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义孚 | 艺术品的创造，是一种道德抉择

当代艺术正在不断深入城市空间。从公园中的雕塑到艺术家设计的高楼商厦，这些艺术品为我们的城市增添了活力，却也抛出一个道德难题：建造这些艺术品的代价是否是不道德的？

劳动者在建筑工地上挥汗如雨，但艺术品从来都不属于他们。艺术家们不需要亲力亲为，却能获得所有的成果。

这种道德解读为艺术品蒙上阴影。审美与道德一定是相冲突的吗？

在下面这篇文章中，著名人文地理学者段义孚深入探讨了这个问题。他用广博的视野浏览了古今中外的艺术作品，试图为“审美”和“道德”架上桥梁。

本文摘选自《如此陌生而奇异》，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当人们将动觉、触觉、嗅觉、听觉和视觉描述为快乐之源，视为文化规训之力下生命复苏的方式，这种情况下，道德的问题是很少出现的。

当注意力集中在感官上时，我们很容易忘记它们背后的文化制度、社会安排和物质基础，正是这些因素影响了感官，给它们划定了范围，令它们变得更生动。

但是，当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艺术品上，转移到绘画、雕塑、园林、建筑和城市上时，道德问题就不那么容易压制了。

人工制品固然美妙，但大自然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人类和社会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道德和美学这两个词——我经常把他们连在一起使用，仿佛它们构成了一个相关观念的连续体——是否不论二者表面看来如何兼容，本质含义其实是互相矛盾的？

如果这种矛盾是真实的、根本性的，或许只有当我们超越道德与审美、善与美这些词，进入文化这个更大的概念时，我们才能开始理解它？

那么问题就变成：人类文化的核心是否存在无法解决的矛盾？

以及，既然文化是人类能力的体现，我们便迎来一个终极问题：人的本性是否存在根本缺陷？

1.

在古代东西方文明中

善与美是相互交融的

强烈意识到“善”和“美”之间存在冲突，是一种现代病。

在前现代，二者之间的兼容被视为理所当然。常识表明，一切社会，若想运行下去，必须包含某种善的概念。

当然，什么是善取决于一个民族的特殊经历和价值观，但从总体上看，善不过是道德与美学观念的融合，其中包括正确感、适当感、关爱和成就、对事物(既包括自然事物也包括人类造物)的处理方式及事物本身的愉悦感。

这种常见的兼容假设在不同地方、不同时期普遍存在。

在古代中国，美学总是与其他价值紧密交织，包括生命力与道德。

从景观来看，早期王朝的皇家园林——园林与山水画的鼻祖——从来都不仅仅是为了供人观瞻的。它是一个自然与超自然力量及精神的世界，一个旨在满足人类对不朽的渴望的世界。

清 王云《休园图》（部分）

景观的这些神秘—仙术属性后来逐渐淡化，但从未完全消失。原始的冥府宗教、萨满以及仙术道教的力量，逐渐被道家哲学、开明的佛家思想及富有鉴别力的儒家精神取代。

18世纪的文人园林中仍保留着令人联想到原始野兽的怪石，但整体氛围静谧安宁，引人沉思。

人在园中，便进入了一个不同的世界，从家庭到市场到朝廷，在各个方面都远离了人世喧嚣、社会纷争。

因此，园林（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山水画）是一种道德现实，而不仅仅是审美现实。

审美与道德之间的联系，在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宇宙观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用于描述宇宙的词语，比如和谐、平衡、适当和正确，都表明了这种联系的本质。

我们或许可以从两幅图画中捕捉中国人的道德—审美志趣——一幅是儒家，另一幅是道家。一个儒家之士，往往秉正守礼，所见所做皆以礼为纲——无论是命名之道、烹肉之形、礼服之色，还是营国之法。一个崇道之人，则信奉自然之道，所见所做以道为度——无论是伐木的技法、山居茅庐的选址，还是立身处世的道德姿态。

在西方世界，美与善之间的联系在历史上也同样紧密。这种联系是由许多交织在一起的观念组成的，很难将它们分开，即便分开也不会令人满意。

其中之一是关于“整体”的观念：整体是完整无缺、健康而神圣的。“完整”(whole)、“健康”(healthy)、“矍铄”(hale)、“神圣”(holy)这几个词具有词源上的相关性。此外，他们可能与希腊语中的“美丽”(koilu)有关。

不论这种关联是否真的存在，可以肯定的是，完整和健康的生命是赏心悦目的。它们能改善生命——此即审美。

对希伯来人来说，用于献祭的动物必须是完整的，是上帝所喜悦的；身体不完整的太监不能成为祭司。

对古典时代的希腊人来说，美丽的身体意味着美丽的灵魂；体育不仅仅关乎健身。柏拉图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观点，即感官所能触及的美，是我们天性中唯一能立即喜爱的精神事物；他将美视为善的入门之道。美与道德（对善的向往）也应被视为这个结构中的一部分。

外在美与内在美（身体是灵魂的殿堂）的联系贯穿着西方历史的整个过程。

《圣经》中从未描述过基督的样貌，但西方艺术家却一次又一次在画中赋予他迷人外表，尽管他在十字架上受尽了苦难。

最早的关于基督的浅浮雕把他塑造为一个英俊的青年。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也将基督刻画得很美。文学作品中也如此，好人往往外表俊美，甚至散发着性吸引力。

想想托尔斯泰笔下英俊的农民——尤其是那个农奴男孩（有一口闪闪发光的洁白牙齿），他无私地、不自觉地照顾着行将死亡的伊凡·伊里奇的种种身体需求。

再想想比利·巴德，英俊的水手，基督般的形象。比利是一个“和平缔造者”，他的出现将船员们的宿舍从一个“吵闹不休的老鼠窝”变成了互相尊重的天堂。正如那位商人船长所说：“他身上流露出一种美德，抚慰着那些脾气暴躁的人。”

不仅仅是人，自然环境也可以结合美与德。希腊人认为完整性与健康和环境相关。

科斯岛是一个重要的健康中心，由医术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及其神庙坐镇；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这个地方本身——有疗养院，有与世隔绝的宁静，有远离城市杂乱和喧嚣的高贵风景——就能带来健康。

精神健康还受益于有秩序的环境。柏拉图学园坐落于一座园林之中，其修道院式的回廊——亦称“天国乐园”——营造出沉思与求知的理想之境。

美国的许多神学院和大学最初都被设计为位于乡间的宁静乐土。规划者认为，这些僻静的校园拥有一种美德，可以令学生耳濡目染。

电视剧：《万物生灵》

对于荒野自然，希伯来-基督教传统表现出深深的矛盾。

荒野是黑暗与混乱，是撒旦及其爪牙的领地。另一方面，荒芜的沙漠和高山也是上帝与他的子民直接邂逅、体会神圣婚约至福的地方(《何西阿书》2:14-7)。

约翰·卡西安对圣本笃和圣格里高利都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因此也影响了早期基督教的修道主义。他认为荒漠上的隐士享受着“广袤荒野的自由”和“只有天使的至乐可以相比的生活”。自然景观在某种意义上是“纯净”和“自由”的。道德属性逐渐附着于自然之上。

随着中世纪晚期人类定居地的增加以及对未知的恐惧的消退，这种对自然的积极态度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同。

西多会修士们深入森林，建立了他们的修道院。圣伯纳德是欧洲最早欣赏自然环境之美并赋予其道德品质和力量的思想家之一，在他的领导下，他们的修道会大为振兴。

他认为克莱沃修道院的所在地“充满魅力”；而且它“有力地抚慰着疲惫的心灵，缓解着焦虑和担忧，帮助那些虔诚地寻求主的灵魂，使他们忆起他们所向往的天堂般的甜蜜”。

在圣方济各看来，大地和万物之所以美丽善良，是因为上帝创造了它们。这种态度在他所处的时代并不常见，但随着自然神学的日益流行，这种态度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

自然神学不同于以详细注释《圣经》为基础的传统神学，它将上帝视为创造者—艺术家和天意。上帝在自然中显现。莎士比亚发现“石中有训诫”。无论看向何处，人都应当能看到上帝的智慧与美。

自然神论即建立于此神学基础之上，后来的浪漫主义也是如此。自然神论者强调自然的理性，而浪漫主义者则强调其壮丽与可爱，从18世纪开始，诗人和画家们受此启发，创造出了良莠不齐的作品。

美国人民深受影响。19世纪，他们将高耸入云的山峰和参差交错的参天大树视为大自然的教堂，在阳光充盈的早上或午后，人们可以带着敬意靠近并走进它。

自然不仅有崇高之美，而且是一种道德存在，美国人若是忽视它、滥用它，便要冒着灵魂被玷污的风险。

这种态度在今天依然很有力：若将安塞尔·亚当斯镜头下壮观而纯洁的美国西部与优胜美地挤挤攘攘、塞满垃圾的旅游营地对比，亵渎一词便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

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运动也强化了美国人的这一倾向———自然不仅蕴含着美，也意味着道德的升华。

2.

艺术品的创造

是一种道德抉择

我们都是具有文化属性的生物，是文化的创造者，是工匠-艺术家。制作任何东西都需要注意力、想象力和技巧。而这些都离不开自律，一个人必须努力克服身心的自我放纵，才能为外部世界增添一些有形之物。

大型项目———例如制作石雕———需要人们付出体力和汗水，我们可以想象艺术家会为了完成一个文化上的目标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精神上的付出则不那么容易被看到，这种工作需要每时每刻精心抉择。

电影：《傲慢与偏见》

正如马尔科姆·考利从一个作家的角度指出的那样，这种抉择总是包含道德成分。他说，在某种意义上，不仅是小说，“所有写作都关乎道德。几乎所有写在纸上的作品都涉及某种抉择，一页纸上可能包含数百个道德选择。‘我应该用这个现成的词，还是停下来再想一个更好的词？’”这些美学抉择是具有道德属性的，哪怕只是因为它们要求“择难弃易”。

各种人工制品，包括普通的工具和器具在内，都可以成为美物，成为家庭和博物馆的珍藏。

传统上，工匠自身都会追求把物品做“好”——以不露痕迹的方式将它们整合起来——而不是仅仅让它们实现功能。

此类物品中最具代表性的那些无疑都具有审美吸引力。那些锅具和纺车、被褥和长凳，会被形容为可靠、诚实、漂亮———它们是有个性的。

诸如“优雅”和“可爱”等单纯的美学形容词似乎并不恰当，这并不是因为长凳(举个例子)是一件普通的实用品，而是因为它意指一种严肃的生活方式。

一张简单的长凳代表着劳作和集体生活：它让人联想到手艺人粗糙的双手，还有阳光下打瞌睡或闲聊的农民。多年来，长凳一直被人们以某种方式使用，被磨得平整光滑，这一事实赋予它某种重要性———甚至神圣性。

日常器具和实用品是如此，那些更大的人造之物和人造景观———房舍和谷仓、耕地和梯田———也是如此。乡村，甚至比乡村中的特定事物更容易令人联想到自然和自然所唤起的那种温情。

农民很少被视为违背自然、强行改变自然的人。他们属于那里，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对自然本质的艺术性延伸。

这种错觉甚至适用于梯田，梯田正似纪念碑般的雕塑。大多数人都能从精心维护的乡村中看到美；他们可能也同意，乡村的美离不开某种道德氛围和道德分量。

03.

在生活的混沌乱流中

留住稍纵即逝的碎片

艺术并非只是玩乐。1972年，米开朗基罗的《圣殇》遭到一个神志疯狂者的破坏，这一事件不仅登上了欧洲和北美的报纸头版，还登上了印度的报纸头版：圣母玛利亚眉毛上的轻微伤痕成功转移了全世界的注意力，人们竟一时间从残酷的越南战争中日复一日的残害与屠杀中移开了目光。

这是艺术威望的一种证明。另一种证明则是极权主义政权系统性地，有时甚至是野蛮地压制或驯服艺术。

即便是抽象绘画，独裁者也不会将其视为可以不受监督的无害活动。他们深知艺术的力量，知道艺术也可以成为他们奴役别人的工具。

艺术有许多种或庸俗、或邪恶的利用方式。但其原本是一种善的力量———一种积极的、人文的、人性化的力量。

首先，艺术可以使我们快乐。

“以艺术的方式看待事物，其本质是否就是用快乐的眼光看待世界？”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这个问题，并接着说，“艺术的目的是美，美即使人快乐的东西，这一观点肯定是有某种意义的。”

美能拓展我们的感官和心灵：幸福就是活得更充实———眼中充满美丽的风景，耳中充满曼妙的音乐，脑中充满有力的论辩。

哲学家埃米尔·夏蒂埃说：“我们应该为他人的幸福着想，这当然非常正确；但有个观点却不是经常能听到———我们能为那些爱我们的人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让自己幸福。”

年轻人有一样能献给他们长辈的东西，且这样东西总是令长辈们深受触动，那就是他们的美，这种美往往就只是“绽放的快乐”。

相比于生活的混沌与乱流，艺术是一种清晰且持久的存在。在生活的洪流中，人能感知到的东西少之又少，因为很少有东西能够保持不变。每一种情绪或情感都会被相反或不相干的因素混合或冲淡。

艺术的清晰性———小说中精确捕捉的情绪，或绘画中精确描摹的夏日黄昏———就如在一整夜断断续续的睡眠之后，在一片明亮的风景中醒来；或像是经历了一周的感冒之后，突然闻到鸡汤的香味。因此，清晰和生动是一种美感———感官苏醒了，于是带来上文所描述的幸福感。

除了清晰，艺术还能让稍纵即逝的主观感受变得客观和持久。人们可以借由一张照片一次又一次回到夏日黄昏。

此外，人们还可以通过引用一幅画或一首诗向他人传达自己的感受。因此，艺术是建立相互性———建立共有世界———的一种手段。

而且由于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永久性，它能够弥合过去与现在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W.H.奥登说，通过艺术，我们“能够与逝者分享同一块面包，而如果没有与逝者的交流，我们便不可能拥有完整的人类生活”。

艺术说服我们去关注那些短暂的、微不足道的东西———我们在追寻永恒及在我们认知视野中被放大的东西之时，擦肩而过的事件、事物和人。

艺术家告诉我们，某些东西和事件之所以有意义，正因为它们不长久。没错，当肥皂泡瞬间便破碎时，我们会感到失望，但罗伯特·格鲁丁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能把它们放在橱柜里，能像打高尔夫球一样抽打它们，那同样会令我们觉得索然无味。它们令人愉悦的原因不在于形状或持续时间，而在于两者之间独特的关系。一段和弦、一个交汇的眼神、一次握手或一个吻，如果持续太短或太久，都会失去意义。”

芙蕾雅·斯塔克曾说，凡人之物，仅凭其终将消亡的特质，便可以获得神明无法企及的尊严。“即将上战场的年轻人的欢乐，坍塌的老墙的松软，花朵的优雅，岁月易逝的精巧，一切脆弱都在其自身消亡的光芒中熠熠生辉。”

毫不意外，艺术家们想要捕捉稍纵即逝的美的瞬间，但众所周知，他们使用的材料本身并不持久。J.M.W.特纳就是这样一位艺术家。“他在油彩上使用水彩，在水彩上使用油彩，他在颜料中加入软树脂，还会使用他明知会褪色或变暗的颜料。并不是他不懂行———他很懂。但对他而言，重要的是瞬间，是捕捉那些瞬息万变的瞬间和氛围效果，为此，他愿意尝试各种不靠谱的实验和技巧。”

对那些真正观看的人来说，瞬息万变的瞬间却唤起了对永恒的信念。树梢绽放的花和芭蕾伶娜上扬的手臂曲线，它们的美都是由其一瞬间的存在决定的，而正因如此，它们超越了时间性。

电影：《黑天鹅》

艾丽丝·默多克说：“艺术向我们展示了永恒及不朽性与易逝性之间唯一相容的可能。”体验和认识这种不可比拟的结合改变了我们对宇宙的感知：那些容易被忽视且经常被忽视的东西，在特定情况下，获得了近乎神秘存在的权威。

在柏拉图影响下的西方思想中，以及在印度思想中，善与真是“一体”的。

艺术———好的艺术———具有令我们摆脱唯我论的力量，而唯我论恰恰是我们的一种普遍倾向，我们很容易围绕生活编织起一些自我安慰的幻想。

的确，普通的现实也可以而且经常会粗暴地侵入并打破我们处于幻梦中的现实：比如突如其来的阵雨、从邻居家窗户传来的音乐、刚刚拦下我们汽车的警察。

但是艺术品虽然也有惊奇的力量，却不会粗暴地闯入我们的主观意识。相反，它是邀请我们摆脱自我本位的焦虑，进入另一个世界——一个更可信、更真实，因而也更好的世界。

艾丽丝·默多克笔下的人物朵拉·格林菲尔德在对人生感到迷茫之时，来到国家美术馆打发时间，她看到那些画作。

她不禁惊叹起来，惊叹中带着感激。她惊叹的是它们依然存在于此，她心中充满了对这些画的爱，爱它们的可靠、惊人的慷慨、辉煌……

这是她的意识无法吞噬的东西，因为无法令它成为她幻想的一部分，令它丧失价值……

但这些画是外在于她的真实之物，它们以和善的、一切尽在掌握的语气向她诉说，它们是一种高级而美好的存在，这种存在摧毁了她先前那种沉闷恍惚的唯我主义情绪。

04.

道德与审美

交融于艺术之中

真实或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丽或漂亮。正如华兹华斯所说，诗歌不能只描绘阿卡迪亚式的幸福。格拉斯米尔的居民或许过着如诗如画的生活，但他们也有人类的痛苦。

“难道就没有一种艺术、一种音乐、一种文字能成为……被认可的生命之声？能讲述田间垄上真正发生的、被人感受到的东西，有关确凿的善与真实的恶……？”

伟大的19世纪小说毫不畏缩地洞见人类心灵的幽微与崇高，尽现浮世众生之相，也展现了富贵浮华之间贫困的沉沦、备受尊敬的体制之中暗藏的残酷，以及生命的混乱与高贵。

阅读这些作品拓展了我们的知识，加深了我们的共情，也迫使我们关注超越自我的现实，这些现实可能与我们自己的现实截然不同，但却能突破我们存在的核心之茧。我们阅读的时候，以及放下书的一段时间之后，都可能感到思路焕然一新，如得指引——道德上的指引。

人们常说，艺术家不可说教。

“一派胡言，”小说家乔伊斯·凯里回答道：“一切严肃艺术家都会说教———他们完全相信自己看到的真相，他们写作就是为了传达真相。”

说教———即道德信息———可能存在于艺术呈现的感性之中。

“举个例子，托尔斯泰对《克鲁采奏鸣曲》的庄严而独特的处理，可能令我们深受触动。尽管充斥着暴力，但它并没有任何夸张，没有我们所说的‘走调’，这些都是由道德倾向中而来的道德态度。”

书写的艺术，即便仅仅是呈现“事实”时，也在说教。小说揭示了事实的道德意义———真实，我们可以参照自己关于真实的知识来检验它。

“例如，狄更斯在《董贝父子》中愤愤描述了一个伦敦流浪儿，他的读者会说：‘这正是那可怜人会有的感觉、会产生的反应。’这令他们产生一种愤慨之情，并且他们发现这种感情是他们自己的普遍是非感的一部分。他们毫不怀疑自己之所以愤慨，并不仅仅是因为狄更斯技巧高明，善于调动他们的情感，更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正该如此。这感情包含在他们对这个世界的道德信念之中，尽管他们以前或许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绘画艺术则与文学艺术不同，它本质上不太关心、也不太能够描绘人类交往中的细枝末节、人际关系中的暗流涌动———这些是道德世界中的日常内容。

绘画中占据主导的似乎是纯粹的美学价值；而且，众所周知，人们倾向于将审美与可视元素联系在一起——色彩、形状和构成，一件和服袖子上的淡绿色和黄玫瑰色的融合，一张芬兰咖啡桌四四方方的外形，全景观。

但即便在这里，也会出现道德色彩。淡绿色和黄玫瑰色可能暗示某种较为冷淡的自我形象——注意与人保持距离；当人们看到斯堪的纳维亚家具时，往往会不自觉想到“诚恳”一词；一览无余的全景则令人体会到自由。

此外，在西方艺术史中，基督教的母题——基督的生、死与复活——使人们不仅能接受艺术描绘母爱温情，也能接受艺术描绘受难与折磨，痛苦扭曲、血迹斑斑的身体，尸体与裹尸布。

对我们来说，彩玻璃窗是艺术，但它们最初是为了向不识字的公众讲授救赎的故事。面向更成熟的观众的非宗教艺术，同样可能包含强烈的说教元素，例如17世纪的静物画——腐烂的水果喻示人终有一死，再比如我们时代的毕加索的反战油画《格尔尼卡》。

毕加索 《格尔尼卡》

在西方世界，绘画艺术以一种相当显著的方式迫使我们面对现实的某些方面；比如伦勃朗阴暗的画作《被屠宰的公牛》，或《好撒玛利亚人》，这幅画的前景有一只正在排便的狗。

几世纪间，人们一直在批判这一令人震惊的细节。然而正是这一细节，“把世人对善行无动于衷的场景推到我们眼皮底下，由此给这个温情的故事增添了力量、愤怒和道德强度”。

马克·史蒂文斯写道，英国画家卢西安·弗洛伊德的现实主义“不是一种镜像……或者对肉体那些令人不悦之处的临床检查。它更尖锐。

弗洛伊德的现实主义具有献祭般的强度。自我审查，惯例，希望———盲信的种种诱惑———必须为了真理而受难。弗洛伊德艺术中戏剧性无处不在，但是作为被摒弃而非被表现的东西。未能移开目光的凝视，不眨眼的眼睛———在这方面，他是大师”。

在《裸女》中，主人公（据说正是画家自己的女儿）呈现出一种公然的赤裸（naked），而非艺术性的裸露（nude）。人物看上去痛苦而脆弱。“眼睛想要退缩。然而，当它没有退缩时，它得到的报偿是力量、美与悲怆。还有一样东西———温柔。被掌控的厌恶常常留下一种朝向世界的温柔感。”

尽管绘画艺术无法表现人类交流在不断变化的语境中每一瞬间的细节，但它的确不仅能提供视觉细节，还能提供一种对现实的共时性把握——在构图一角是基督的诞生，而另一角是几个男孩在滑冰，对主事件毫无察觉——这是叙事艺术之所不能。故事与图画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呈现出生活经验中具体而坚实的形象。

与以上两种艺术相比，用列维斯特劳斯的话说，音乐则是生命的“最高奥秘”。

我们或许无法说出它是什么，但我们并不乏言语来描述它能做什么。它可以“影响我们的身心状态，影响那精妙的情绪之网与身体状态，正是这些东西时时刻刻定义着我们的身份。

音乐可以令人振奋，也可以让人昏昏欲睡；可以让人激动，也可以让人平静。它可以催人泪下，也可以令我们大笑———这很神秘，但更神秘的是，它还能令我们微笑……”

在毕达哥拉斯看来，音乐可以治愈疾病；在柏拉图看来，音乐可以使人疯狂。在中世纪修辞学家让·莫利内特看来：“音乐是天堂的共鸣，天使的声音，天空的希望……是重建所有阴郁绝望的心灵，是破坏与驱逐恶魔。”

在皮埃尔·德埃利看来，音乐的力量“可令灵魂从其他激情和忧虑，不，从其自身中抽离出来”。维特根斯坦对莫扎特和贝多芬满怀感激，称他们为“真正的上帝之子”。

在作家杰拉尔德·布雷南看来，音乐让我们“提前领略到天国乌托邦”。勃拉姆斯的《第三四重奏》中的慢板将维特根斯坦从自我毁灭的边缘拉了回来；这位作曲家的《女低音狂想曲》则似乎对威廉·斯泰伦产生了同样的效果。

乔伊斯·凯里写道：“一位朋友曾告诉我，贝多芬的交响乐可以帮助他端正自己的行为。对此我毫不怀疑，就凭这些音乐令他感受到人类命运的悲剧和伟大，让他的患得患失显得微不足道，就已足够。”

这些来自过去与现在不同文化、不同人的见证表明，善与美，道德与审美，是密不可分的———它们成对出现，深深植根于人类共同的经验和憧憬之中。

然而，尤其在西方，尤其自19世纪以来，美学与道德之间形成了较量，甚至敌对的关系。

即便一本书力求将我们的目光重新引向人类感官、思想和文化—美学成就的种种奇迹，它也无法回避这些成就的阴暗面。这些阴影提出了应被关注的道德问题。

在许多情况下，文化-美学世界中的缺陷与恐怖是人类文化和天性的固有局限性造成的。让我们直面这些阴影——有些是灰色的，有些则漆黑一片——看看直到最终，我们是否仍认为这些事业是值得的。

《如此陌生而奇异》

副标题：感官与审美的地理学

出品方：新行思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2025-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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