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是世界上实现“精神突破”的第一个哲学民族

精神的突破（一）

枕戈

《易传•彖传》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大哉乾元”是《易经》作者对“太阳崇拜”的哲学化表达，同样追求的是“宇宙论秩序”。上文兼用哲学抽象语言和文学具象语言，表现了太阳刚健不已的运动，给世界带来勃勃生机，为宇宙带来天道秩序，让万物各正性命。

而在高庙白陶上，华夏先祖用各种图像符号，同样表达了太阳照耀下宇宙万物的无限生机。高庙人用图像符号描述的，与《易经》用文字符号描述的世界即“宇宙论秩序”，从根本上是一致的。从高庙白陶符号到《易经》，体现了华夏从图像文明到文字文明的精神突破。

希腊哲人认为，“对惊奇的经验是哲学家的标志”。每个人的生存都能被惊奇所搅扰，但是有的人会用神话来表达他们的惊奇，有的人则用哲学来表达。无疑，太阳健动不已，照亮世界，无疑带给人类最初也最震撼的“惊奇”。在古代世界，几乎每个民族都对太阳展开了美好丰富的想象，产生了“太阳崇拜”。

关于太阳的神话想象，古埃及表现得尤为突出：太阳对整个国家和每个埃及人，都是至关重要的神，这个神可以是太阳模样的简单圆盘，可以是长着双翅的太阳形象，可以是乘坐圣船的人性神，甚或一只蜣螂。前两种形象比较直观地传达了太阳的意象，第三种则把太阳拟人化，而在第四种表现形式中，蜣螂作为繁殖的象征物，暗示太阳循环往复的特征在完成返老还童的神明历程。

华夏族乃是典型的太阳崇拜的民族。华夏两大始祖，伏羲也称太皞氏或太昊氏，即有太阳之“化身”的意思；神农氏，因南方火盛即太阳盛大之故，而以火德王天下，故称“炎帝”，别号“赤帝”。高庙白陶艺术是华夏太阳崇拜的见证，是对伏羲太皞氏至神农氏时期华夏文明的图像记录。白陶艺术中的太阳神，或长有獠牙，或乘着凤鸟，体现了华夏古人丰富的想象力，但相比埃及人太阳神诡异的神话想象，却显得节制而优雅多了。

古埃及和古华夏虽然同出一源，皆是宇宙论王国；但相隔万里，终究表现出巨大的文明差异。古埃及既是一个金字塔的秩序王国，也是一个怪力乱神的神话国度。而古华夏却很早就告别神话世界，迈入了哲学的理性王国。

“易”者，变化也，包含了时间的变化和空间的变化。“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华夏古人惊奇于太阳运动给世界带来生机和变化，故惊呼“大哉乾元”；惊奇于大地“坤厚载物”，承载了各种生命的生长繁荣，故惊呼“至哉坤元”。“乾父坤母”，这是古人对天地之秉性的哲学表达，并注入了人格化的情感。人居于天地之间而无不受天地之惠赐，故称太阳为父，称大地为母，以顿首感恩也。

“易与天地准”。华夏族通过观察天象，觉察到“易”之空间变化，故用卦记录太阳运动即天地位置变化所呈现的象。所谓八卦预测，并非一种毫无根据盲目占卜的猜想，而是依据太阳运动，观象、法象而立象，知事物之盛衰变化，见未来之趋势走向，从而推断天对人与人事的影响，以期趋吉避凶，唯变所适。《周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又言“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所谓乾坤巽震坎离艮兑之八卦，乃是八种太阳运动呈现出来的典型的象。由八卦以至六十四卦。而在长期观察天象的过程中，华夏先哲发现了周期性的宇宙循环规律，是谓天道大法，也即宇宙论秩序。

华夏族通过观察天象，觉察到“易”之时间变化，发明了记录时间的各种符号，进一步制作历法，成为典型的历法民族，也成为世界最早的历史民族。中国的时间符号有10天干，12地支，60甲子。10天干与10进制起源相关，12地支表示一年有12月，一天有12时辰。60甲子则表达了一种独特的宇宙循环观念，有着深厚的天文学渊源。10天干12地支和数学起源有关，而干支纪年法使历史记录有法可依。只有中国古史结合了干支纪年和帝王年号纪年，成为世界各国校正古代历史的依据。历法实乃华夏第一伟大发明。

伏羲氏，是世界上第一个观察太阳而创造文明的圣人。伏羲一画开天，悟阴阳之理。《帝王世纪》曰：“太皞帝庖牺氏，位在东方，主春，象日之明。”伏羲本身有太阳“化身”之意，开启了中国的阴阳易理之学，甚至西方人也称伏羲为全人类的“哲学之父和创始人”。

华夏精神突破的进程，首先表现为把太阳神崇拜转变为去神化的太阳崇拜，谓之曰“大哉乾元”。同时乾坤并建，以乾父指代天，以坤母指代地，形成乾父坤母的宇宙观。在《周易》中，乾坤不是普通的二卦，而是六十四卦之根本。《易维•乾凿度》谓乾坤乃“阴阳之根本，万物之祖宗”。《周易•系辞》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从乾坤出发，再抽象出更为普遍的阴阳原理，成为中国哲学的独特道路。自从发明了阴阳符号，中国哲学几乎可以称之为阴阳易理之学。

正是因“阴阳”具有哲学抽象的普遍有效性，中国百家皆从“阴阳”展开思想论述。《道德经》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神农本草经》曰：“药有阴阳配合。”《庄子•天下篇》云：“易以道阴阳。”《易经》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华夏先哲之所以用绝对的口吻，以“阴阳”来指称万物或“道”，乃是因为阴阳本质上包含了物质与能量的关系，或可理解为自然科学中“物质与能量关系”的等价物。“阴阳”虽因向阳背阳而起，但有更普遍性的内涵：阳可理解为能量，其性主动主发散；阴可理解为物质，其性主静主凝聚。在古人视野中，太阳是宇宙最大一团能量即“阳”，地球是宇宙最大一块物质即“阴”，阴阳作为两仪，构成了太极运动。阴阳太极运动，符合自然科学中太阳和地球以引力和能量相吸引而构成天体运动的原理。此“天道”所成也。

根据天人同构原理，人也由阴阳构成。《黄帝内经》曰：“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生有形，不离阴阳，天地合气，别为九野，分为四时。”人体生命的本质是阴阳运动。人之阳气主要来源于太阳，人之肉身依靠大地物质的供养。人之死亡也是阳气衰微而肉身解体的过程。大地上的草木芳华，无不是沐浴阳气和吸收土气后阴阳融合的结果。

作为“群经之首”“万经之王”，《易经》首辟乾坤阴阳之易理。但把阴阳思想发扬光大且深入实践运用的，当是被称为“医家之宗”的《黄帝内经》。而我以为，《黄帝内经》是中国阐明自然科学原理的原典，在世界科学史自有其不同凡响的地位。《黄帝内经》第五篇之《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也，变化之父母也，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阴阳”的地位至高无上，天地之道、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无不由阴阳所掌握。无阴阳则无“道”，无阴阳则无我们所见到所生存的“世界”。《黄帝内经》皇皇十五万余言，阴阳思想贯彻到底。

《黄帝内经》强调“阴阳者，神明之府”，意谓人的精神活动与阴阳息息相关。“神明之府”，乃是人体内部阴阳平衡、精神魂魄得以安养的场所。阴阳既体现为自然万物的运动变化，人的精神意志也依托于阴阳而存在并显现，阴阳不和则精神不振，而“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普遍的阴阳原理之所以成立，一方面表现为自然世界能量与物质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表现为人类世界精神与物质的互动关系。精神为阳，物质为阴。精神本质上亦是一种“能量”。阳气旺盛则精神强大，阳气衰竭则精神灭亡。

阴阳是一种辩证关系。阳依存于阴，阴依存于阳，是为互根。王冰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阳气根于阴，阴气根于阳；无阴则阳无以生，无阳则阴无以化；全阴则阳气不极，全阳则阴气不穷。”古人强调“孤阴不生，独阳不长”“阴阳离绝，精气乃绝”，阴阳是一种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这种原理不但在自然物理世界中普遍存在，在人类社会中也普遍存在。人体阴阳不平衡则病；人类竞逐物欲丧失精神必亡。人类历史呈现周期性的阴阳律动、盛衰变化，所谓阳极生阴、阴极生阳。

世界哲学有唯心哲学（精神哲学）与唯物哲学之分，唯心哲学强调了心即意志或精神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能驱动物质，故有心力；唯物哲学强调了物质和能量的客观性，可以量化即数学化，故有科学。但是，过于强调唯物，或过于强调唯心（精神性），都有失阴阳辩证的精神。精神能驱动物质，物质能滋养精神，阴阳互动互助互养，人类社会方可长盛不衰。

阴阳易理如此重要，面对西来佛学的挑战，新儒家高举的还是“阴阳易理”的哲学旗帜。道南正脉周敦颐以一篇《太极图说》开创了理学，影响华夏千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太极图说》几乎是复述了《易经》以来的“阴阳五行”说，却成了开创宋明理学的宣言。阴阳易理实乃中国哲学之根本。

理学家朱熹亦言：“天地间只有一个阴阳。”“阴阳虽是两个字，然却只是一气之消息。”就好比我们今人言，宇宙中只有物质和能量。甚至有人言，世界本没有物质，有的只是能量的各种叠加态，与朱熹所言“一气之消息”相似。气可理解为物质精微，也可理解为能量，所谓“气帅血行”“气行则血行”，这里的气血亦是能量和物质的关系。“阴阳做一个看亦得，做两个看亦得。做两个看是‘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做一个看只是一个消长。”阴阳不可分，太阳和地球看似两个物体，却是不可分的两仪——如果可分，则不构成太阳系之整体。阴阳是事物的一体两面，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即物质中包含能量，能量离不开物质载体，老子所言“万物负阴而抱阳”是也。光具有波粒二象性，既具有能量性（波动性），也具有物质性（粒子性），也是此理。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更是指出：质量（物质）与能量是等价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少量的质量（物质）能够转换为巨大的能量。朱熹“阴阳只是一气之消息”讲的也是此理，物质和能量可以相互转化，为“气”的不同形态：气之阴之聚集为物质，气之阳之发散为能量。

因有亡国之痛，天地大儒王船山痛恨士人的空谈心性，反对心学的“唯心”倾向，而主张阴阳辩证、乾坤并建：“乾者阳气之舒，天之所以运行。坤者阴气之凝，地之所以翕受。天地，一诚无望之至德，生化之主宰也。”“《乾》极乎阳、《坤》极乎阴，《乾》《坤》并建，而阴阳之极皆显；四象八卦、三十六象六十四卦摩荡于中，无所不极，故谓之太极。阴阳之外无理数，《乾》《坤》之外无太极，健顺之外无德业。”船山续接了上古圣人的乾坤阴阳之易理，揭示阴阳二气的聚散构成了万物变化。强调“道在物中”“道在器中”“理在气中”，而并无凌驾于“气”（阴阳）之上的“理”、脱离于“器”的“道”。船山哲学为经世致用的湖湘学构筑了厚实的地基，影响了湖南人曾左毛刘革新中国开拓工业的道路。中国能在短短一百年间成为世界超级工业大国，逆转东西形势，岂非湘人首创之功？而这，可以追根溯源到船山哲学。船山学说影响中国四百年，实乃中国革命和革新的精神动力源。

青年毛泽东在《心之力》中曰：“天之力莫大于日，地之力莫大于电，人之力莫大于心。阳气发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改朝换代，为民谋福，惩治贪墨汉奸，又有何难！苟其公忠体国，百折不回，虽布衣下士，未始无转移世运之能也。有志之士可不勉哉！人生于天地之间，形而下者曰血肉之躯，形而上者曰真心实性。血肉者物质之所成，心性者先天地之所生。故而有唯物唯心之论说。人活于世间，血肉乃器具，心性为主使，神志为天道。血肉现生灭之相，心性存不变之质，一切有灵生命皆与此理不悖。盖古今所有文明之真相，皆发于心性而成于物质。德政、文学、艺术、器物乃至个人所作所为均为愿、欲、情等驱使所生。”毛泽东在一片乱世衰世中，尤为强调“心之力”即阳气振奋的作用，乃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为振聋发聩之声，《心之力》实为青年毛泽东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心迹呈露。而从哲学上看，仍不失阴阳辩证的精神。“心之力”的作用乃是改变现实物质世界，再造繁荣富强之华夏中国。

“易”有三易，即不易、变易、简易。“变易”乃是万事万物处于永恒的变化中。“不易”是“万变不离其宗”，一切变化都包含了阴阳原理，是物质和能量的互动作用。“简易”是用最简便的语言阐明最复杂的道理，“阴阳”即是最方便的语言。华夏科技史为制器的历史，阴阳原理一以贯之。华夏最早制陶，“火烧土”而成陶；华夏以冶铜闻名，“火克金”而成铜。火为阳，土金为阴，阴阳化合，能量对物质施加作用而产生新的器物。之所以最早的陶器工业革命、青铜工业革命都发生在中国，皆因中国人首先掌握了阴阳原理。宋明火药的制作，古人解释其原理为“阳克阴”，今人不解其意——其实乃是正解，“阳克阴”讲的是阳性物质释放能量推动阴性物体的运动。《黄帝内经》曰：“阳化气，阴成形。”水火既济、阴阳互变是蒸汽机的科学原理。《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一书认为：“早在蒸汽机出现之前，中国就发明了蒸汽机的基本装置。”其实早在两千年前，华夏古人就已知晓蒸汽机的科学原理。蒸汽机的动力原理和人体生命的运动原理从根本上是相通的，那就是“阳化气，阴成形”的阴阳互变原理。

现代科技社会光怪陆离，各种发明层出不穷，看上去无比复杂，但万变不离其宗，一切新发明的器物都包含了阴阳原理。汽车、飞机、火箭等，无不是阳（能量）驱动阴（物质）的结果。只是物质在微观层面愈来愈细分，能量升级愈来愈强大。机器中被装入芯片，注入了人心机巧，人工智能开始操控我们的世界。机器的芯片、物质、能量，好比人的心、阴、阳——阳统阴，而心统阴阳。

沃格林在其《天下时代——秩序与历史》中认为：“其一方面，关于中国哲学史和科学史的著作卷帙浩繁；另一方面，不止一个够资格的权威向我们保证，中国既未发展出哲学（只有某种智慧），也未发展出逻辑学和数学，因而没有发展出科学。”沃格林此言谬矣。如果中国没有普遍性的哲学，没有发展出逻辑学和数学等，何以在世界上最先制陶、冶铜、冶铁、造炮、造巨舰并率先环球大航海？一直到明朝，中国的各项技术还领先于世界。是中国的火药大炮炸翻了西方的骑士和城堡，埋葬了西方封建社会，让人类从冷兵器时代走进近代热兵器时代，西方人才有了攻城略地征服全球的利器，称霸世界近200年。

中国哲学的核心是阴阳原理，且此阴阳原理贯彻于制陶、冶铜和发明火药大炮等的制器史中。这是我反复特别强调的，此乃“重写世界史”之关键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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