的“房牙子”（房产中介），他们熟悉行情，促成交易后收取“牙钱”。朝廷也专门设立“店宅务”，经营官有房产租赁。据《宋会要》记载，天禧元年（1017年），店宅务管理的官屋达二万六千间。

苏颂在开封的租房生涯持续了十余年。期间他经历了六次搬家，最远曾住到陈州门附近。这种频繁搬迁的经历，让他对民生疾苦有了更深体会。在后来执政时，他特别关注城市居民的住房问题，主张“增修廨舍，以安百官”。

其实，宋朝政府早就注意到住房问题。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朝廷曾在开封城外兴建“厢房”，以优惠价格租赁给低级官员。仁宗天圣年间，又规定“百官廨舍，毋得规利”，禁止官员利用职权经营房产租赁。

然而这些措施效果有限。由于土地资源稀缺，加上宋代实行“不抑兼并”政策，导致房产日益集中在少数权贵手中。如徽宗朝宰相蔡京，在开封就有多处豪宅，其中西园“周围数十里”，而同时期许多官员仍“赁屋以居”。

这种住房压力甚至影响了官员的仕途选择。有些官员宁愿外放地方，也不愿留在京城做“租房官”。神宗朝时，御史中丞滕元发就曾直言：“在京师赁宅而居，不如守郡之乐也。”

苏颂直到治平四年（1067年）才在开封购置了第一处房产，此时他已在官场沉浮二十余载。这处位于保康门的宅院，花费了他多年积蓄。乔迁之日，他特意邀请当年一同租房的旧友，席间感慨道：“宦海浮沉二十载，始得京师容膝之所。”

开封的住房问题一直持续到北宋灭亡。靖康之变后，南渡的宋朝官员在临安（杭州）又面临同样的困境。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临安府驻跸，士大夫多寓佛寺。”连寺庙都成了官员的临时住所，可见住房紧张程度。

从苏颂到苏轼，从开封到临安，宋代官员的“房奴”困境，折射出宋代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与土地资源的紧张。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住房问题自古就是重要的民生议题。如何在城市发展中保障居民住房需求，是任何时代都需要面对的课题。

今天，当我们回顾宋代官员的租房经历时，不仅能感受到历史的轮回，更能从中汲取智慧。无论是苏颂的务实，还是苏轼的豁达，都为我们提供了面对生活困境时的参照。这段历史提醒我们，安居才能乐业，这个道理古今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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