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点生活｜“外公”题记

外孙女语浠今年十二岁，每当她清脆地喊出“外公”二字，我心底总会涌起甜滋滋、暖融融的亲切感，满是为人外公的幸福。

这声“外公”，也常让我想起母亲的父亲——我素未谋面的亲外公。自记事起，我只知晓他的名字，却从未见过他的模样，这份“未曾相见”的遗憾，成了我心底挥之不去的“落空”。

直到后来，我从舅舅沈国良的《我的家世与人生》、母亲沈国珠的回忆录《逝去的岁月》，以及相关史料中，才渐渐拼凑出外公清晰的轮廓，也对他生出深深的怀念与敬仰。

舅舅沈国良著《我的家世与人生》。

母亲沈国珠的回忆录《逝世的岁月》。

据《浙江民国人物大辞典》及桐庐县委党史研究室提供的资料记载：沈德亨，字嘉会，1909年12月生于桐庐县，毕业于浙江警官学校第二期，后为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八期学员。1937年7月, 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关头，国民党党员沈德亨投入抗日, 转战浙西山区。曾在香泉山华林寺开办“浙江青年抗日救国训练班”。沈德亨后任国民政府国防部情报局设计委员、 上海普陀区公安局长。

外公沈德亨

外公的家族是世代书香的名门望族：曾祖父沈作夔是清代武举人，官至浙抚都司；祖父沈日融在直隶省（今河北）为官；父亲沈祖周公是清末秀才，一生清廉赋闲，在地方德高望重。受家庭熏陶，外公自幼聪慧好学、知书识礼，少年时便显露出过人禀赋；青中年时期，他外貌英俊、学识渊博，举止洒脱且文笔出众，认识他或与他共事过的人，无不对他的人品、气度、胆识与才华称赞有加。

外公的一生，与家国命运紧密相连。早年他投身军界，历任排长、连长、参谋等职；1930年代在浙江省保安司令部任职期间，曾任保安处警宪大队中校大队长、军事委员会东南特训班上校大队长；1940年代调任上海市警察局督导长，先后主管杨思、邑庙、普陀等分局。

网络图片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华民族陷入生死存亡关头，外公毅然投入抗日救亡运动，转战浙西山区。他曾在香泉山华林寺开办“浙江青年抗日救国训练班”，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浙江诸（暨）嵊（县）新（昌）宁（海）游击总队政治队队长、军委会西安水陆统一检查所上校所长等职。那时的他，白天忙于训练爱国青年，晚间邀志士研究游击战术，向青年战士灌输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为抗日积蓄力量。这支经他训练的队伍，在与日寇正面交战时，因训练有素曾获战果；即便在敌强我弱的局势下，也因指挥灵活，成功保存了实力。

抗战中期，外公调往西安、重庆等地担任军政要职，负责干部训练。他在岗位上勤奋尽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出色完成各项任务，深得上级认可与部属好评。工作之余，他常与旅渝同乡好友相聚——如申屠铁肩夫妇、戴氏昆仲、张一匡，还有同为桐庐籍的叶浅予先生。他们纵谈古今、议论国是，字里行间满着忧国忧民的赤诚。

抗战胜利后，外公随宣铁吾将军接管上海警政，先后任上海市警察总局督察长及杨思、邑庙、普陀等分局局长。战后的上海龙蛇混杂，他办事干练、雷厉风行，在维护地方治安、稳定社会秩序上成绩斐然，获舆论赞扬。

1947年，国民党政府举办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普选，外公受桐庐父老垂爱，经五百人签署提名成为候选人。面对颇负盛名的许良玉将军、申屠宸法官，他最终以最高票当选。事后，许良玉将军特地从西安发电祝贺，字里行间满是对他“慷慨好友、真挚诚厚”的敬佩，足见其人品声望。

《桐庐乡讯》文稿。

那时的桐庐，经战乱洗劫后百废待兴，学校教育更是陷入危机——连教职员工的薪金都无着落。县长吴一飞万般无奈下赴上海求援，外公得知后，从“启迪民智、培育人才”的初心出发，亲自奔走呼吁，募得法币一亿元作为桐庐教育基金，解了燃眉之急，让师生得以继续教学读书。他还常接待来沪求职的家乡人，乐善好施；发起成立桐庐旅沪同乡会与桐庐大专同学会上海分会，以“敬慕桑梓”之心，为复兴家乡经济、文化出力。

桐庐横村：远处，横村建起了沟通两岸的大桥；近处，当年轻便的小舟，踪影依旧。

1949年，外公赴台。他始终牵挂家乡，倡导“爱乡不忘爱国，爱国必先爱乡”，积极组织旅台乡友联谊会（1992年改为台北市桐庐同乡会）。他带头缴纳会费，捐新台币五万元补助同乡会经费，还为会刊《桐庐乡讯》题写刊名，并在创刊号发表《忆桐庐，怀旧雨》——文中回顾一生经历，动情写道：“故乡山川人物，一草一木，一丘一壑，都与我滋有无限深情，所谓‘月是故乡明’，怎不梦绕魂牵！”

外公沈德亨手迹（婉珠：我的母亲沈国珠小名）

1985年秋，舅舅沈国良赴洛杉矶探亲，外公在交谈中反复询问家乡发展，直言愿为家乡教育、文化尽心力；1992年冬，他提出在桐庐捐建图书馆的设想。舅舅受家人委托回乡考察、制定方案后，外公等人共捐资二十万元人民币，资助省重点桐庐中学。1994年5月图书馆奠基，1995年5月落成，以他的字命名为“嘉会图书馆”——这座宽敞美观的建筑，至今仍为家乡莘莘学子拓展知识、成长成才提供着助力。

1994年10月，舅舅沈国良赴京拜访桐庐籍著名画家叶浅予（左）。

我还从舅舅的文字里，读到过外婆与母亲们的往事：抗日战争前，外公在杭州任职时，曾带外婆与母亲在杭州生活；后因战事趋紧，才安排她们回桐庐横村。战乱中，外婆带着舅舅、母亲与娘姨逃难至下俞村，夏夜摇蒲扇为孩子们驱蚊虫，冬夜在油灯下缝补衣裳鞋袜。有一年腊月二十八，舅舅从沪杭读书回桐庐，步行至下俞村口时，见外婆站在大树下等候——“我算计着你总该回来了，所以天天都在盼你啊！”母子相见时，外婆含泪的笑，成了岁月里最暖的印记。

1953年10月，舅舅沈国良入伍后返乡，去分水看望了在粮站工作的大妹沈国珠和在分中读书的小妹沈瑞珠。

1952年春，外婆积劳成疾，病重时口吐鲜血，在病榻上反复呼唤舅舅的名字，盼能见爱子最后一面。可那时舅舅远在安徽滁县，因入伍接受严格考验，加之路途不便，实在无法返乡，只能寄去仅有的八元钱（旧币八万元）。他至今愧疚：不知这笔钱送到时，母亲是仍在病榻呻吟，还是已撒手人寰。而外婆去世前两年，还拖着病体在斜山盖了三间小草屋，与舅舅的祖母相依为命；她病故时，因家中清贫，连棺木都用不上，最终以最简便的方式安葬在草屋附近。

外公沈德亨晚年照。

如今，外孙女的一声“外公”，让我想起自己的外公——那个未曾谋面，却用一生诠释“家国情怀”与“桑梓深情”的沈德亨先生。他的故事，藏在史料里、文字中，更刻在我们后辈的心里，代代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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