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撷英|第九期：叶适与《春秋》：一位南宋学者的历史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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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适与《春秋》：一位南宋学者的历史沉思

叶适，字正则，号水心居士，南宋浙东学派的扛鼎之人，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他的一生，著述颇丰，《水心文集》《水心别集》之外，尤以《习学记言序目》最为深厚——那是他被罢官归乡后潜心治学的结晶。

浙东之学，向来重史。永嘉学派相信，治乱兴衰之间，藏着国家命运的密码，叶适更是孜孜钻研其中。我们今天要谈的，正是叶适晚年写成的《习学记言序目》——一部汇聚了他对经史百家评论的笔记著作。书中不仅有经史子集的评论，更蕴藏着他一生治史的心血。《习学记言序目》全书五十卷，评论诸史的内容就达廿五卷之多，总览从《史记》讫《新五代史》等十六部正史，综论《春秋》《左传》《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他较早地提出了“五经皆史”的观点，比起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的“六经皆史”重要命题早了六百多年。在他看来，《诗》《书》《礼》《易》《春秋》，无一不是历史的某种写法，只是体裁与义理各有偏重。而《春秋》与《左传》，则是其特别用心之处。书中人物如何书写、事件怎样记载，背后都是学问，也都是态度。透过这本书，我们能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叶适：不只是哲学家、政治家，更是一位有血有肉、有温度的历史评论者。

01

笔下有乾坤：“书法”中寓微言大义

《春秋》之所以如此难读，不单是古老，更因为它用一套特殊的“书法”说话——什么是直书、什么是曲笔、何处该显、何处该隐，都有一套看不见的规矩，其功用正如刘知几评价道：“其文谠而切，其文简而要，足以惩恶劝善，观风察俗者矣。”梁启超亦言:“书法者，本《春秋》之义，所以明正邪，别善恶，操斧钺权，褒贬百代者也。”而叶适的史论注重对《春秋》“书法”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之上阐明义理。他理解《春秋》并非汲汲于小处，而是从大处着眼，强调《春秋》“书法”的区分与作用。

叶适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他把“书法”的发展分为三层：古书法、孔子书法、“曲笔”书法。在他看来，史家执笔，不是随意书写，而是在延续一种“史法”。但比写法更重要的，是背后的“道义”。他有一段话说的很透：“学者所患，因书而为道，书异而道异……以道为书，书异而道同。”意思是：如果只执着于笔法本身，反而会偏离大道；唯有以道驭笔，不管怎么写，义理都不会走样。可惜当时学风，多是“因书而为道”，本末倒置。

在中国史学史上，“书法”运用的历史十分悠久，可谓是与古史书写的出现相伴而生，且往往与是非善恶相关。关于这一点，叶适早有总结：“今以《春秋》未作以前诸书考详，乃有不然者。古者载事之史，皆名《春秋》，载事必有书法，有书法必有是非。以功罪为赏爵者，人主也；以善恶为是非者，史官也。二者未尝不并行，其来久矣。”他详考诸书，指出古代（指孔子以前）载事的史书都命为《春秋》。从目前的史料来看，至少在东周时期，“春秋”就已泛化成为史书的代名词。如墨子说：“吾见百国《春秋》”；《国语•晋语七》中晋悼公问司马侯孰能辅佐太子彪，其对曰：“羊舌肸习于《春秋》”；《国语•楚语上》申叔时谈及王室公子教育时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以戒劝其心”。史笔之重，自古而然。叶适说古书法到了孔子手中，就有了新生命。他“修而正之”，不只是记录，更是“示法戒，垂统纪，存旧章，录世变”。叶适特别指出，孔子把古史法的“惩恶”发展为“惩恶而劝善”，史笔之中，多了教化的温度。对于孔子编修《春秋》的书法，叶适认为孔子不仅继承古书法，还创造性地运用其他方法，而其中最耐人寻味的，是“曲笔”，即“春秋笔法”。最经典的例子，便是“赵盾弑其君”。《春秋·宣公二年》记载：

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

（左传读敘录不分卷）

（金罍子44卷 上篇卷三）

（春秋经传集解30卷 卷十宣上）

但《左传》把事情说全了：杀君的是赵穿，不是赵盾。但史官董狐却直书“赵盾弑其君”，因为赵盾身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也就是说他犯了好比当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玩忽职守而造成的渎职罪，所以要为国君被弑负主要责任，且责任难逃。孔子不仅认同，还赞董狐为“古之良史”。

叶适对此事的态度，颇有张力。看法如下：

赵盾弑君事，余既于经发之。按盾在晋本末可考，《左氏》具载，董狐以故立法责之，使受弑君之恶，不特其事无疑，而其理亦易见也。后世乃以盾为真弑君者，非惟不信传，又并盾本末皆不信矣。如此，则是古书无复可信，学者将何所执守？

昔赵盾奔逃，赵穿作难，盾未出山而复，后世有以盾为弑君，不复信三传者。审尔，则灵公拒谏及杀盾事亦不当信也。不信未足深计，然于爱国保民之意轻，极害义理。

一方面，他担心这种笔法会让后人误以为赵盾真杀了君，损害历史的真实性；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赵盾的确应负主责，这种书写有警示意义——“爱国保民之意轻，极害义理”。换句话说，当事实与义理冲突，叶适选择义理优先。这也反映出他在“曲笔”问题上的矛盾：既警惕其蔽，又认同其理。这也是叶适关于书法问题认识的一个局限所在。

叶适还对《春秋》中常见的“书”“不书”“故书”等笔法提出质疑。他认为这些大多不是孔子本意，而是沿袭旧史的体例。只有少数地方，如书写齐豹“盗”以及“三叛人名”（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之事，才是孔子真笔，其余所谓“春秋笔法”，多是后人阿谀附会。这一点，他深受老师陈傅良之影响。陈氏反对用固定“凡例”解读《春秋》，主张回到历史现场，依“世变”理解经义。叶适接过了这一脉，继续在实学中追寻义理。因此，我们能了解到永嘉之学在史学理论方面的独到见解及薪火相传。

02

Autumn

事中有大义：推重《左传》的实学精神

叶适之所以推崇《左传》，正因为它“以实事明大义”。叶适不喜欢空谈。他对当时流行的公羊、穀梁两派解释《春秋》的方式很不以为然，认为他们太过注重“微言大义”，反而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语境。他更推崇《左传》，就是因为《左传》讲故事、记实事，让人能看到历史原本的肌理。他甚至把《左传》抬到与五经并列的高度，他在评论《子华子》时言：“以《诗》《书》《易》《春秋》《周官》《左氏》为正文，推见孔氏之学。”又说学者应借《左传》等书，“知古人统纪源流”。在他眼中，《左传》不只是传经之书，本身就是史家之源，可供后世学者作龟鉴。

他特别欣赏《左传》的叙述方式——“取义广，叙事实，兼新旧，通简策”。书中既有孔子的新笔，也有旧史的实录，既有史官直言，也有公论共识。后人总喜欢把“褒贬予夺”全归孔子，叶适却不以为然。他直言：“《左氏》未出之前，学者惟公穀之听，《春秋》盖芜塞矣……既有《左氏》，始有本末。”没有《左传》，《春秋》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事不成串、义无所归。而《左传》以事系年、本末贯通，才真正让大义落地。

叶适还列举“周郑交质”为例。周平王与郑庄公互换人质，看似守信，实则君臣失序、礼崩乐坏。《左传》借“涧谿行潦之毛”这类微物，点出“信不由中，质无益也”的道理。叶适叹道：“平王之德如此，宜周不复振也。”——事实之中，义理自明。这种以实见理的态度，正是浙东学派的正脉。他们不信虚言，只认实事；不说空话，只讲有用。叶适说：“史家立义，必守向上关捩，庶几有补于世论。”历史若不能关照现实，又有何用？

叶适基于“实事”阐述，以为《左传》与《公羊》《榖梁》专意释经的浮妄之说不同。《左传》尤以实事分高下，其可贵之处在于“足以质传闻之谬，订转易之讹，循本以知末，因事以明意而已”，说明了叶适反对空谈义理，注重实际、实事的历史观。最后，叶适阐明他为《左传》正名的原因：

孔子不作经，而左氏不为传，则《春秋》将焉用之？是何言也。自有文字以来，凡不经孔氏者，皆息灭矣。虽尧舜犹赖之，而况衰周之翦焉？今将家至而日见之也，岂非孔氏之力欤？若夫托孔孟以驾浮说，倚圣经以售私义，穷思极虑而无当于道，使孔氏之所以教者犹郁而未伸，则余所甚惧也，故于其终复具论之。

由是观之，叶适认为孔子的功绩在于保存古书。后世依托于孔孟之言而浮说，夹带主观臆想，未能秉持道义原则来阐扬《春秋》大义，他为此十分忧惧。

叶适说，没有《左传》，《春秋》就如同是一具干瘪的骨架；有了《左传》，历史才变得有血有肉。叶适认为，真正的“义理”，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从实实在在的历史事件中自然流露出来的。这种立场，也呼应了他所在的永嘉学派一贯的主张：学问要致用，历史要能关照现实。

03

Autumn

胸中通古今：从“世变”中见经世之心

叶适不是书斋里的学者。他读史，从不脱离时代。叶适生在南宋绍兴年间，亲历宋室南渡、偏安一隅。年轻时就立志北伐，五十多岁时更是亲上战场，任沿江制置使，指挥抗金。

（开禧北伐宋、金两军进军线路示意图）

在《习学记言序目》中，叶适常借春秋往事，抒今日之怀。他在书中时常回忆起曾经那段抗金的时光：

顷岁余守金陵，与敌沿江上下，谋劫其师以挠之，宣司以为疑。滕晟云有子尚劫寨，何况他人？余叹曰：“如此读书，不枉。有子传孔子之道，如此鄙暴事亦为之。”

此时叶适已被免官赋闲在家，但他时常想起当年抗金的峥嵘岁月，不得不让他在评论经史之余回想起当时的战斗情形，感叹滕晟云之子不枉读书，传习孔子之道。叶适当年用劫砦（寨）来抗击侵略南宋的金兵，以暴事来纾国难，体现的是儒家颂扬的“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家国信仰。这正是古人信奉的大义所在，譬如冉有执长矛攻打侵入鲁国的齐军，以武力替国家“急病先难”。这是对儒生素来被视为文弱厌武，此类根深蒂固观念的有力反击，故“左氏特表出，盖有意也”。而这样的经历，使他对“尊王攘夷”更有着切肤之感。

他从陈傅良那里继承了“世变”观，把整个春秋时期分为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五个时段，细细梳理其中变迁。他认为齐桓、晋文之所以能成霸主，不只是武力，更是因为他们扛起了“尊王攘夷”的大旗。他特别赞美齐桓公伐山戎、救邢卫、筑楚丘之事，说这些都是“美事”，是《春秋》之“桢干”。而“攘夷”的背后，是“天下有道”的理想——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臣有序，夷夏有防。

他从历史中寻找的，不是冰冷的教条，而是可以映照当下的镜子。他也批评晋国君主一味讲“修德”、却不敢抗敌的行为，妄图通过让敌国凭借自食其果的方式衰弱的想法无异于痴人说梦。在他看来，面对强敌，尤其是异族外敌，必须有谋略、有勇气，也要讲仁义，但决不能放弃抵抗。比如晋国在昭公四年的“申之会”上自退一步，与楚弭兵，叶适就认为这是养虎为患——致使“霸统一散不可复回矣”。在他看来，德政要有实力支撑，否则便是空谈。国家若是有实力，却仍强行宣扬仁义，修饰德行，被伦理道德所掣肘，因而延误时机，那只不过是假仁假义，欺骗世人罢了，表明了叶适本人崇霸的思想。

他对“宋之盟”的批评更是激烈。宋之盟即春秋时晋、楚间的会盟。由于连年战争，各国军队、百姓都已不堪重负，各个主要诸侯国家开始采取和平的外交政策，都希望缔结和平的盟约，想再一次弥兵。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宋国执政向戌应中原各中小国家国君休战之愿，为第二次弥兵积极地进行外交活动,约合晋国正卿赵文子（即著名的赵氏孤儿——赵武）、楚国令尹（职位类似于后世的丞相）子木、鲁国叔孙豹、齐国庆封、陈文子、郑国良霄等十四国代表于宋国西门外结盟，弥兵修和。这场会盟虽以弭兵为名，实则主持者皆为卿大夫，并无国君，隐隐然有卿大夫夺权、君臣倒置之象，且使参会小国“仆仆于晋、楚之间”，“牺牲玉帛，待于二境”，受到晋、楚两大国的严重剥削。叶适说：“人纪坏，道统灭，始于宋之盟。”此后所谓治世，不过徒有虚名。这段话，明显是在影射南宋与金国的和议。叶适因主战被贬，深知妥协换来的和平并不长久。他借古讽今，呼吁朝廷不可自弱、不可忘战。

叶适的思想或多或少会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世事的变迁而产生变化，但他贯彻一生、身体力行的便是抵御外侮，这一点从未改变。叶适的成长环境和仕宦经历决定了他的“尊王攘夷”思想与他人不同，是有切切实实的亲身经历加持的，体现了叶适就经学阐释的主旨——经世致用功能的复归。

叶适的《春秋》学，是实学，也是义理之学；是历史，也是当下。他接续永嘉学派的血脉，把经史与实事相结合，反对空谈性理，强调经世致用。他推崇《左传》，是因为它扎根事实；他重释《春秋》，是为了从中找出救世之道。在他看来，“道”不在高处，就在事中；“义”不悬空中，就在笔端。历史不是古董，而是镜子，照得见古今，也照得见人心。叶适的学问，是扎根于土地、关切于现实的学问。他不尚空谈，重视实证，强调历史应为当下服务。他对《春秋》和《左传》的解读，既有学术的严谨，也有思想的锋芒，更有一个爱国者的温度。

遗憾的是，他的学说并没有被后来的朝廷采纳，程朱理学成为主流，而叶适的声音渐渐被边缘化。但他所代表的浙东学派的学风——重史、重实、重致用——却一直在民间流传，影响深远。我们今天重读叶适，不只是回顾一个学者的思考，更是在寻找一种对待历史的态度：历史不是死去的过往，而是一面活的镜子，可以照见现实，也可以照亮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