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友不可滥，滥则失真，言不可饰，饰则失诚

《资治通鉴》载：“滥友者无援，饰言者无信。”纵观古今人际，交友如择木，可寻良伴，亦能因滥而遇损友；言语如开窗，可显真心，亦能因饰而藏假意。

若将交友当作广结人脉的手段，必失真挚情谊；若将言语视作粉饰自我的工具，终丧他人信任。

战国时期，孟尝君门下食客三千，却不分贤愚一概接纳，其中既有冯谖“焚券市义”的贤才，也有“鸡鸣狗盗”之徒。后来他遭齐王猜忌罢相，虽靠“鸡鸣狗盗”之术脱险，却因门下滥收无德之人，终在齐国权力斗争中失势，晚年郁郁而终。

反观管仲，早年与鲍叔牙相交，二人“谋事相左不怨，贫困相济不厌”，鲍叔牙向齐桓公举荐管仲时，直言“臣所不若夷吾者五”，毫无妒意。正是这份“择善而交”的清醒，让管仲得以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二人“管鲍之交”也成千古美谈。

交友的价值，从来不在数量的多寡，而在质量的优劣。就像栽树造林，择友者选良木而植，终成茂林；滥友者杂莠草而种，终致荒芜。三国时期，刘备与关羽、张飞“桃园结义”，此后虽颠沛流离，三人始终“同心协力，共图大事”，关羽“千里走单骑”寻主，张飞“据水断桥”护主，这份真挚情谊成为刘备创业的根基。

而东汉末年的吕布，先后与丁原、董卓结为“父子”，却皆因私利反目弑主，终因“交友无信”被曹操擒杀，落得“三姓家奴”的骂名。

西汉汲黯为人刚直，见汉武帝滥用民力、穷兵黩武，便直言劝谏：“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即便触怒武帝，也从不粉饰言辞、曲意迎合。后来武帝虽不喜其直言，却坦言“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始终敬重其忠诚。反观西晋王衍，身居高位却“口谈玄虚，不务实事”，每当论及政务，必“言约旨远，饰辞避祸”，永嘉之乱时被俘，为求活命竟劝石勒称帝，终被石勒厌恶诛杀，死前才悔悟“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

言语的分量，从来不在辞藻的华丽，而在内容的真诚。如同开窗见月，直言者敞亮通透，终见真心；饰言者遮遮掩掩，终失诚意。

唐代魏徵每次进谏唐太宗，皆“犯颜直谏，不避忌讳”，即便太宗怒称“会须杀此田舍翁”，也从不因怕触怒而修饰言辞。

他曾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臣不敢为陛下饰言遮过。”正是这份“直言无饰”的赤诚，让太宗得以明辨得失，开创贞观之治。而明末的温体仁，任内阁首辅时“阳为谨厚，阴肆其奸”，每次奏对都“饰言媚上，隐匿实情”，终因结党营私被罢官，死后被列入《明史·奸臣传》。

东汉杨震与朱晖早年同窗，二人皆以清廉正直闻名，后来杨震任荆州刺史，举荐朱晖为临淮太守，朱晖到任后“整肃吏治，严惩贪腐”，始终以杨震为榜样。杨震遭陷害罢官时，朱晖冒死上书为其辩冤，坦言“震公清廉一生，臣敢以性命保其无过”，这份“慎友而交、直言相护”的情谊，让二人皆留美名于后世。

北宋范仲淹与富弼志同道合，范仲淹推行新政时，富弼虽因政见稍异提出不同意见，却从不私下诋毁，而是“当面直言利弊，背后全力支持”。新政失败范仲淹被贬，富弼多次上书为其辩解，称“仲淹公心为国，虽有小过，功远大于过”。正是这份“择友以诚、言不饰非”的相处之道，让二人成为“北宋名相”的典范，情谊历经风雨而不衰。

历史如明镜，照见“慎友者得真助，直言者得诚信”的真理。交友如选镜，择善则见贤思齐；言语如炼金，去饰则显真金本色。

《资治通鉴》所载“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正是提醒世人：交友当如淘金，不滥则得真友；言语当如清水，不饰则得真诚。

不滥友，非孤僻，是知“近朱者赤”的通透；不饰言，非粗率，是明“以诚待人”的智慧。愿我们都能做一个“慎择友、敢直言”的人，在人生路上以友为镜，以言为心，既不负真挚情谊，亦不负赤诚本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