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黄米蔡的“蔡”是谁？

▌蔡辉

（北宋）《蔡襄自书诗卷》

“吴学究道：‘吴用已思量心里了。如今天下盛行四家字体，是苏东坡、黄鲁直（庭坚）、米元章（米芾）、蔡京四家字体。苏、黄、米、蔡，宋朝四绝。’”

这是《水浒传》中的一段话，可见“苏黄米蔡”一说在元末明初时已有，但称“蔡”是蔡京，而非蔡襄，却是一个争论了数百年的话题，以明代最盛。

明代书法家孙鑛（通矿）称：“宋四大家其蔡是蔡京，今易以君谟（蔡襄，字君谟），则前后辈倒置。”

明代著名收藏家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亦称：“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蔡）者谓京也，后世恶其为人，乃斥去之，而进君谟书焉。君谟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米芾）后，其为（蔡）京无疑矣。京笔法姿媚，非君谟可比也。”

“挺蔡京派”认为蔡京的书法水平远高于蔡襄，只因蔡京是奸臣，才使名额被忠臣蔡襄占据。明清两代，认可蔡襄书艺者甚少，认为他在“宋四家”中水平只够垫底。可事实真的如此吗？苏轼曾说：“独蔡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而宋代赞蔡京书法者，寥寥无几。

故宫现藏《蔡襄自书诗卷》，是张伯驹先生当年捐赠的，列入《第二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证明蔡襄乃书界绝顶高手，“宋四家”中的“蔡”应是蔡襄。

后人为何很少讨论蔡襄？为什么至今仍有人认为“京”胜于“襄”？本文主要依据学者郑付忠的《宋“四家”与“宋四家”考》，试予钩沉。

闹出北宋朋党首案

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蔡襄生于仙游（今属福建莆田），父早逝，母为惠安名士卢仁之女。卢仁屡次科举“不得志于有司”，故“课子孙不令稍懈”。蔡襄18岁中进士，与24岁的欧阳修同科，座师是名臣晏殊。

蔡襄任官后，“直声震天下”。据学者祁深云在《欧阳修与蔡襄关系考论》一文中考证，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蔡襄被卷入“景祐党争”，始于宰相吕夷简与开封知府范仲淹因私怨冲突，范被贬官，他的好友尹洙，乃至尹洙的好友余靖、欧阳修、蔡襄等上奏章替范说情，却都被贬官。

欧阳修让谏官高若讷一起上书，被拒，写信怒斥：“足下犹有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蔡襄遂写《四贤一不肖》诗，称“人谓高君如挞市（当街鞭打，古代刑罚），出见缙绅无面皮”，传为笑谈。“景祐党争”是北宋首次党争，时人田况称：“人到于今讽诵且笑之，然朋党之说兆兹矣。”

当时北宋出现了诸多问题，欧阳修、蔡襄等试图推进新政，但意气用事，动辄用“君子与小人”下判断，高若讷不顺从欧、蔡，便被算成小人。

祁深云称，范仲淹被贬出京城前，摆十几次酒宴告别旧友，欧、蔡同时出席达6次。此后4年，他们各在被贬处，无法相见。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被调回京，“仍修《崇文总目》”，3个月后，蔡襄也被召回，任馆阁校勘。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富弼等开启“庆历新政”，欧阳修、蔡襄、余靖、王素同司谏职，即“四谏”，号为“一棚鹘”。

宋仁宗想象力太强大

说真话是好事，但欧、蔡等行事过激，先后弹劾吕夷简、夏竦、王举正、陈执中、丁度、李淑、苏绅、张尧佐、李昭亮、郭承祐、韩纲等官员，常言过其实。蔡襄给吕夷简论了“七罪”，称他不忠不才；欧阳修也说：“以夷简为陛下宰相，而致四裔外侵，百姓内困，贤愚失序，纲纪大堕，二十四年间坏了天下。”吕夷简被罢后，欧、蔡公然写诗庆祝。

弹劾得兴起，欧、蔡把晏殊也给弹劾了，而晏殊任相，本是欧、蔡推荐的。据学者祁深云钩沉，到后来，连范仲淹都觉过分，欧、蔡上书要求罢免王举正，让范仲淹顶替，范拒绝，并反问道：“执政可由谏官而得乎？”

据史书载，“（范）仲淹等皆（欧阳）修素所厚善，（欧阳）修言事一意径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顾避。（夏）竦因与其党造为党论，目（杜）衍、（范）仲淹及（欧阳）修为党人。修乃作《朋党论》”以辩之。

可在《朋党论》中，欧阳修竟为朋党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称“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认为皇帝不应操心朋党，只要分清君子和小人即可。

宋仁宗大怒，下诏定调“君子无党”，提醒欧阳修等正“假我王爵，市为私恩”。宋仁宗平生仅3子，均早夭，时已继位17年，对“立嗣”极敏感，竟“脑补”出范仲淹、富弼想废掉自己，“密请建立皇太弟侄”，甚至怀疑富弼私下勾结契丹人，准备内应。

庆历四年（1044年）八月，欧阳修被外派出京，蔡襄上书求挽留，皇帝不许，因背后有“厌苦言者”（即晏殊）操作。2个月后，蔡襄罢知谏院，被贬出京城。

被忘记的科技达人

在基层，蔡襄政绩赫赫，他推动教育，移风易俗，造福百姓。据学者黄洁琼在《蔡襄历史地位综论》中钩沉，蔡襄在福建时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减少赋税，“奏减闽人五代时丁口税之半”，在“福州-泉州-漳州大道”植松七百里，后人赞：“夹道松，夹道松，问谁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摇清风！”

时福州人信巫，“医家依巫索引，而过医门十才二三，故医之传益少”，蔡襄积极干预，“至于巫觋主病蛊毒杀人之类，皆痛断绝之，然后择民之聪明者，教以医药，使治疾病”，组医家从《太平圣惠方》中摘编成方，“酌其便于民用者，得方六千九十六”。

学者金秋鹏在《蔡襄及其科学贡献》中钩沉，蔡襄是科技达人，主持修建了泉州万安桥，是我国最早的大型石梁桥。

宋人方勺在《泊宅编》中说：“泉州东二十里有万安渡，水阔五里，上流接大溪，外即海也。每风潮交作，辄数日不可渡。”曾建浮桥，很快被冲垮。“会蔡襄守郡，慨然成之”，蔡襄首创筏形基础，发展尖劈形石桥墩，发明以繁殖牡蛎胶固桥基和桥墩法……彻底结束“万安渡头行人悲”的历史。

蔡襄写过《荔枝谱》《茶录》等科学著作，研发出“小龙团”茶。

治平三年（1066年），蔡襄的母亲病逝于杭州，蔡襄扶柩南归，翌年去世，仅55岁。欧阳修喜蔡襄书法，作文常请其誊录，蔡襄最后的书法作品即欧阳修的《牡丹记》。

在悼文中，欧阳修写道：“（欧阳）修不得躬一觞之奠，写长恸之哀。此其为恨，又何涯哉？”感人至深。

欧阳修是最早忠粉

“自苏子美（即苏舜钦）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年君谟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欧阳修是蔡襄书法最早忠粉，称其“独步当世”，似有过誉。黄庭坚说：“君谟书如蔡琰（即蔡文姬）《胡笳十八拍》，虽清壮顿挫，时有闺房态处。”“作大字甚病。”

蔡襄的字结体严谨，有唐人气度，纠正了宋书“不尚法度”的偏颇，故“仁宗尤爱之”，诗人梅尧臣称“太守姓出东汉恩，名齐晋魏王与钟”，认为与王羲之、钟繇比肩，连宋高宗赵构也称蔡襄书法是“本朝诸臣之冠”。然而，蔡书确有拘谨、装饰过度、出笔太慢之病，不合宋书“尚意”的风格。

欧阳修赞蔡书，因他喜复古、崇正法，且赏识蔡襄人格和能力。蔡襄多才，诗文“清遒粹美”，擅实务，“谈笑剖决，颇好发隐，吏不能欺”。苏轼是欧阳修的弟子，自然不能违师训，他明知“近岁论君谟书者，颇有异论”。但他认为蔡襄的字有骨力，所谓“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认为远超自己的“骨撑肉，肉没骨”。

蔡襄有两短板：一是存世作品少，他不喜写字，甚至皇帝让他代笔，他亦婉拒。其次，在苏黄米蔡中，“苏黄米”风格近似，“蔡”则迥异，令人感觉不像宋书。所以南宋“有赝米无赝蔡”。

理学家朱熹也是蔡书的忠粉，他表示：“字被苏黄胡乱写坏了。近见蔡君谟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朱熹在福建生活多年，了解且赞赏蔡襄，此外朱熹的个性也偏向蔡襄的端谨之风。在朱熹推动下，蔡襄的书坛地位被确认。

蔡京的后代归蔡襄

出乎意料的是，许多明代书家不喜蔡襄。明代万历进士安世凤在《墨林快事》中说：“蔡卞（蔡京的胞弟）胜于蔡京，蔡京又胜于蔡襄，今知有蔡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若此。”

蔡襄与蔡京都是福建仙游人，据学者林毓莎钩沉，二人应是堂兄弟。《宋史》称，蔡京与蔡襄同郡，为攀附，自称是蔡襄的族弟，后来当了大官。而蔡襄的亲孙子蔡佃科举成绩优秀，本应是状元，考虑到他与高官蔡京沾亲，为了避嫌，降为第二……蔡佃“终身恨之”。

不过，据蔡京的儿子蔡絛《铁围山丛谈》记：“鲁公（蔡京）始同文正公（蔡卞）授笔法于伯父君谟。”蔡京与蔡襄还真有血缘联系，蔡絛称蔡襄为伯父，则蔡京应是蔡襄堂弟。

清代李光地在《榕村语录》中记：“敝乡蔡京子孙，都认作忠惠公（蔡襄）子孙。”蔡京名声臭，后代都自称是蔡襄子孙。

学者蔡显良认为，明人不喜蔡襄，因“明初实行高压专制统治，文字狱空前残酷，文学艺术被用来作为歌功颂德的工具”，在书法上反对宋人“尚意”，“朝着少意味、重功力的方向发展”。

朱元璋的孙子朱有燉辑《东书堂集古法帖》，将“宋四家”的作品均排斥在外，宣称：“予平生不乐宋人书。”“蔡襄、米芾诸人虽号为能书，其实魏晋之法荡然不存矣。”

蔡襄的书法严谨，却意外“躺枪”，明初人极少学习它。

明中期后，书家又开始向追寻个性、自由发挥的方向发展，严谨的蔡书又被误解为呆板，苏黄米蔡成定论，即使是“蔡”，时人也想转给相对活泼、风格化的蔡京。

看似容易却难学

蔡京书法真的更好吗？在《宣和书谱》前，从无人赞蔡京的字。

编纂《宣和书谱》时，蔡京正在权力巅峰，书法被赞为“大字冠绝古今，鲜有俦匹”，朝中皆练“蔡京体”，蔡京写的“勑”字被称为“蔡家勑”。不是蔡京的字有多好，而是权力扭曲了常识。

南渡后，宋廷掀起“崇苏热”，宋高宗、孝宗皆崇苏轼，蔡京书法很快被遗忘。学者朱国平认为，蔡京用笔尖挑，线质单薄，呈轻浮之态。有的帖酣畅痛快，但笔致犹豫不决，少变化。

蔡京走米芾的路子，米芾曾说“蔡京不得笔”，只算米芾的低配版，显然不配列入“宋四家”。

至于苏黄米蔡的排名，如此排列只是为了合平仄，无深意。又称“蔡苏黄米”，是根据年龄排。另有苏米蔡黄、苏黄米薛（薛绍彭）、苏黄薛米等多种说法，并不是兵器谱排名，而是随口一说，不代表谁强谁弱。

蔡襄不擅大字，但小字极佳。赵明诚在《金石录》中说：“蔡君谟书，愈小愈妙，要之论书于宋三百年中，定当为端明学士（即蔡襄）首屈一指也。”岳珂（岳飞的孙子）称：“公书在承平盛世时，已售钱二十五万。”

张伯驹认为：“蔡书最平易，看似易学而最难学。”他自幼习书，始终不满意，收藏《蔡襄自书诗帖》后反复揣摩，恍然大悟：“观此册始知忠惠（蔡襄的谥号为忠惠）为师右军（王羲之）而化之，余乃师古而不化者也。”张伯驹遂创出鸟羽体。

1956年，张伯驹将《蔡襄自书诗卷》等8件国宝捐给故宫，有缘见者，自知蔡襄的书法远胜蔡京。他入“宋四家”，绝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