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偶录 -- 章学诚创立“方志学”

清乾嘉时期，号称“盛世”，却笔祸最盛，文士“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当时，“经世学派”之昌，由于诸大师之志存匡复。诸大师始终不为清廷所用，固已大受猜忌。其后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然英拔之士，其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诠释故训，究索名物，真所谓“于世无患、与人无争”，学者可以自藏焉。又所谓经世之务者，固当与时消息，过时焉则不适用。治此学者既未能立见推行，则藏诸名山，终不免成为一种空论。等是空论，则浮薄之士，何尝不可剿说以自附？附者众则乱真而见厌矣。故乾嘉以降，此派衰熄，即治史学地理学者，亦全趋于考证方面，无复以议论行之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章学诚（字实斋）逆于时趋，既反对宋学空疏浅陋，亦否决当世专务考索，倡导“经世致用”，注重文史校雠，虽“江湖疲于奔走，然能撰著于车尘马足之间，策以及时勉学，无使白首无成，负其灵秀之钟，而与世俗之人归趣不相远也。”（《与邵二云论学》）

实斋二十六岁时，肄业国子监，1762-1764年间（壬午甲申），与至交往反论文，函稿“烂然盈箧笥”。1765年（乙酉）冬杪，实斋协助父亲编修《天门县志》，代父草拟《修志十议》，阐述其方志编撰见解，以为“修志有二便：地近则易覈，时近则迹真。...... 四要：要简，要严，要覈，要雅。”其时，实斋即有意借编修志乘，以讨探史志经世本旨。

实斋誓言：“丈夫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又言：“今之所谓修志，令长徒务空名，作者又鲜学识；上不过图注勤事考成，下不过苟资馆谷禄利。甚而邑绅因之以启奔竞，文士得之以舞曲笔；主宾各挟成见，同局或起牴牾，则其于修志事，虽不为亦可也。”

梁启超认为：实斋以清代惟一之史学大师，而不能得所藉手以独撰一史，除著成一精深博大之《文史通义》，及造端太宏未能卒业之《史籍考》外，其创作天才，悉表现于和州、毫州、永清三志及《湖北通志》稿中。“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

虽说宋元丰七年（1084年），朱长文著《吴郡图经续记》，自序言及“方志之学，先儒所重，故朱赣风俗之条，顾野王舆地之记，贾耽十道之录，称于前史。”然而，其方志撰述无多。

实斋关于斯学之贡献，首在改造方志之概念。前此言方志者，为“图经”之概念所囿，以为仅一地理书而止。实斋则谓方志乃《周官》小史、外史之遗，其目的专以供国史取材，非深通史法不能从事。（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实斋撰述方志之前，对斯学已有灼见，在《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第二书，纵论方志编纂，成一家之言。

《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

详赡明备，整齐画一，乃可为国史取材；否则总极精采，不过一家小说耳，又何裨焉？

今世志艺文者，多取长吏及邑绅所为诗赋、记序杂文，依类相附。甚而风云月露之无关惩创，生祠碑颂之全无实征，亦胥入焉。此姑无论是非，即使文俱典则，诗必雅驯，而铨次类录，诸体务臻，此亦选文之体，非复志乘之体矣。

凡捐资修志，开局延儒，实学未闻，凡例先广，务新耳目，顿易旧书。其实颠倒狙公，有何真见？州郡立志，仿自前明。当时草创之初，虽义例不甚整齐，文辞尚贵真实，剪裁多自己出；非若近日之习套相沿，轻隽小生，史字未曾全识，皆可奋笔妄修，窃叨汽脯者。然其书百无一存，此皆后凌前替，修新志者，袭旧志之纪载，而灭作者之姓名。充其义类，将班《书》既出，《史记》即付祖龙；欧、宋成书，《旧唐》遂可覆瓮与？仆以谓修志者，当续前人之纪载，不当毁前人之成书。即前志义例不明，文辞乖舛，我别为创制，更改成书，亦当听其并行，新新相续，不得擅毁；彼此得失，观者自有公论。仍取前书卷帙目录，作者姓氏，录入新志艺文考中，以备遗亡，庶得大公无我之意，且吾亦不致见毁于后人矣。

志之为体，当详于史，而今之志乘所载，百不及一。此无他，搜罗采辑，一时之耳目难周；掌故备藏，平日之专司无主也。尝拟当事者，欲使志无遗漏，平日当立一志乘科房，佥掾吏之稍通文墨者为之。凡政教典故，堂行事实，六曹案牍，一切皆令关会，目录真迹，汇册存库。异日开局纂修，取裁甚富，虽不当比拟列国史官，亦庶得州闾史胥之遗意。今既无及，当建言为将来法也。

志乃史体，原属天下公物，非一家墓志寿文，可以漫为浮誉，悦人耳目者。闻近世纂修，往往贿赂公行，请托作传，全无征实。此虽不肖浮薄文人所为，然善恶惩创，自不可废。今之志书，从无录及不善者，一则善善欲长之习见，一则惧罹后思之虚心尔。仆谓讥贬原不可为志体，据事直书，善否自见，直宽隐彰之意同，不可专事浮文，以虚誉为事也。

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 况天地间大节大义，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柱者乎！每见文人修志，凡景物流连，可骋文笔，典故考订，可夸博雅之处，无不津津累牍。一至孝子忠臣，义夫节妇，则寥寥数笔；甚而空存姓氏，行述一字不详，使观者若阅县令署役卯簿，又何取焉？

丈夫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因而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 非苟然为者。文安君又能虚心倾领，致币敦请，自必一破从前宿习,杀青未毕，而观者骇愕，以为创特，又岂一邑之书，而实天下之书矣。

《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

体裁宜得史法也。州县志乘，混杂无次，既非正体，编分纪表，亦涉僣妄，故前书折衷立法，以外纪、年谱、考、传四体为主，所以避潜史之嫌，而求纪载之实也。然虚名宜避国史，而实意当法古人。...... 而今志猥琐繁碎，不啻市井泉货注簿，米盐凌杂，又何观焉？或以长篇大章，如班固《食货》，马迁《平准》，大难结构。岂知文体既合史例，即使措辞，如布算子，亦自条理可观，切实有用。文字正不必沾沾顾虑，好为繁琐也。

成文宜标作者也。...... 虽用成文，而宾主分明，不同袭善。志为史体，其中不无引用成文，若如俗下之艺文选集，则作者本名，自应标於目录之下。

传体宜归画一也。...... 但以庸滥徇情为戒，不以篇幅广狭为拘，乃属善之善耳。

论断宜守谨严也。...... 至明祖纂修《元史》，谕宋濂等据事直书，勿加论赞，虽寓谨严之意，亦非公是之道。仆则以为，是非褒贬，第欲其平，论赞不妨附入，但不可作意轩轾，亦不得故恣吊诡。其有是非显然，不待推论，及传文已极抑扬，更无不尽之情者，不必勉强结撰，充备其数。

志体既取详赡，行文又贵简洁，以类纂之意，而行纪传之文，非加自注，何以明畅？但行文所载之事实，有须详考颠末，则可自注。如《潜虚》之自解文义，则非志体所宜尔。

实斋自言：余自乾隆丁亥（1767），旅困不能自存；依朱先生居，侘傺无聊甚。然由是得见当世名流及一时文人之所习业。（《任幼植别传》）

1768年（戊子），久居国子监，贫不知名。去年，欧阳瑾摄祭酒，首擢先生名第一。由是益厚遇之。是秋，国子监修志，遂令专司笔削。且瑾令修志，而志修于是年。1770年（庚寅），任朝（鹭传）除国子监丞。先生方以国子生与修《监志》，多与诸学官牴牾。（参见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

1771年（辛卯），仍居北京柳树井南冯宅。（《赠乐槐亭叙》）年来仍从事《国子监志》之编摩，殊不得意。朱棻元欲使作成《则例》一书，先生卒谢去。（《候朱春浦先生书》）1773年（癸已）二月，由宁波过会稽太平至和州，似因朱筠之介，应知州刘长城之聘，编摩《和州志》。（《书李梦登事》）

是年夏，实斋旅客宁绍台道署，再次与戴东原相遇。是时戴方主讲浙东金华书院。戴氏曾修《汾州府志》及《汾阳县志》，对实斋《和州志例》不以为然。实斋将两人论辩写入《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戴君经术淹贯，名久著於公卿间，而不解史学。闻余言史事，辄盛气凌之。见余《和州志例》，乃曰：“此于体例则甚古雅，然修志不贵古雅。余撰汾州诸志，皆从世俗，绝不异人，亦无一定义例，惟所便尔。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

余曰：“余于体例，求其是尔，非有心于求古雅也。然得其是者，未有不合于古雅者也。如云但须随俗，则世俗人皆可为之，又何须择人而后与哉？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如云但重沿革，而文献非其所急，则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何为集众启馆，敛费以数千金，卑辞厚币，邀君远赴，旷日持久，成书且累函哉？且古今沿革，非我臆测所能为也。考沿革者，取资载籍；载籍具在，人人得而考之，虽我今日有失，后人犹得而更正也。若夫一方文献，及时不与搜罗，编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则他日将有放失难稽，湮没无闻者矣。夫图事之要，莫若取后人所不得而救正者，加之意也。然则如余所见，考古固宜详慎；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耳。”戴他顾而语人曰：“沿革苟误，是通部之书皆误矣。名为此府若州之志，实非此府若州也，而可乎？”

余曰：“所谓沿革误而通部之书皆误者，亦止能误入载籍可稽之古事尔。古事误人，亦可凭古书而正之，事与沿革等耳。至若三数百年之内，遗文逸献之散见旁出，与夫口耳流传，未能必后人之不湮没者；以及兴举利弊，切于一方之实用者，则皆核实可稽，断无误于沿革之失考，而不切合于此府若州者也。”

冯君曰：“方志统合古今，乃为完书，岂仅为三数百年以内设邪？”余曰：“史部之书，详近略远，诸家类然，不独在方志也。《太史公书》详于汉制，其述虞、夏、商、周，显与六艺背者，亦颇有之。然六艺具在，人可凭而正史迁之失，则迁书虽误，犹无伤也。秦、楚之际，下逮天汉，百余年间，人将一惟迁书是凭；迁于此而不详，后世何由考其事耶？且今之修方志者，必欲统合今古，盖为前人之修是志，率多猥陋，无所取裁，不得已而发凡起例，如创造尔。如前志无憾，则但当续其所有，前志有阙，但当补其所无。夫方志之修，远者不过百年，近者不过三数十年。今远期于三数百年，以其事虽递修，而义同创造，特宽为之计尔。若果前志可取，正不必尽方志而皆计及于三数百年也。夫修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也。时殊势异，旧志不能兼该，是以远或百年，近或三数十年，须更修也。若云但考沿革，而他非所重，则沿革明显，毋庸考订之州县，可无庸修志矣。”冯君恍悟曰：“然！”

戴拂衣径去。明日示余《汾州府志》，曰：“余于沿革之外，非无别裁卓见者也。旧志人物门类，乃首名僧，余欲删之，而所载实事，卓卓如彼，又不可去。然僧岂可以为人？他志编次人物之中，无识甚矣。余思名僧必居古寺，古寺当归古迹，故取名僧事实，归之古迹，庸史不解此创例也。”

余曰：“古迹非志所重，当附见於舆地之图，不当自为专门，古迹而立专门，乃统志类纂名目，陋儒袭之，入于方志，非通裁也。如云僧不可以为人，则彼血肉之躯，非木非石，毕竟是何物邪？笔削之例至严，极于《春秋》，其所诛贬，极于乱臣贼子，亦止正其名而诛贬之，不闻不以为人，而书法异于圆首方足之伦也。且人物仿史例也；史于奸臣叛贼，犹与忠良并列于传，不闻不以为人，而附于地理志也。削僧事而不载，不过俚儒之见耳。以古迹为名僧之留辙，而不以人物为名，则《会稽志》禹穴，而人物无禹；《偃师志》汤墓，而人物无汤；《曲阜志》孔林，而人物无孔子。彼名僧者，何幸而得与禹、汤、孔子同其尊欤？无其识而强作解事，固不如庸俗之犹免於怪妄也。” （《文史通义》卷八 外篇三 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二）

1777-1779年间（丁酉己亥），实斋应至交周震荣延召，编修《永清县志》，期间，入京应顺天乡试。实斋前此尝七应乡试，凡三中（兼副榜），一荐，一备，二落。（《与汪龙庄简》）旋成进士。归部待铨。自以迂疏，不敢入仕。

次年五月，返永清，续修《永清志》。周震荣待实斋甚优，先生自述修志时事云：“丁酉戊戌之间，君馆余修《永清志》。以族志多所挂漏，官绅采访，非略则扰，因具车从，橐笔载酒，请余周历县境侵游，以尽委备。...... 得唐宋辽金刻画一十余通，咸著于录。又以妇人无阃外事，而贞节孝烈录于方志，文多雷同，观者无所兴感，则访其见存者，安车迎至馆中，俾自述其生平。其不愿至者，或走访其家，以礼相见，引端究绪，其间悲欢情乐，殆于人心如面之不同也。前后接见五十余人，余皆详为之传，其文随人更易，不复为方志公家之言。”（《周筤谷别传》、《庚辛亡友传》）

己亥年七月，《永清志》成，获后人盛赞，“其结构森密，吐韵铿锵，曾推为畿辅冠，脍炙人口。”（朱颐震《重刊永清县志序》）但实斋不以为然，歉言：永清撰志，去今十二年；和州则十八年矣。由今观之，悔笔甚多，乃知文字不宜轻刻板也。...... 清全志，颇恨芜杂，近已删定二十六篇，为《永清新志》十篇，稍赎十二年前学力未到之憾。（《又与周永清论文》）

1782年（壬寅），春，图事辄蹶。三月，实斋游河南，失礼于□海度，不得志而归。中途遇盗，尽失其囊箧及生平撰著。狼狈衣短葛，走投同年生张维祺于直隶肥乡县衙。维祺聘主肥乡清漳书院讲席，生活仍极困难。屡致书梁国治、邵晋涵等求救（《庚辛之间亡友传》、《与邵与桐书》等）。《上梁相公（治国）书》最悲愤，略曰：

学诚...... 兹则驰驱半载，终无所遇。一家十五六口，浮寓都门，嗷嗷待哺，秋尽无衣。数年遭困以来，未有若此之甚者。目今留滞肥乡，至于都门内外，一切糊口生涯，无论力不能谋，且地处僻远，消息亦无从刺访。当此水火急迫之际，不得仰望长者知己一为拯援，先生当不以为躁也。...... 妄自诩谓：稍辨黍麦，不甘自弃。又自以为迂拘不合世用。惟是读古人书，泾渭黑白，差觉不诬。若不逼于困苦饥寒，呼吁哀号，失其故态，则毛生颖故投囊，张仪舌犹在口，尚思用其专长，殚经究史，宽以岁月，庶几勒成一家。其于古今学术，未必稍无裨补。若使尘封笔砚，仆仆风霜，求一饱之无时，混四民而有愧；则不过数十寒暑，便无此身，以所得之甚难而汨没之甚易，当亦长者之所恻然悯惜者也！（《上梁相公书》，《章学诚遗书·外集》卷二）

此次遇盗，凡四十四岁以前撰著文章，荡然不存一篇。实斋不幸，以此为最甚。后来虽从故旧家存录别本借抄，名之曰《辛丑年抄》。然十成之中，仅得四五。（参见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

清乾隆五年刻本《亳州志》

1789年（已酉）秋，实斋应知州裴振邀，编修《亳州志》，次年二月撰成。先生对于《亳州志》，自视甚得意，故《与周永清论文》云：

近日撰《亳州志》，颇有新得；视和州、永清之志，一半为土苴矣。主人雅相信任，不以一语旁参，与足下同。而地广道远，仆又逼于楚行；四乡名迹，未尽游涉；而孀妇之现存者，不能与之面询委曲：差觉不如永清。然文献足征，又较永清为远胜矣。此志，拟之于史，当与陈范抗行。义例之精，则又《文史通义》中之最上乘也。世人忽近贵远，自不察耳。后世是非终有定评。如有良史才出，读《亳志》而心知其意，不特方志奉为开山之祖，即史家得其一二精义，亦当尊为不祧之宗。此中自信颇真，言大实非夸也。

实斋《与史余邨》亦言及此事：

近撰《亳州志》，更有进境。《新唐书》以至宋元诸史书志之体不免繁芜，而汰之又似不可，则不解掌故别有专书，不当事事求备也。列传猥滥，固由文笔不任，然亦不解表例，不特如顾宁人所指班、马诸年表已也。班氏古今人表，史家诟詈，几如众射之的。仆细审之，岂惟不可轻訾，乃大有关系之作，史家必当奉为不祧之宗。...... 此例一复，则列传自可清其芜累耳。

《文史通义》卷七 外篇二 《毫州志·人物表》例议下

方志之表人物，何所仿乎？曰：将以救方志之弊也，非谓必欲仿乎史也，而史裁亦于是具焉而已。今之修方志者，其志人物，使人无可表也。且其所志人物，反类人物表焉，而更无所谓人物志焉，而表又非其表也，盖方志之弊也久矣！史自司马以来，列传之体，未有易焉者也。

方志为国史所取裁，则列人物而为传，宜较国史加详；而今之志人物青，删略事实，总撷大意，约略方幅，区分门类。其文非叙非论，似散似骈；尺牍寒温之辞，簿书结勘之语，滥收猥入，无复翦裁；至于品皆曾、史，治尽龚、黄，学必汉儒，贞皆姜女，面目如一，情性难求，斯固等于自郐无讥，存而不论可矣。即有一二矫矫，雅尚别裁，则又简略其辞，谬托高古，或仿《竹书》记注，或摩石刻题名，虽无庸恶肤言，实昧通裁达识，所谓似表非表，似注非注，其为痼弊久矣。是以国史宁取家乘，不收方志，凡以此也。

夫志者，志也。人物列传，必取别识心裁，法《春秋》之谨严，含诗人之比兴。离合取舍，将以成其家言，虽曰一方之志，亦国史之具体而微矣。今为人物列表，其善盖有三焉：前代帝王后妃，今存故里，志家收于人物，于义未安，削而不载，又似阙典。是以方志遇此，聚讼纷然；而私智穿凿之流，往往节录本纪，巧更名目，辗转位置，终无确当。今于传删人物，而于表列帝王，则去取皆宜，永为成法，其善一也。史传人物本详，志家反节其略；此本类书摘比，实非史氏通裁；然既举事文归于其义，则简册具有名姓，亦必不能一概而收，如类纂也。兹于古人见史策者，传例苟无可登，列名人物之表，庶几密而不猥，疏而不漏，其善二也。史家事迹，日详于耳，宽今严古，势有使然；至于乡党自好，家庭小善，义行但存标题，节操止开年例，史法不收，志家宜具，传无可著之实，则文不繁猥；表有特著之名，则义无屈抑，其善三也。凡此三者，皆近志之通病，而作家之所难言，故曰：“方志之表人物，将以救方志之弊也。”

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总结道：先生所作诸志，至是体例始完备。文征之例起于《和州志》，《永清志》详于六书，但掌故未成专书。《阙访》之列传与《前志》之列传，二例亦起于《和州志》，得人表而法更简要。掌故之列为专书，确是先生的一大贡献。前此先生论方志，虽自夸得史法，其实仍是文家居十之七八，而史家仅居二三。至掌故一例成立，方才可称为史家之“方志”。先生后来作《方志立三书议》曰：

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

实斋有关方志编修的卓见甚多，与友朋书以及序跋中，多有论述，如《文史通义》卷八·外篇三所载诸篇，批评方志撰述之流弊：

报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

盖方志之弊久矣，流俗猥滥之书，固可不论；而雅意拂拭，取足成家，则往往有之。大抵有文人之书，学人之书，辞人之书，说家之书，史家之书，惟史家为得其正宗。而史家又有著作之史，与纂辑之史，途径不一。著作之史，宋人以还，绝不多见；而纂辑之史，则以博雅为事，以一字必有按据为归，错综排比，整炼而有剪裁，斯为美也。

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

余曰：“如君所言，修志如何而后可？”章君曰：“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必有义焉，史家著作之微旨也。一方掌故，何取一人著作；然不讬于著作，则不能以传世而行远也。文案簿籍，非不详明，特难乎其久也。是以贵专家焉。专家之旨，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以言传也。其可以言传者，则规矩法度，必明全史之通裁也。明全史之通裁，当奈何？曰：知方志非地理专书，则山川都里，坊表名胜，皆当汇入地理，而不可分占篇目，失宾主之义也。知方志为国史取裁，则人物当详于史传，而不可节录大略；艺文当详载书目，而不可类选诗文也。知方志为史部要删，则胥吏案牍，文士绮言，皆无所用，而体裁当规史法也，此则其可言者也。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然家谱有征，则县志取焉；县志有征，则国史取焉。今修一代之史，盖有取于家谱者矣，未闻取于县志，则荒略无稽，荐绅先生所难言也。然其故，实始於误仿图经纂类之名目，此则不可不明辨也。”

书《武功志》后

康海《武功志》三卷，又分七篇，各为之目：一曰《地理》，二曰《建置》，三曰《祠祀》，四曰《田赋》，五曰《宫师》，六曰《人物》，七曰《选举》。首仿古人著述，别为篇叙，高自位置，几于不让，而世多称之。王氏士桢亦谓“文简事核，训辞尔雅”。后人至欲奉为修志楷模，可为幸矣！夫康氏以二万许言，成书三卷，作一县志，自以谓高简矣。今观其书，芜秽特甚。盖缘不知史家法度，文章体裁，而惟以约省卷篇，谓之高简，则谁不能为高简邪？

志乃史裁，苟于事理无关，例不滥收诗赋，康氏于名胜古迹，猥登无用诗文，其与俗下修志，以文选之例为艺文者，相去有几？

书《朝邑志》后

韩邦靖《朝邑志》二卷，为书七篇：一曰《总志》，二曰《风俗》，三曰《物产》，四曰《田赋》，五曰《名宦》，六曰《人物》，七曰《杂记》，总约不过六七千言，用纸十六七番，志乘之简，无有过於此者。康《武功》极意求简，望之瞠乎后矣。康为作序，亦极称之。今观文笔，较康实觉简净。惟《总志》于古迹中，入唐诗数首，为芜杂耳。

康氏、韩氏，皆能文之士，而不解史学，又欲求异于人，故其为书，不情至此，作者所不屑道也。然康氏犹存时人修志规模，故以志法绳之，疵谬百出。韩氏则更不可以为志，直是一篇无韵之《朝邑赋》，又是一篇强分门类之《朝邑考》，入于六朝小书短记之中，如《陈留风俗》、《洛阳伽蓝》诸传记，不以史家正例求之，未始不可通也。故余于《武功》、《朝邑》二家之志，以《朝邑》为稍优。然《朝邑志》之疵病虽少，而程济从建文事，滥采野史，不考事实，一谬也。并选举于人物，而举人进士不载科年，二谬也。书其父事，称韩家君名，至今人不知其父何名。列女有韩太宜人张氏，自系邦靖尊属，但使人至今不知为何人之妻？何人之母？古人临文不讳，或谓司马迁讳其父谈为同，然《滑稽传》有“谈言微中”，不讳谈字，恐讳名之说未确，就使讳之，而自叙家世，必实著其父名，所以使后人有所考也。今邦靖讳其父，而使人不知为谁，称其尊属为太宜人，而使人不知为谁之妻母，则是没其先人行事，欲求加人而反损矣。三谬也。

至于篇卷之名，古人以竹简为篇，简策不胜，则别自为编，识以甲乙，便稽核耳。后人以缯帛成卷，较竹简所载为多，故以篇为文之起讫，而卷则概以轴之所胜为量，篇有义理，而卷无义理故也。近代则纸册写书，较之卷轴，可增倍蓰，题名为卷，不过存古名耳。如累纸不须别自为册，则分篇者毋庸更分卷数，为其本自无义理也。

今《武功》、《朝邑》二志，其意嫌如俗纂之分门类，而括题俱以篇名，可谓得古人之似矣。《武功》用纸六十余番，一册足用，而必分七篇以为三卷，于义已无所取。《朝邑》用纸仅十余番，不足一册之用，而亦分七篇以为二卷，则何说也？或曰此乃末节，非关文义，何为屑屑较之。不知二家方以作者自命，此等篇题名目，犹且不达古人之意，则其一笔一削，希风前哲，不自度德量力，概可知矣。

梁启超赞曰：实斋之于史，盖有天才，而学识又足以副之。其一生工作，全费于手撰各志，随处表现其创造精神。以视刘子玄、郑渔仲，成绩则既过之矣。今和、毫二志，传本既甚希，吾侪仅在《文史通义》外篇见其叙例；《湖北通志》，则毕秋帆去职后，全局皆翻；嘉庆官本，章著痕迹渺不复存，幸而《遗书》中有检存稿及未成稿数十篇，得以窥其崖略。然固已为史界独有千古之作品，不独方志之圣而已。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