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学论著 │ 陈东有：《金瓶梅诗词文化鉴析》

《金瓶梅诗词文化鉴析》 陈东有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

凡例

一、是书收录《金瓶梅词话》中的全部诗词，选择其中一百三十六篇含有丰富文化内涵之诗词，进行注释和鉴析，其余作为附录。

二、是书注释鉴析之目的在于：疏其生僻以便阅读，通其隐晦以供欣赏，溯其源委以辨迟早，究其虚实以明是非，发当日民众心态于字里行间，掘古今文化沉积于句端辞尾。

三、注释部分，凡有据可查证者，皆注明出处；多意或歧义者，取相关意义，或取若干意义同时注明有关者。无出处无根据者，以自己的理解作注释，并表明商榷意向。

四、鉴析部分，先概括介绍本章回情节或有关故事内容，后作分析。分析中对诗词的分析和对有关情节、人物、文化内涵等内容的分析或交叉结合进行，或分层依次进行。

五、鉴折中所引用的诗词曲赋，凡属《金瓶梅词话》中且又是整首（篇）的，则在目录中注明，以便查阅。

六、《金瓶梅词话》中的诗词有不少与别的小说所用诗词或完全相同，或部分相同，本书在采用研究同仁有关材料的同时，作进一步引证比较，置于鉴析之末尾。

后记（初版）

对《金瓶梅词话》诗词进行文化研究的工作开始于一九八七年，当时我刚刚考取汉语史研究生，我的女儿刚满周岁。

然而，着手搜集资料后不久，便深深感到：如果不首先对全书的文化内涵予以总体把握，不对作品的文化背景予以宏观研究，一部巨著的数百首诗词的文化研究势必弄成零碎散片；如果仅是借用别的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至多在注释与分析诗词本身时产生效果，却不能使自己对一部杰作的研究系统化。

于是，一九八八年初，我先把对全书的文化研究放到了首位，这就是一九八八年底完成的《金瓶梅——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断面》一书（花城出版社一九九○年四月出版，责任编辑是温文认先生和谢日新先生）。

一九八九年，我一边准备自己的硕士论文，一边动手进行诗词文化的研究工作。年底，论文答辨一结束，即开始了本书的撰写。

我的这项文化研究，困难在于如何跳出传统的道德樊篱。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研究不是不应有道德的角度，而是如何从更广的视野去探索，不以道德评判为研究的唯一砝码、主要砝码。

文化作为某一社会发展的总和，不可能像挑剔鲜花毒草那样一分为二由你选择好坏善恶，也不可能让人们对它泼去污秽留下婴孩。

文化犹如一位母亲，她在谋求自己的生存发展之时，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与表现；她有自己的个性特征。

你要肢解她来作选择，无疑是在毁灭她，她就是一个存在的整体。

你想否定她？你自己身上就有她的血和肉，你某些生存方式和思想性情就是她传给你的。你要肯定她？那你将永远只是个长不成大人的儿子，离不开娘的闺女。

她慈爱、温柔，数千年来以宽大的胸怀包容了一切；她又专横、嫉妒，狭小的肚量和短浅的目光难以容忍一沙一尘直至苛刻无极。而且，这一切又无时不交错混合，叫人欲说难言，欲辨难明。

研究文化，就是要揭示文化的复杂内涵及其本质特征；从大文化广角度去研究文学，就必须认识文化的这些内涵和本质特征对文学的关系。

我们都属于这个文化圈中之人，有对这个文化的体验，有更好地研究她的条件。

但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要真正地把握这种研究，又需跳得出来，否则，当局者迷。

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跳出樊篱的痕迹，屁股后面仍拖着挣不断的千丝万缕。

研究工作进行中，我得到了许多先生的帮助和支持，吴大逵、杨忠二位先生在学术上对我启发很大。

我的导师、年已古稀的罗元诰先生在学风与学识上直接帮助了我的研究工作。

一九八九年，我有幸应邀参加了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并就有关作品的艺术思维问题作了大会报告和答辨。意想不到的是引起了那么多专家学者的争论与商榷。在争论与商榷之中，又结识了许多同仁。

分组讨论时，著名学者王利器先生对我在文化研究中提出的“运河经济文化”、“商业小社会”等观点颇感兴趣。他那热情而又认真的指导，平等而又严肃的商讨，使我获益非浅。

对古诗词作注释，对古典文学作品作文化鉴析，需要作者有深厚的功底和广博的古文化知识以及深邃的思想。

我自知功底浅薄，知识面狭窄，思想浅陋，使这项研究工作藏有我自己发现不了的漏缺不足甚至谬误。我期待着诸位学术同仁和广大读者对此拙著的评论和指谬。

再 记

此书初稿完成于一九九〇年六月初，经王利器先生和罗元诰先生的指教，是年底定稿。

一年多来，为出版事务几经周折，现在承蒙巴蜀书社鼎力支持，得以出版。为此，谨向巴蜀书社和为此事付出心血的编辑先生致以真挚的谢意。

陈东有

一九九二年二月

修订版后记

本书首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不觉二十年过去了。

最近几年，有读者朋友建议可以做一些修订工作再版，因为书中很多诗词不仅具有欣赏价值，也有警示人心、启迪人志的作用，是文学作品中的“菜根谭”，是另一种“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

但毕竟涉及我自己的研究，话不可说过头了。在文化的批判中，道德不是用来批判的，既不是批判的武器，也不是批判的对象。

道德是自我修养的利器，是自鉴的明镜，是律我的规范。道德在文化批判中的作用即为此。

所以在《金瓶梅》的研究中，道德批判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而道德自鉴的力量却可以无限延伸。

《金瓶梅》中大量的诗词来自民间，是民间百姓道德自律的标本，值得今人借鉴。修订工作要做，再版也不是不可，效果如何，还请广大读者朋友批评，希望这次修订再版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衷心感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姚雪雪社长的大力支持，衷心感谢毛军英女士及各位编辑所做的一切努力。

陈东有
二〇一四年初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