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怎样读《庄子》的？

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年），名周，战国中期宋国蒙人，是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与老子并称“老庄”。他曾担任管理漆树园的“漆园吏”，后辞官隐居，追求精神自由，拒绝楚威王重金聘其为相的邀请。

庄子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庄子》一书中，该书现存33篇，分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其中内篇一般被认为是庄子本人所作。庄子的思想以“道”为核心，主张顺应自然，追求“逍遥游”，这是一种超越物欲、无所依待的精神自由境界。庄子提出了“齐物论”，认为万物本质平等，是非、善恶、美丑等差别都是相对的，应破除成见，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境界。庄子擅长用寓言、神话等文学手法表达哲理，文风汪洋恣意，想象奇崛，对后世哲学与文学影响深远。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与庄子的思想常有交集，这种交集是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独特存在。根据现存资料，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早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便熟读了《庄子》，他在1913年10月至12月期间的《讲堂录》中，写下了这么一段文字：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予诵斯言，未尝不叹其义之当也。夫古今谋国之臣夥矣，其雍容暇豫游刃而成功者有之，在跼蹐失度因而颠踬者实繁有徒，其负大舟也无力，岂非积之也不厚乎？吾观合肥李氏（指李鸿章），实类之矣。其始也平发夷捻，所至有功，则杯水芥舟之谓也；及其登坛理国交，着着失败，贻羞至于无已者何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孟子曰：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群予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浅薄者流，亦知省哉。

这段文字是毛泽东对《庄子·逍遥游》的抄录及感悟，他不仅摘录原文，更以庄子的“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为切入点，反思晚清名臣李鸿章的人生轨迹。在他看来，李鸿章早期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成功，不过是“杯水载芥舟”的偶然；而后期办理国务的节节败退，正是“水浅而舟大”的必然。在毛泽东看来，庄子的水舟议论，应使“浅薄者流，亦知省哉”。这种对积累与根基的重视，也是毛泽东一生强调“厚积薄发”的思想源头。

在《讲堂录》中，毛泽东还有大量关于《庄子》的引用和抄录，如在读魏际瑞《铭书案曰净厚宽平》时，便随手用《庄子》里的叙述来解释有关字词——“蝍蛆蜈蚣也，食带眼。”“带蛇也，蝍蛆食其眼。”“鸟憎西施威也毛墙，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浑沌氏《庄子·应帝王》：南方之帝曰儵，北方之帝曰忽，中央之帝曰浑沌。修与忽相遍于浑沌之野，浑沌待之甚厚，修与忽谋所以报之，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彼独无有，曷为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在《讲堂录》中，甚至还有毛泽东读《庄子》原著时所作的笔记：

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

又何厝心于其间哉。

夫大鸟一去，半岁至天池而息；小鸟一飞，半朝抢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则有间矣，其于适性一也。

言鹏不知道里之远近，趣足以自胜而逝。

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这些文字，主要是摘引自《庄子·逍遥游》原文，亦或是郭庆藩所著《庄子集释》的注文。从这些笔记中，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当时读的《庄子》是清代郭庆藩的注本。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也经常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庄子》。1915年秋，他发出《征友启事》后，得到罗章龙的应征之信，毛泽东在复信中引用了《庄子·徐无鬼》中“空谷足音，跫然色喜”句，来表达自己的因得友而欣喜的心情。

1917年4月，毛泽东所作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借《庄子·养生篇》中庖丁解牛的故事，阐释他所认为的“养生之道”。毛泽东认为体育锻炼就像庖丁解牛一样，应“先精究生理，详于官体之构造，脉胳之运行，何方发达为早，何部较有偏缺”。

1917年夏，毛泽东为萧子升读书笔记《一切入一》作的序言中，开篇写道：“子维庄生有言：吾生也有涯，而智也无涯。今世学问之涂愈益加辟，势有不可究诘者。惟文化进矣，人之智慧亦随而进，则所以究诘之者，仍自有道也。”在这里，毛泽东用庄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之句来强调学无止境。

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时，所作批语中有这样一段话——“技术家之为技术，虽系为生活起见，而当其奏技之时，必无为人之念存于其中。庄子曰：‘癯瘘丈人承蝉，惟吾蝉翼之知’。凡天下事所以成，所以成而有价值者以此。”这里引用了庄子的话来阐释创作著书的境界及其效果，原文出自《庄子·达生》：“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佝偻者承蜩，犹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吾处身也，若厥株枸；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

纵观毛泽东一生的讲话和文章，他对于《庄子·逍遥游》中创造的“鲲鹏”极为推崇（尤其是大鹏）。“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庄子塑造鲲鹏的本意是说，即便是这种绝云气、负青天，横空出世的神鸟，也要凭借空气的浮力才能翱翔于宇宙间，用此比喻阐释“有所待”和“无所待”的哲学涵义。文中的“大鹏”，在后世文坛中，常被引喻为志向远大、壮美俊伟的崇高形象，用于自喻或喻人，如李白的《大鹏赋》。

毛泽东很喜欢这只“大鹏”，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有这么一段话：“由分散的游击战逐渐转变到正规的运动战，由游击战为主逐渐转变到以运动战为主，在抗战初期，靠打麻雀战，打游击战。麻雀满天飞，哪里有东西吃，就飞到哪里去。客观事实完全证明了，我们这个麻雀与别的麻雀不同，可以长大变成鹏鸟。从前中国神话中说：有一个大鹏鸟，从北方的大海飞到南方的大海，翅膀一扫，就把中国扫得差不多了。我们也准备那样，准备发展到三百万、五百万，这个过程就要从小麻雀变成大麻雀，变成一个翅膀可以扫尽全中国的大鹏鸟。”

在这段话中，毛泽东将鲲鹏形象创造性地运用到革命战略的阐述中，他将游击战比喻为“麻雀战”，指出：“我们这个麻雀与别的麻雀不同，可以长大变成鹏鸟。”他豪迈地展望革命力量将如大鹏展翅，“翅膀一扫，就把中国扫得差不多了”。这种将微小起点与宏大目标相结合的辩证思维，正是庄子“小大之辩”在革命实践中的生动体现。

鲲鹏这一形象，也经常出现在毛泽东诗词作品之中。1918年，他在写给准备东渡日本的罗章龙《七古·送纵字一郎东行》中写到：“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鲲鹏”象征志存高远、能力超凡。“击浪”引用了庄子“鹏之徙于南冥，水击三千里”的典故，喻指壮阔的征程和磅礴的力量。毛泽东以鲲鹏展翅、击水三千的恢弘气象，勉励罗章龙以昂扬姿态开启求学之旅，期待他如大鹏胸怀天下，未来担当大任。

1963年12月，毛泽东在《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一诗中，以“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两句，借庄子《逍遥游》中的意象，构筑了一幅渺小与崇高相互映照的哲理图景。诗中，“斥鷃”喻指蓬间小雀，而“大鸟”则象征鲲鹏——一种背若泰山、翼遮云天的神鸟；“昆鸡”与“老鹰”的对比，进一步强化了目光短浅者与志向高远者之间的对立。庄子曾描绘斥鷃嘲笑鲲鹏高飞九万里的姿态，认为腾跃于蓬蒿之间已是“飞之至”，何必远赴南冥？这种“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隐喻，被毛泽东巧妙化用，既表达了对罗荣桓胸怀全局、忠诚坚定的崇高品格的赞颂，又暗含对当时国际国内复杂形势中短视者的批判。

1965年秋，毛泽东在《念奴娇·鸟儿问答》一词中再次以“鲲鹏”为喻，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与论战，他以“鲲鹏”与“斥鷃”为意象，展开了一场关乎理想、信念与道路的深刻对话。词中“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展现出一种凌云俯视的宏大视野与坚定无畏的革命气魄。这里的鲲鹏，被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它象征着胸怀天下、目光远大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如鲲鹏般高瞻远瞩，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把握方向，始终坚定革命事业的正义性，以及对前途必然胜利的信念。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只被“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的“蓬间雀”。它惊恐地呼喊“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企图逃离现实的斗争，去寻找虚幻的“仙山琼阁”。毛泽东借此比喻，辛辣地讽刺了那些在严峻斗争面前畏缩不前、企图逃避或妥协的修正主义思潮。毛泽东在词中的两两对比，不仅是对国际论战的形象化表达，更是对革命者应具备的精神品格的诗意昭示。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真正马克思主义者背负青天，俯瞰人间，敢于在斗争的风浪中锤炼成长。

毛泽东对庄子典故的运用，不只是简单的借用，而是立足现实的创造性转化，他摒弃了庄子原意中追求绝对自由、泯灭大小差别的哲学倾向，赋予了鲲鹏积极入世、投身斗争的崇高品格。

毛泽东不但自己读《庄子》，也让自己的孩子读《庄子》，汲取庄子的智慧。1963年1月4日，他在给女儿李讷的信中，这样写道：“干部子弟（翘尾巴的）吃不开了，尾巴翅不成了，痛苦来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读了秋水篇，好，你不会再做河伯了。”

河伯是传说中的黄河水神，长久以来安居一隅，眼见百川归流、浩荡奔腾，便以为天下水域尽归于己，不禁生出洋洋自得之心。然而当他顺流东行，直至北海，面对那无边无际、水天相接的苍茫景象，方才惊觉自身渺小如粟，唯有仰对海神若，发出“望洋兴叹”的慨然一叹。这则出自《庄子·秋水》的寓言，以河伯见海而自省的经历，暗喻眼界之开豁与自我认知的觉醒。李讷在阅读《秋水》篇后有所感悟，写信告知父亲，毛泽东对此欣然肯定，认为她从此“不会再做河伯”。这一评价，不仅是对女儿领悟力的嘉许，更暗含深意：庄子借河伯之变所揭示的“破除自大、开拓认知”之理，对人格成长与思想成熟具有长远的启迪价值。毛泽东以古典智慧引导子女，亦折射出他本人对《庄子》哲学中谦抑自省、追求超越的精神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