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古隆中谭其镶碑历史错误之考辩

襄阳古隆中武侯祠前的谭其骧题字碑，以“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邓县之隆中，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北周省邓县，此后隆中遂属襄阳”为核心表述，本欲平息躬耕地争议，却因内容与多重史料记载相悖引发持续争议。本文通过比对《三国志》《汉晋春秋》《元和郡县志》等权威文献，结合历史行政区划演变轨迹，从史料依据、地理方位、行政归属、沿革时序四个维度，系统考辨碑文存在的核心谬误，揭示其对历史事实的误读本质。

谭其骧碑；古隆中；诸葛亮躬耕地；历史地理；行政区划

一、引言

1990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为襄阳古隆中题词勒碑，其文字被视为界定诸葛亮躬耕地的权威论断。然而，这一碑文自树立以来，非但未终结争议，反而因与习凿齿《襄阳耆旧记》、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等历代文献存在诸多抵牾，成为学界争议焦点。争议核心集中于碑文对史料依据的曲解、地理方位的错判、行政归属的混淆及历史沿革的误述四大层面。厘清这些谬误，不仅关乎历史事实的还原，更对历史地理研究的严谨性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二、碑文史料依据的根本性缺失

（一）核心论断无原始文献支撑

谭碑“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邓县之隆中”的核心表述，存在明确的史料断层。作为当事人，诸葛亮在《出师表》中仅自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未提及“邓县”“隆中”等具体方位。西晋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作为研究三国历史的权威典籍，同样未记载“南阳郡邓县之隆中”这一表述，仅提及诸葛亮“避难荆州，躬耕于野”。

谭其骧先生曾称此论断依据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但该书记载为“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其中“亮家”与“躬耕之地”并非等同概念，碑文对二者的刻意混淆构成关键史料误读。更为关键的是，习凿齿在《襄阳耆旧记》中明确提出“汉水北为南阳郡，汉水南为南郡”的分界原则，与碑文“邓县跨汉水辖隆中”的说法自相矛盾。

（二）对史料权威性的误判

谭其骧先生认为《汉晋春秋》作为东晋文献“距所记时代越近越可靠”，但忽视了习凿齿著述的内在矛盾。同一作者在《襄阳耆旧记》中既以汉水为郡界，又在《汉晋春秋》中称隆中属南阳郡邓县，这种冲突本应引发史料辨析，而非直接采信单一表述。更值得注意的是，谭其骧先生曾承认《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汉部分将隆中划入南郡“不够精确”，承诺再版改正，却在题词中回避这一学术审慎，形成自我认知与公开论断的矛盾。

三、地理方位与距离的文献抵牾

（一）方位记载的明显偏差

谭碑明确标注隆中“在襄阳城西二十里”，但这一表述与多重文献及实地地理均不相符。据唐代《元和郡县志》载，诸葛亮宅在县西北二十里，指向汉水北，苏轼《万山》回头望西北，隐隐龟背起，传云古隆中，也指向汉水北。

更关键的是，习凿齿自述“每省家舅从北门入，西望隆中”，从襄阳北门西望可见的区域必在汉水以北，而现今古隆中地处汉水以南，与“西望”的地理视角完全冲突。清代《襄阳府志》进一步明确“诸葛亮宅在襄阳西北二十里汉水北古邓城村附近”，再次佐证碑文方位记载的谬误。

（二）里程计量的双重错误

碑文“二十里”的距离表述存在两层错误：其一，古今古隆中实际距离襄阳城西南三十余里（汉里），与“二十里”记载相差近半；其二，里程基准存在混淆，习凿齿所记“襄阳城西二十里”以汉水北邓县地界为参照，而现今古隆中位于汉水以南，二者本非同一地理坐标。这种对距离与区位关系的误读，本质是将不同时空的地理概念强行嫁接。

四、行政归属的历史错位解读

（一）两汉郡界划分的铁证

谭碑“隆中属南阳郡邓县”的论断，与汉晋时期南阳郡、南郡的分界原则直接相悖。习凿齿在《襄阳耆旧记》中明确界定“秦兼天下，自汉以南为南郡，汉以北为南阳郡”，这一以汉水为界的划分标准，得到《元和郡县志》“自汉以北为南阳郡，汉以南为南郡”的明确印证。

《荆州记》《襄阳府志》等历代方志均延续这一记载，形成完整的史料链。现今古隆中地处汉水以南，按此分界应属南郡，与南阳郡邓县无涉。谭碑所谓“行政区划犬牙交错”的辩解，缺乏任何汉晋时期的文献支撑，实为对历史政区划分原则的主观曲解。

（二）诸葛亮故居的真实区位

习凿齿“亮家于南阳之邓县”的记载，若结合其汉水分界原则，可推知此“隆中”必在汉水以北。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虽曾误将隆中定位汉水以南，但明确引用刘弘祭文“于沔之阳，登隆山以远望”，“沔之阳”即汉水北岸的地理特征，与现今汉水以南的古隆中形成直接对照。

当代考古发现亦佐证，汉水北岸的古邓城村附近存在汉末至三国时期的聚落遗址，与“诸葛亮宅在襄阳西北二十里汉水北”的记载吻合，进一步证明碑文所指“隆中”与习凿齿记载的地理实体并非同一处。

五、行政区划沿革的时序混乱

（一）邓县与邓城县的沿革误判

谭碑“北周省邓县，此后隆中遂属襄阳”的表述，存在严重的行政区划沿革误读。据《晋书·地理志》记载，西晋已将原邓县拆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为邓城县，北部仍为邓县，二者以汉水为大致分界。北周时期废除的实为南部的邓城县，并入安养县，而非北部的邓县，碑文对“省邓县”的表述属于明确的史实错误。

这种误读导致对隆中归属演变的判断完全失序。西晋拆分后，原邓县南部的邓城县已属襄阳郡管辖，若隆中确在汉水以南，此时已归入襄阳郡范畴，无需等到北周时期。

（二）襄阳郡设置后的归属提前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设立襄阳郡，明确以“编县以北，汉水以南”为辖区范围。按此区划，即使不考虑汉水分界原则，地处汉水以南的古隆中也已归入襄阳郡管辖。而习凿齿在东晋时期所著《襄阳耆旧记》中明确记载“襄阳有诸葛亮宅”，直接证明东晋时隆中已属襄阳管辖，这与碑文“北周省邓县后归属襄阳”的说法存在三百余年的时序偏差。

这种时序混乱，实质是混淆了西晋、东晋、北周三个时期的行政区划体系，违背了历史地理研究“时空对应”的基本准则。

六、碑文谬误的学术影响与反思

谭其骧碑的系列谬误，已引发学界与公众的广泛质疑。作为权威学者的公开论断，其对史料的选择性采信、对地理方位的主观界定、对行政沿革的时序混淆，不仅削弱了历史结论的可信度，更导致躬耕地争议的进一步激化。碑文将“亮家”等同于“躬耕地”、将汉水以南区域强行划入南阳郡、将东晋已明确的归属推迟至北周，三重误读叠加形成了对历史事实的系统性偏离。

从学术史视角看，这一争议揭示了历史地理研究中“权威论断”与“史料实证”的辩证关系。即使是知名学者的观点，若脱离《三国志》等核心史料的支撑，违背行政区划演变的客观规律，同样需要接受学术批判。习凿齿著述的内在矛盾本应成为深入考证的切入点，而非选择性采信的依据；汉水分界的明确记载本应成为地理定位的基准，而非以“犬牙交错”模糊带过。

七、结论

襄阳古隆中谭其骧碑的核心表述存在多重历史谬误：史料依据上，混淆“亮家”与“躬耕地”概念，无视习凿齿著述的内在冲突；地理定位上，方位偏离“城西”为“西南”，里程误差近半，且与“沔之阳”的记载相悖；行政归属上，违背汉水为郡界的基本史实，将南郡区域误划入南阳郡；沿革时序上，混淆邓县与邓城县的废置沿革，将襄阳郡设立后的归属推迟三百年。

这些谬误的存在，表明碑文未能准确还原历史事实。诸葛亮躬耕地的界定需回归《出师表》“躬耕于南阳”的原始表述，结合汉晋行政区划与地理文献，进行更严谨的实证研究。谭碑争议的价值在于警示学界：历史地理研究必须坚守“史料优先”“时空对应”的原则，任何权威论断都应经得起多重文献的交叉验证，这正是平息历史争议的根本路径。

参考文献

[1] 陈寿.三国志[M].裴松之注.中华书局,1982.

[2] 习凿齿.汉晋春秋[M].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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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顾炎武.肇域志[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6] 柳玉东.卧龙岗武侯祠碑刻[M].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