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与宠妃：历史上雍正帝盛宠十一年的敦肃皇贵妃年氏到底什么样

雍正与年氏：忙碌帝王的偏心与病弱美人的十一年

众所周不知：号称“大清最忙帝王”的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禛其实是个“恋爱脑”，他为什么会喜欢“病娇美人”年氏，他对于敦肃皇贵妃年氏的宠爱可谓是达到了极致。

戏里说她温婉贤良、儿女双全，听着就像天生要做“人生赢家”。可现实往往不按电视剧走，孩子一个个没能走到成年，她的名字最后镌在泰陵地宫边。她的哥哥先是万人之上，后是万劫不复——这场宠爱里到底有多少情，多少权，多少无奈？

先把人放到当年的氛围里。年氏是汉军出身，原隶镶白旗，后来被抬入镶黄旗——这一步很扎眼，不是普通人家能走到的门槛。她父亲年遐龄，是有仕途、有分寸的那类人；她哥哥年羹尧，走的是功臣路线，锋芒毕露。年家的路和雍亲王府的路，迟早要有交叉。

她入王府时很小，史书里常用“幼嫔藩邸”这四个字，读起来清清淡淡，落到人身上就是十二三岁的年纪，一头扎进成年人的规矩里。侧福晋的位置不高不低，既要伺候上头的嫡福晋乌拉那拉氏，又要安抚下面的姑娘们，谨慎是第一要义。我们常说“人到什么位置就得演什么戏”，她演得很稳，恭敬、温柔，话不多，眼里有分寸。

换个视角看雍正。这个人小时候并不是跟着生母长大的，他生在永和宫，却由孝懿仁皇后抚养。这样的安排，在清初并不稀奇，但对一个孩子来说，亲缘的“空一块”会在他成年后变成对安定、对“可靠”的渴望。成年以后的胤禛，行事谨严、勤政到苛刻，却偏偏在情感里留了软处——他喜欢那种“柔中带稳”的人。

时间往前推。康熙三十年，皇命婚配，乌拉那拉氏入门做嫡福晋，这是规矩线上的一笔；几年后胤禛受封“多罗贝勒”，再到康熙四十八年成了“和硕雍亲王”，王府的牌匾都亮了一级。年家也随之被划到雍王府属下，旗籍的调整是一种明摆着的“靠拢”。年氏在王府安身，很快开始为王府传宗接代——这是她最被看见的时候，也是最被消耗的时候。

她一共为雍亲王、后来的雍正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几乎包揽了那十来年间的全部子嗣。奇怪的是，他的其他妻妾，在这段时间里竟没有孩子出世。说句旁的，这在后宫并不常见，像是一盏灯只照在一个人的院子里。宠爱有时候就这么具体：别人那边静悄悄，她那里热闹、紧张、又不免伤身。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大丧”之后。康熙六十一年冬天，皇帝薨逝，礼仪如山压下，拜礼一遍遍走。她那一胎七个月时动了胎气，提前生产，孩子当天便没了。雍正即位刚一年，紧接着仁寿皇太后也去了，宫里又一场丧礼，她既要守礼，又要养病。想想那样的冬天，地砖冷，礼数重，她本就“素病弱”，身子像被反复捶打——从此身体大不如前。

雍正对她的好，不只在甜言，而在“破例”。雍正改元后第一年，年氏被封为贵妃，和皇后同日受贺，仪仗铺到她门口去——这已经很显眼了。册封的文字里，夸她温良持躬，懂得规谏，讲章法，讲节度。别的妃子冠上五枝凤凰，她那顶朝冠是三层金顶七枝凤，赤金用到几十两，这种细节不只是“金子”，是一句无声的“你不同”。

爱也体现在孩子的名字上。雍正的儿子们按例用“弘”字排辈，可她所生的几个，都是“福”字开头：福宜、福惠、福沛……你看，“福”是祝愿，也是偏心。雍正甚至把那七个月的小胎儿也计入宗谱，列为九子，给了名字。这在规矩里算是破线的举动，一方面是对她的疼惜，一方面是他不愿意让那个孩子“像没来过”。

孩子的命运，偏是最让人心软的章节。四女两岁走了，七子活了一年多也去了，唯一能让人看到一点希望的是八阿哥——福惠。这个孩子不只是被父亲宠着，还是被母亲“亲自带着”的，那是打破惯例的内部安排：清宫的生母原则上不能自己养子，怕私心，也怕偏了大局。但雍正给了她这个权利，后来她去世，他又把孩子接到自己身边。福惠很早就有了骑射的老师，还佩鹅黄数珠，跟着父亲出入，朝鲜的使臣看见都揣测：“这是不是皇上看重的那个？”里面固然有政治的暗示，更多是父亲的炫耀——“看我的小儿子”。

闲话一句，皇帝赏东西也有讲究。雍正五年夏，他赐西瓜灯，叔王们排队领，福惠得到两对，名列叔王之后；《古今图书集成》编成，给福惠的纸是更上等的棉纸，弘历、弘昼的则是竹纸版。细节像针，扎出来的是偏疼。可偏疼挡不住病。年氏身子弱，孩子也常常体虚。雍正为福惠四处找名医，向朝鲜要人参，甚至为此开口减贡。八岁那年，仍没能留住。那一年他辍朝三日，下令按亲王规格举行葬礼，用楠木金棺，还加了引幡仪式。很多年后，乾隆追封这位小叔为“和硕怀亲王”，话里带着“皇考素所钟爱”。这句半回忆、半叩门的话，像是把雍正心底的一块亮出来给人看。

年氏自己的终章，是一场温柔又急迫的告别。雍正三年冬至前后，她病得厉害，皇帝要去清东陵礼拜祖陵，她请留不随驾。礼毕之后，他赶回京城，又要斋戒，不便频频探病，可给她加封的旨意却抢在前头——直接晋为皇贵妃。那是临终前的安置，也是把她放到了后宫等级里最靠近皇后的那一阶。接着几天，他几乎停了手里的政务，连着往圆明园跑。十一月二十三日，她安静地走了，谥号“敦肃”。之后的几天，皇帝的情绪肉眼可见地糟——他批评礼部办丧仪不力，降了几个官的级，甚至牵连到廉亲王，动怒得不像平时的他。把金棺从圆明园移到十里庄，王公们穿孝，百官朝夕三次举哀，皇帝让兄弟们步行随棺。这些都是手续，也是借着手续把伤心摆在台面上。

她的死，和哥哥的罪，常被人并在一起谈。年羹尧这个人，开头是能人——用兵有功，扛起了西北的重担，也稳住了京城的大局。雍正初年，他是皇帝手里最有劲的一根杠杆。只可惜锋芒太长，不肯收。皇帝早就敲过打过，说“功容易，全功难”，年羹尧却还是在折子里写错成语、在官场上摆不出应有的姿态，后来被层层削官、削爵，直到押解入京，列了九十二条罪名。很多罪按律当斩，最后赐自尽。说残酷也残酷，说合情也合情——这是帝王和功臣之间老故事的另一个版本。她去世后不久，哥哥就走到了尽头。年家的其他支系则保住了，父亲年遐龄善终，长兄年希尧后来官至左都御史。雍正处理这件事，有“分开算账”的冷和清。

再说回她的“最后一程”。清朝的规矩里有句“卑不动尊”，意思是晚辈不能动先辈，妃要葬皇陵也得看时机和位分。早年只有皇后能进帝陵地宫，其他妃嫔葬在旁边的妃园寝。雍正即位后破了这个老例，把十三弟的生母敏妃追封为“敬敏皇贵妃”，从妃园寝迁入景陵地宫。这一转，等于是给了“皇贵妃”级别的女性一个可能。年氏具备三样：她早于皇帝去世，她的位分到了皇贵妃，她也的确得宠。乾隆二年，她的金棺与雍正、孝敬皇后的梓宫同日入泰陵地宫，落在皇帝左侧。那是她人生里最安稳的一次“并肩”。

雍正的尾声也有争议。十三年秋，突然病重，转天便在圆明园离开。有人私记，说他七窍流血，像是丹药中毒的反应。雍正这一生信道、炼丹，忙政务到严苛的同时，又在那条路上一步一步走去。这件事没有定论，留给后人晃若若的一团雾。他的谥号很长，帝王的辞令里加满了“英明”“宽仁”，这些词像金箔一样贴在木牌上，沾在一个人的生命背后。

我总觉得，年氏最动人的地方不是她的冠服、不是她的仪仗，而是她那个短短的、揪心的母亲身份。她抱过四个孩子，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最后没一个能陪她看春天。她在礼下跪过、在冬夜里小产、在圆明园的窗前发过低烧。她的夫君，是全天下最忙的人，却为她破了几次例、停了几次朝、对着官员发了几次火。两个人在泰陵地宫里靠得很近，旁边还有那个在生前与她“相安”的皇后。合葬这件事，既是制度，也是爱情的备忘录。我们无法替他们下结论，只能站在陵前的松风里想：帝王的偏心，病弱的柔情，一场持续十一年的盛宠，值不值？也许只有她自己在地下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