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妾画舫与破笔狂章惊现浪子美学！杨维桢的“末日书法”！第二话

发布时间：2025-10-06 17:24 浏览量：21

（续上）

元朝灭亡后，朱元璋召杨维桢前往南京修撰礼乐书，并以安车隆重迎接。杨维桢作《老客妇谣》表明自己不愿改变志向，留京一百一十天，待书叙例纂定后，便请求归乡。朱元璋只好仍以安车送其还乡，宋濂赠诗赞曰：“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

实际上，杨维桢五十多岁后，主要活动于浙西、姑苏、松江等地。他时而以授徒维持生计，时而成为富家食客，纵情山水之间，沉溺于诗酒声色。明瞿佑《归田诗话》记载：“杨廉夫晚年居松江有四妾：竹枝、柳枝、桃花、杏花，皆能声乐。乘大画舫，恣意所之，豪门巨室，争相迎致。时人有诗云：竹枝柳枝桃杏花，吹弹歌舞拨琵琶。可怜一解杨夫子，变作江南散乐家。”

杨维桢从满怀理想的能吏转变为耽于声色的风流浪子，后半生的生活转变，使他偏离了理想的人生轨迹，内心陷入极度的矛盾与痛苦之中。这种曲折独特的人生际遇，有意无意地在他的书法中得以体现。诚如清伍元华所言：常人 “但知其因不平而寓意于诗，不知其寄情于字”。

2、动乱多变的时代

蒙元统治者尚武轻文，长期废止科举制度，直至元仁宗皇庆二年（公元 1313 年）才颁布科举诏书，延祐二年（公元 1315 年）正式开科取士。汉族文人，尤其是南宋文人，即便登第也往往难以得到重用，大多只能担任佐贰下僚或杂职官。

杨维桢自钱清场盐司令丁艰后，十年未获调任，大部分时间在钱塘和东吴度过，生活既有优游之时，也有避乱之际。

他有时为富家子弟授课，有时担任诗文评点主考。在玉山草堂，杨维桢成为最具号召力的诗会盟主，以他为核心，形成了一个东吴作家群体。这个群体的文艺思想以张扬个性、不拘一格、求新求异为特征。这种思潮深刻影响了杨维桢的诗文与书法创作，促使其作品愈发个性化。元末的东吴，亦是文人画的核心重镇，黄公望、倪瓒、王蒙皆在此生活，杨维桢与他们交往频繁，在诗画创作上相互推崇、相互影响，结下深厚情谊。

文人画崇尚写意抒情，黄公望雄伟简远的画风、倪瓒秀峭新雅的画格，也对杨维桢的书法创作产生影响，使其书法别具画意，时而沉郁迫切，时而劲拔清丽。

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心中无法排解的郁闷，皆倾诉于诗文与书法之中，正所谓 “酒酣以往，笔墨横飞”。他那种点画狼藉、字形歪斜、矫杰横发的写法，流露出的是一种勃郁沉痛的不平之气，而这也正是人们所说的 “乱世气” 在杨维桢书法中的体现。七十四岁他完成代表作《元杨维桢壶月轩记及二诗卷》。

3、重 “自我”、尚 “情性” 的思想

陆九渊的心学以整个宇宙为背景，他主张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吾心” 凌驾于天地宇宙之上，极力扩张主观自我。杨维桢承续了陆九渊的思想，对一切权威嗤之以鼻，摒弃纲常伦理，公然背离儒家的根本宗旨，发出 “天子不能子”、“男女欲不绝” 的惊世之语。这种对自我的坚定肯定以及蔑视世间一切的意识，对现有的秩序与信念极具破坏力，堪称对传统 “士志于道” 观念的大胆反拨。

在接纳陆九渊思想的同时，杨维桢也深受道家思想浸润。他自号 “铁笛道人”“抱遗道人” 等。在其《我我说》一文中，他提到 “有我者固非，而无我者亦不是也。故有我为杨氏，无我为墨子。” 他对高子昭所提出的 “我我” 理念极为赞赏，即 “未尝有我，亦未尝无我，超然见于杨、墨之上”。归根结底，这其中蕴含着对自我的肯定。此外，杨维桢还提出 “自然” 理论，在其《自然铭》中主张每个人都应依循自己的意愿生活，各自坚守志向，在社会价值评判层面，并无高低贵贱之分。

在这种弘扬自我反叛意识的引领下，杨维桢的生活态度愈发背离传统礼法。他著文赞誉商人、工匠、艺妓、乐师、医卜星相之人，热衷于创作宫词、艳诗，沉迷声色，甘愿成为 “嬉春道人”、“风月福人”。

作为元末明初的文坛领袖，他积极投身文学革新，尤其是他所倡导的古乐府运动，以他为首的 “铁崖诗派”，将元诗推向了新的高潮。

三杨维桢书法艺术的意义

1. 于书法本体矫正时弊，为元末书坛注入活力

书法至唐代，楷书与草书臻于巅峰之境。欧阳询、褚遂良、张旭、颜真卿、怀素、柳公权等一众书法家，以其卓越的艺术成就，令后人难以望其项背。“尚法”，成为唐代书法的显著特征。隋末及初唐时期，在唐太宗李世民的大力倡导以及褚遂良的积极推动下，书法界延续了王羲之父子秀雅俊逸的传统。而至盛唐、中唐，经张旭与颜真卿的大胆革新，书法风格转趋刚健雄浑。

然而，到晚唐与五代，书道渐趋衰落，直至杨凝式的出现，才重新接续王羲之父子的书脉，综合前代贤人的笔法，形成健雅遒丽的风格。

宋初书法承续前代余绪，风格更偏向秀丽。直至苏东坡、黄庭坚和米芾开创 “尚意” 书风，风神洒脱、雄健开张、姿态万千，且各具独特风格。

赵孟頫高举复古主义大旗以变革书法。他认为复古的关键在于复兴魏晋笔法，对王羲之父子推崇备至，赞曰：“王羲之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传子献之，超佚特甚，故历代善书者，必以王氏父子为举首。” 他强调复兴以王羲之父子为代表的魏晋古法，称：“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需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右军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

然而元代书法家模仿王羲之父子的风格大多相近，被动且保守，缺乏鲜明个性，即便赵孟頫本人，对王羲之父子笔法的理解亦存在偏差，如用笔过于一致停匀，结体过于均衡整齐，失却王羲之父子的天然灵韵。到元末，举世皆学赵体，书风千篇一律，流于平庸甜熟。杨维桢回波逆浪，异军突起，乱头粗服，荒率疏野，急流直泻。杨维桢的书法为沉滞的元末书坛带来清新气息。

2. 引领风格走向，开启后世书家先河

杨维桢身为文章巨擘、诗坛领袖，在元末明初影响深远，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其书法亦对同时代人产生诸多影响。句曲外史张雨，身为当时著名道士，寄情山水，诗文字画俱佳，被誉为当朝道品第一。晚年张雨与杨维桢交往频繁，书法受杨维桢影响，一改往昔中正平和之态。如他的晚年作品《元张雨杨维桢文信行书诗文合卷》，用笔夸张，结字歪斜，墨色枯浓相间，章法跳荡奔腾，尽显杨维桢奇崛孤傲的书法风貌。

元代书坛，章草颇为盛行，鲜于枢、邓文原、康里巎巎、泰不华等皆为章草名家，但均受赵孟頫书风影响。杨维桢在行草书创作中，创造性地融入章草笔法，并参入六朝碑版笔意，大胆夸张，形成生辣硬拗的风格，既具古意，又有新貌。元末明初的章草大家宋克，深受杨维桢的影响与提携。宋克，字仲温，长洲（吴县）人，与杨维桢相差三十岁，二人结为忘年之交。

宋克是元末明初唯一将章草作为主要书法创作书体的书家，其用笔深受杨维桢章草用笔影响。从《明宋克公宴诗轴》可见，他已熟练运用杨维桢将行草书等多种书法用笔融合于章草的手法，别开生面，熔楷、行、章草于一炉，笔力清劲古雅，结字萧散疏宕，通篇一气呵成。宋克对杨维桢章草艺术的继承与发扬，使其成为明初书坛章草书的盟主，推动章草这一书体复兴并达到又一高峰，进而影响了整个明代草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