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寅之劫 | 广州越秀万人坑的由来

1650年广州大屠杀

清初广东高明县令钮琇《觚剩》一书中记载，广州城东门曾有烧炼的尸骨堆积成山，从两三里外望去如同皑皑积雪，后来这些尸骨被和尚真修深埋于此，命名为“共冢”。

这些尸骨便是1650年庚寅之劫的遇难者，关于遇难人数有多种说法，尚可喜的奏本中只提到杀死了六千南明官兵，对平民则“秋毫无犯”；亲历其变的李一奇则记录 “ 人民死至几万 ”；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中的记载为十万人；《广东通志》记录的数字则为惊人的七十万人。

广州至今还流传着一句：

杀人十八甫，填尸六脉渠。

“甫”意为码头、商埠，“十八甫”即广州荔湾老西关的上下九步行街一带；“六脉渠”是明代广州城的地下排水系统，对应着今日的越秀区北京路、中山路、人民公园等区域。

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明末发生在的广州大屠杀—庚寅之劫。

永历四年（1650年）三月初六，两广总督杜永和站在越秀山的镇海楼上，望着从白云山南麓一直蔓延到北门外辫子兵，斟酌着是否要再次降清。

明代广东十府一州

粤北天险在于大小梅岭、南雄、韶关一线，在两个月前的除夕之夜，清军奸细趁明军不备放火开门，使得尚可喜一夜之间就攻克了这座粤北重镇，六千明军战死，南雄被屠。

镇守韶州的宝丰伯罗成耀闻风而逃，清军不战而得韶关，自此粤北门户洞开。

正月初八，得知南雄、韶州失守的永历皇帝也不甘示弱，在安排鸿门宴处死罗成耀后，立刻决定从肇庆行在逃往广西。此时这位两广总督杜永和还在苦劝永历留在广东收拾人心，但永历置若罔闻，连夜登船逃到了广西梧州。

“今上西去，则竟弃广东，付之还虏，诸忠义士随成栋反正者，亦付之还虏，令其杀戮。为皇上画此谋者，亦何其惨也！”
——杜永和

看到这里，大家是否认为永历是纯纯的废物，面对杜永和的拳拳赤子之心，居然不战而逃。

事实证明，永历才是料敌先机的那一个，他的四位前辈崇祯、弘光、隆武、邵武之所以被困被杀，都是因为轻信了这些忠臣志士的泣血上书。

在力劝永历留下的同时，杜总督先把自己的官署搬到了海珠寺畔的舟师之上，开启了船上办公。正月十四有传言大清兵将到，杜总督立刻扬帆起航逃往虎头门（今东莞虎门）。

永历要是信了他，可能当时就要殉国了。

尴尬的是，杜永和在虎门等到月底，清军都没打过来，旁边的肇庆和三水也一片岁月静好；二月他灰溜溜的带兵回到了广州，更尴尬的是，刚回到广州，清军就来了。

对于杜永和来说，降清曾经是一个好的选择，作为高杰的老部下，他曾在1645年就随李成栋在江北降清，坑了史可法，随后一路从北到南打得明军无还手之力。

戎马生涯的高光时刻便是在1647年轻骑偷袭广州，俘虏了正在和永历皇帝大打出手的另一位南明皇帝邵武。

可惜风水轮流转，1648年李成栋反正归明，杜永和又重回明廷阵营。李成栋溺亡信丰后，他继承了两广总督的大印成了广东的实权人物，一直到今天被包围在此。

出人意料的是，杜永和此次拒绝投降。尚可喜的奏章中提到，杜面对劝降使者，“语多出不逊”。历史上杜永和曾多次改换门庭，这次不管是突然爆发了民族气节，还是想打出统战价值，从后续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他是真的想守住广州。

除南雄、韶关陷落外，广东大部还属于南明；
五万清兵中战兵只两万，老兵不足五千；
北兵不通水战，更适应不了广州的酷暑。

广州城三面环水，水师牢牢控制着珠江；
城北依越秀山而建，地势高峻不利于步骑；
西门外是山麓，明军构建三座炮楼据守。

粤人素来有反抗精神，有岭南三忠的精神图腾；
清军驻兵城北后，挖掘白云山下的棺材打造攻城器械，与广州人结下不解之仇。

三月初九，清军在北门撑着云梯和棺材板发起了第一轮攻势。

广州城北珠江退潮后有宽达两里的泥泞滩涂，清军从白云山脚下一路趟着泥巴，冒着枪林弹雨冲到城下，却发现城墙还在越秀山上，要想爬城必须先爬山。

广州古代城址变迁图

此时广州城内已经备战了一年，城头不仅有本土铸造的红夷大炮，还有众多来自澳门的西洋大炮；守城的万余主力明军也是一支曾经与关宁铁骑、满洲骑兵、农民军都交手过的百战之师（虽然败多胜少）。

城内还有一支来自澳门的雇佣兵，这支由葡萄牙火枪兵和荷兰炮手组成的国际纵队装备着先进的燧发枪。

所以说清军是冒着枪林弹雨攻城并不为过，因为广州明军的主要作战装备均为鸟铳，即火绳枪。

尚可喜的强攻只坚持了一天，以留下六百多具尸首而告终。

南明一方的告捷文书中称，清军被炮伤无数，棺材板都给打翻了，铁甲烧得通红以至于脱不下来，像铁板鱿鱼一样。

张月等大败之，炮伤无数，铁甲烧红，扯不能脱，大炮攒透其板，犹连伤数人。
——鲁可藻《岭表纪年》

此后清军改变策略，在广州城西、北、东三面挖掘长壕计划长期围困，但城南的珠江主航道宽度是今天的十倍以上（今天的沿江路、长堤等区域在当时全是水域），南门外明军掌握着两座大型港口，清军无法实现对广州的封锁。

此时被困在城中的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曾在信中提到，一直有物资从城南的港口输入城中，尽管物价有所上涨，但是城中什么都不缺。

于是清军耗时两个月在城东的江面上搭建浮桥桥，想要截断广州和虎门等地的交通。在封锁即将达成之际，杜永和命令广州水师总兵张月出击，只用一个早晨就攻破清军江边的堡垒，将整个浮桥付之一炬，至此江面还被明军所控制。

此时时间已到了五月，这一年雨水颇多，城外的清军基本在桑拿与热水澡两种天气中轮换，“春雨郁蒸 ，藩兵弓矢皆解胶”，这种情况下尚耿二蕃甚至一度有了撤兵的心思。

可惜，突然形势喜人，南明各地的忠臣纷纷前来献礼。

清军从韶州出发后，基本没打过硬仗，沿途的英德县、清远县、从化县都是望风而降。清军的进军路线绕开了明军重兵防守的肇庆和三水，在广东的占领区仅限于粤北一隅。

三月底，镇守惠州府的明奉化伯黄应杰主动剃发降清，屠戮了躲在惠州的明朝宗室，其中仅郡王就有八人。

六月，名义上同属永历的郑成功与潮州总兵郝尚久之间爆发内战，郑军占领了潮州府属的海阳、揭阳、潮阳、惠来、普宁等县，把郝尚久包围在潮州府城中。情急之下，郝尚久直接向清军投降，会同漳州援兵把郑成功赶回了海上。

郑成功、郑鸿逵在此时进攻潮州极不明智，他们想夺取潮州解决粮饷问题，结果就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加速了广东的沦陷。

而郝尚久亦非真心降清，他在三年后再次反清复明，并向郑成功求援，可惜郑军不至，郝尚久全家投井自杀，清军又制造了潮州之屠。

至此广州以东全部不战而定，清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半个广东。

当然我们最不缺的还是汉奸，李成栋的义子南阳伯李元胤此前招抚了广东最大的一股海盗，号称“红旗水师”，四月底这支水师见风使舵投降清军。

贼首梁标相、刘龙胜带战船一百二十五艘，突袭焚劫了杜永和的水师，停泊于广州东西二洲，东洲即今日越秀区沿江中路及天字码头一带，西洲是荔湾区西堤二马路、文化公园一带，自此广东的清军也有了水师。

传教士所绘广州地图，可见东西二洲

5 卖城自肥

南明方面其实也组织了两次救援，一次是从肇庆派出了后来在三藩之乱中大放异彩的马宝从陆上支援，被清军击退；另一次是在佛山三水组织了两百多艘战船进行水上决战，被红旗水师击败，三水失守。

自此广州陆上三面全部被包围。

十月二十八日，在扫清龙洞和猎德的零星反抗后，清军的主攻方向从城北转移到了城西。

在传教士的记载中，广州西城墙外有一大片商业区，传教士称之为“漳州人区”（即今日西关），明军在此地构建了三座城堡，每座堡垒配备 10 门火炮，並驻扎了大量守军。

关于城西具体的攻城细节，尚、耿二蕃的奏章与亲历其事的明人、传教士记述大相径庭，我们先看一下尚、耿二人的说法。

《三韓尚氏宗譜》中说，西关不仅有城堡，还有三道护城河联通珠江，两蕃官兵弃马徒步，奋勇争先，用刀砍开木城，又徒手爬上城墙占领西关，活捉南明总兵范程恩。

随后清军将大炮运到西关，炮击广州城墙（即今日人民路一线），城墙西北角被清军火炮打破三十余丈，但明军并未放弃，仍用火炮死守还击，并修整城墙。

城上明军炮火如雨，攻城的清军吓得面无人色，平南王尚可喜毅然披甲上马，亲自督战。

为了激励士卒他脱下铁甲只穿棉甲，亲自挽马带着清军冲过护城河，随后又因为士兵不敢攀爬城墙，尚王爷直接要拔刀自刎，可惜被亲随拦下，大军受老爷激励，奋不顾死，遂攻破西门。

王弃所乘马，躬欲先登，群下抱王足泣谏。
王曰：「尔等亲见士卒不 能登城，吾欲先登，尔等复不许，吾当死此。」即举刀自刎，群下夺刀。
于是诸将士忘身效死，争先直进，遂登其城。
——《三韩尚氏宗谱》

尚氏家谱里的尚可喜在这里不仅是赛博超人，还是表演自杀祖的师爷，比曾国藩早两百年。

明人和传教士笔记，则均指出广州沦陷是由于驻守西关的范承恩向清军献城。

《明季南略》中说范承恩是淮安府的衙役，追随李成栋杀入广东，因为大字不识被取了个“草包”的绰号。杜允和在开会的时候多次当众喊他“草包”，范承恩怀恨在心，向清军献出西外城，而后受到清军优待。

而传教士的笔记则直接写明范承恩收了尚可喜四万两白银。

相比之下，还是范承恩献城一说中更为贴近实际，尚氏家谱中的记录更像美化。

《岭表纪年》中记载，城外的西关陷落后，“永和自放炮灌药，手脸俱黑，不似人形”；当时尚耿二人在西关对坐，炮弹直接击碎了两人的面前的桌案，两人惊怖欲死，丑态毕露。

在西门的激战中，杜永和带来了大量金银鼓舞士气，并亲自发炮；两名在广州成家的荷兰炮手曾持火药包向城下的清军反击，并得到白银50两的奖赏；城中的三名葡萄牙传教士中，有两人参与了西门的战斗，并在城破后扛着枪成功突围回到了澳门。

当晚，明军水师靠岸，杜永和与张月等登船出海逃往海南，并于两年后在海南降清；同一年，早降的范承恩在广州起义反清复明，兵败身死。

清军自西门入城后，一路追杀明军到城南的江边，被屠的不仅有六千明军，还有珠江边逃难的男女老幼。当天有众多市民躲到六脉渠中避难，恰逢大雨，淹死无数。

唯一没逃出城的传教士曾德昭，当天正在教堂中听教友告解，听闻清军已经入城，他急忙赶回住所。

途中他看到人群都向临江的城门涌去，被踩踏致死的人堆成了两座小山，而江边的滩涂上等待他们的也是清军的屠刀。

曾德昭回到住所后接纳了很多逃难而来的教友。傍晚清兵冲入他的家，将女人和小孩关押，把所有成年男子全部捆绑起来。

入夜后，成年男子基本都被杀光，只有神父和零星几个人被安排搬运清兵抢来的财物。

曾神父当时已经是个老头了，他无法搬运重物，只能将四只清兵抢来的鸡鸭用绳子串起，挂在自己肩上跟着清兵前进，一路上看到街里满是死尸，他认为仅当晚城内至少有一万五千人被杀。

五天后，尚可喜传令封刀时，城内除了清兵已经没什么活人了。

有一点需要说明，曾神父接触的清兵全部都是汉人，而非满人。

曾德昭后来被耿精忠府中信仰天主教的太监营救，老死于广州。

城陷时番禺人王鸣雷也在广州城中，他曾被清军逮捕，被保释后写下了一篇《祭共冢文》

欲夺其妻，先杀其夫；男多于女，野火模糊。
羸老就戮，少者为奴；老多于少，野火辘轳。
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
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
——王鸣雷《祭共冢文》

番禺诗人屈大均在当年也曾作《猛虎行》痛斥清軍暴行，将清军比作猛虎畜生，将广州人比作甘甜的小黄牛。

边地不生人，所生尽奇畜，
变化成猛虎，实尽中土肉。
……
广南人最甘，肥者如黄犊，
猛虎纵横行，餍饫亦逐逐。
——屈大均《猛虎行》

庚寅之劫的死难人数应包括死亡的明军人数、入城后屠杀军民人数、城中拥挤踩踏而死的人数、城内河渠中淹死的人数、逃至南门外淹死于江中的人数之总和。

根据广州南海、番禺两县的县志，顺治七年的人口数量对比崇祯十五年，损失了至少6万以上。

两藩兵马入城后，残存的百姓统统被驱往外城，从此广州城内不再有老广存在了。

共冢的位置在广州城东，即今日建设三马路与东风东路交错处附近。

可参见网友黎立曙制作的临高启明广州古今对比地图：

https://www.ageeye.cn/map/15871/?static

如今周边的房价还在五万上下，谁又能想到那里曾经埋葬了数万冤魂，而广州人是否已经遗忘了它？

1903年兴中会广州起义的《讨清檄文》：

五羊城外，十八甫寸草不留；
六脉渠中，四万众残生莫保；
君臣无罪，骈首受剥洗之刑；
妇孺何辜，坦胸任干戈之刺。
呜呼惨已！能勿凄然？

上世纪九十年代，辽宁尚氏族人曾举办学术会议，邀请著名历史学家韦庆远参会，承诺给予一笔两万元的酬劳，相当于当年大学教授三十个月的工资。

历史学家 韦庆远（1928-2009）

韦先生不为所动，坦然回复：

我家乡顺德北滘乡人民，至今念念不忘尚氏父子的罪恶，我若赴会，将无面目见家乡父老。

所以，广东人大抵是没有忘记吧。

虽然，有些人确实忘记了。

辽宁海城“民族英雄”尚可喜纪念馆

感谢阅读到这里

耿精忠《恭报恢克广省事》

金堡《平南王元功垂范》

计六奇《明季南略》

梁清标《平南敬亲王尚公墓志铭》

王鸣雷《祭共冢文》

卫匡国《鞑靼战纪》

顾城《南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