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爱国｜河西历史文化的诗意书写与文体创新

河西历史文化的诗意书写与文体创新

——简评汪泉先生《河西走廊诗传》

刘爱国

在文学创作的崇高追求中，为山川立传、为河流写照、为历史事件存真、为历史人物立言，始终是写作者们心向往之的精神高地。汪泉先生的《河西走廊诗传》以诗歌为体，以传记为用，为这片横亘于中国西北的文明通道构建了一座文字的纪念碑。这部作品不仅是对地理空间的诗意描绘，更是对时间纵深的历史叩问，它以独特的文体实验，开创了河西走廊文学书写的新实验新范本。

《河西走廊诗传》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其文体的创新与突破。作品将诗歌的抒情性与传记的叙事性巧妙融合，以诗传的结构重构历史记忆。诗歌赋予历史以温度，传记赋予诗歌以骨架，这种“诗传体”既避免了纯历史书写的滞重，又超越了传统诗歌的碎片化表达，形成了一种承载河西走廊千年沧桑的复合型文体。法显、玄奘西去，鸠摩罗什东来以及张骞手持节杖的身影化为诗行，当汉武帝移民屯边的政策成为韵律，隋炀帝西征的壮歌。历史不再是冰冷的记载，而成为可感可触的生命体验。这种文体的创造，不仅为河西走廊的文学表达找到了新的路径，拓宽了历史书写的艺术边界，让文艺创作的形式和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河西走廊作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处，文化魅力源于不同文明的碰撞与融合。《河西走廊诗传》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特质，通过法显西去、玄奘求法、鸠摩罗什东来的历史身影，再现了那条曾经的思想文明流动之路。作品中，佛教东传的历程不再是抽象的历史概念，而是化为具体闪耀光芒的诗意瞬间。那些驼背上摇曳的经卷，是僧侣们坚定的足印，是追求完美译经场中不灭的灯火。东来西去的文明使者的双向奔赴，极大的丰富了河西走廊的文化外延和内涵，催生了灿烂辉煌的敦煌文明，以敦煌文化为代表的这片土地成为人类文明对话的永恒见证，散发出熠熠光芒，照亮人类文明征途中永不熄灭的灯盏。

在民族融合与历史变迁的宏大叙事上，《河西走廊诗传》同样展现了深邃的历史洞察。月氏、乌孙、匈奴的迁徙往来，西域楼兰、大夏的兴衰沉浮，在诗行间重新获得生命。作品并未停留在对历史事件的简单复述，而是深入挖掘了张骞“凿空”西域的文明意义，以及汉武帝移民屯边政策的深远影响，隋炀帝西征打通被阻隔的丝绸之路，正是这些历史关键点的选择与重构，揭示了“天下富庶莫过陇右”的历史成因，展现了河西走廊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独特地位。

《河西走廊诗传》的文学价值，不仅在于它对历史的诗意再现，更在于它创造了一种与表现对象高度契合的艺术形式。河西走廊本身就是多元融合的象征。东西文化的融合、农耕与游牧的融合、不同民族的融合。而“诗传”这一文体，恰恰以其包容性与综合性，呼应了河西走廊的文化特质。诗歌的想象与激情，传记的严谨与翔实，在作品中相得益彰，共同构建了一个既真实又诗意恢宏深邃的河西走廊。

这部作品的出版，提醒我们历史书写的多种可能。当冰冷的历史事实被赋予诗的体温，当宏大的历史叙事被注入个体的生命体验，历史才能真正成为滋养当代的精神的资源。汪泉先生的《河西走廊诗传》以它的文体创新与历史洞见，不仅为这片古老的土地树立了文学的丰碑，更为我们理解历史与当下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这条文明走廊日益重要的今天，这样的书写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文化意义和深远的历史价值。

当然，作品中还有一些值得推敲商榷的地方，在文明交流碰撞中张掖肃南的马蹄寺、金塔寺，武威的天梯山石窟都在东西文化交流中心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品给予略过。还有个别河流地名的表述顺序颠倒都会影响作品表达的完美。

总之，汪泉先生的《河西走廊诗传》是一部创造创新巧妙融合的精品力作，它的面市将有力推动河西走廊文学创作，对深度挖掘河西走廊丰富的文化资源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作者简介：刘爱国，临泽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临泽诗词学会会长，《临泽诗词》主编。著有散文集《昭武寻梦》、《家园》；故事集《临泽民间传说故事》、《临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诗歌集《古今诗词咏临泽》；文史作品集《临泽史话》。发表长篇故事《朝圣张掖》。电影剧本《丹霞恋》。先后在《文艺报》、《中国作家》、《散文》、《飞天》、《绿洲》、《新一代》、《延河》等刊物发表作品600多篇，作品多次入选《小说选刊》、《选文选刊》多篇作品入选各种年选文集，并先后荣获国家和省市50余种奖项，小戏、小品多次参见甘肃剧目调演，多次获等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