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戳穿传教士吹嘘的鬼把戏，果然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啊

徐继畲：在厦门摹图的清朝官，替我们把世界翻了一遍

《瀛寰志略》是清人徐继畬所撰，成书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是19世纪40年代亚洲最高水平的世界历史地理著作之一，其版本有道光二十八年（1848）本、道光三十年（1850）本、咸丰十一（1861）本、同治五年（1866）本、同治十二年（1873）本、光绪六年（1880）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本、光绪二十四年（1898）本、光绪二十九年（1903）本。

你敢信吗，一个端着乌纱帽的清朝老官，竟在海风里把地球重新看了一圈？他不是海军，也不懂外文报纸，偏就喜欢对着地图死抠，把每一个国名问个水落石出。更有意思的是，他前脚在诗里骂“逆夷”，后脚转身把书里“夷”字全擦了——这口风翻得，颇像今天社交媒体上的人：又警惕、又好奇。

这个人叫徐继畲，山西五台人。少年读书勤，十九岁便中了举，三十出头，穿了朝服进翰林。按理说，翰林院写写八股、改改诏书，一生也就这么过去了。可命运把他丢到了南边的海口——广东、福建——那些年，沿海局势像风浪，朝廷的差事就是看海防。他一头扎进琐碎防务里，另一头，却悄悄往“外面”伸了眼。

在广州，他结识了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马家父子是第一批在中国扎根的新教传教士，懂中文，也懂中国人的脾气。换到厦门，他遇上了雅裨理、甘明，还有驻福州的英国领事李太郭与继任的阿礼国两口子；香港那边的德庇时，他也打过照面。你看，靠着一条海岸线，徐继畲把西方社会的“边角料”都摸了个遍：谁是领事，谁是牧师，谁又是爱搜奇的英国鸟类学家，他都掂量过。

最奇妙的一幕发生在鼓浪屿。那年是甲辰之初，厦门风大，盐份都挂在眉毛上。雅裨理提着一卷地图来访，说得一口顺溜的闽南腔。薄薄的纸，细细的刻，名字复杂得像绕口令。徐继畲不认那洋字，可眼睛一亮，拿笔临摹，跟着指指点点，一个个问过去。你要说这画面，像不像乡下老先生第一次摸智能手机？不懂，但不妨碍他琢磨，琢磨多了就会了。

传教士那边也有记载：来了位帝国的大员，听说是为给洋人“定规矩”的，可他倒是最能问的一个。拿地图摊开，哪里在哪儿，气候人情，凡是海那边的事，他都刨根问底。这种“好问”，放在官场里未必加分，可落在写书上，却是天大的宝贝。

于是，先有《瀛环考略》的草样，随后打磨，成了十卷本的《瀛寰志略》。这书不长，十五万字左右，按洲讲国，写风土、记沿革，还把各国的政经结构捋出条理。最显眼的变化，是笔里那一个个“夷”字不见了，统一换成“洋”“西洋”。你可以说他是“政治正确”，也可以理解为，走近了，骂不出口了——当地图、舶来货、人情世故都具体起来，词也跟着变软。

这书里新鲜玩意不少。比如，他郑重写下“澳大利亚”，并把它称作“天下第五大洲”，这几个字一路沿用到今天，连口音都没变。再比如南极——在那些早年的舆地图里，南方尽头多是空白或迷雾。徐继畲记下，法兰西、英吉利、花旗、西班牙，近两年派船往南撞冰，似乎能看见陆地影影绰绰。他给的时间，落在1842年前后，这就和如今课本里常提的“1820年首次见到南极大陆边缘”打了个岔。你说谁对？我没法拍板。但我喜欢他这种“听来就记，见到就写”的认真劲儿：至少，有人把当年的耳闻目见留住了。

他写欧洲，也不按教科书排。他列了俄罗斯、瑞、普、荷、法、西，甚至意大利分裂后的诸小邦，把香港口岸与广州十三行的贸易流水账细细一算：英国船最多，占了六成左右；西班牙的船常从吕宋那头过来，广东人干脆叫“大吕宋”“小吕宋”，不提西班牙名；运来的，多是米和日用，贵重货倒不多。希腊？那时还是个刚冒头的小国，谈不上同中国通商。读到这里，你能嗅到贸易的盐味：人来人往，袋里装的东西并不花哨，米、木头、皮张，真正赚钱的是运输和渠道。

他还顺手翻了翻旧朝故事。明初朱元璋年间，边上有自诩“二世成吉思汗”的跛王帖木儿，打得埃及、奥斯曼两肋生风；后来朱棣靖难成功，海陆布防要跟着换棋。你看，从“堵住西北”的骑兵，到“下西洋”的海舶，都是顺势而为。郑和那几番远航，除了气派壮观，其实也有地缘的心思：把威慑力撒到海上去，谁心里不打鼓？

写回《瀛寰志略》，还有一段常被人拿出来咂摸：他把古今地名做了很多对照。像巴比伦、波斯、希腊、犹大、罗马这类古国，他依着当时传教士和洋领事的说法，一一标注在当代政区旁：某些在“土耳其东土”，某些在“土耳其西土”，罗马即“大秦”之属云云。你若拿今天的中东地图比划，会觉得位置不那么合拍——别急，那会儿西方学界自身也在修正认知，还没形成统一口径。落在徐继畲手里，就成了他所见所闻的“版本”。历史写作，常常就卡在这些“版本”之间：哪一个更真，往往要后人慢慢拨。

书里谈到英人北上新地的手段，也有一种冷冰冰的直白。英国人拿烈酒、毡呢换皮货——土著一喝就上头，烂肠丧命的并不罕见。后来那些毛皮，从俄罗斯转个弯，进了中国的市集。下加拿大的省城（今多伦多一带），风刮得人脸发紫，当地姑娘眉眼挺好，却不兴洗浴，英裔移民嫌弃，娶她的人不多。新不伦瑞克倒是地肥水美，可那里的人更爱进林子砍木头。春水涨，木料漂成一条条棕色的河，汇到大港口，卖掉，换酒，醉一阵，再回山里头干活。每年大约有六千个三岛上的穷人，搭船来这里讨生活。你看，一幅社会素描，粗粝、有味。

再往南，是合众国。立国初只抱着东海岸的几块州，西面大片还是土番的地。它的扩张法子不复杂：前头放出猎人和无产者，先打野牛、占林子，人口攒到四万，就立城、划部，然后挂到联邦旗下。到道光二十年，也就是1840年左右，人口已经堆到了一千七百多万。我们今天谈“西进运动”，当年徐继畲已经用朴素的笔法，写清楚了它的逻辑：人往哪里走，国界就往哪里长。

他还顺手捅了捅一位大名鼎鼎的传教士南怀仁的“神话”。南怀仁把罗得岛巨像说得神乎其神，三十几丈高的铜人，一手托灯，船只从胯下穿过——这段传奇在西方流传很广。徐继畲却实打实写：港口旁不过是高十来丈的灯楼，夜里点灯，给船引路，哪来的铜人？荒诞的故事好听，但遇上爱实证的人，就露怯了。

讲真，外来者来得多了，口若悬河的也不少。可另一头，他们又在悄悄抄写中国的学问。有个英国人威廉姆斯把公元前六百多年到十七世纪的彗星观测整理成册，来源大半是中国的编年记。书里直言：如果相信“尚书”这类典籍的可靠性，那中国人在两三千年前已能精确把握岁时长度、二分二至和置闰，能做必要的计算。这不是客套，这是他被史料“砸了一下”的诚实。

再看麦都思，那个自署“墨海老人”的传教士。他从《尧典》里抠出“日中星鸟”的句子，掐算岁差，推回去，一算，尧的大致年代与天象对上了。后来刘朝阳、武家璧、竺可桢这些学者，也分别从天文历法角度做过印证。你说这些推步或许还有误差，但至少打开了一条路：用星空落针，把传说时代钉在时间的坐标轴上。这一手，全世界范围内，做得这么久、这么细的，也就咱这儿。

清代学者里，敢说硬话的不止徐继畲。戴震论“周髀”，指出西法的某些根子其实可以在中国古籍中找到——换句话讲，朝廷不收拾的学问，漂洋过海，被别人拾起来，又发了枝芽。说得尖刻，却不无道理。这个判断往远里看，甚至能接到二十世纪的物理学上。

拿玻尔来说。那位丹麦人，叼着细烟嘴，讲起原子像讲诗一样。1937年，他在周培源的陪伴下到中国，想看京剧，看的是《封神》。当姜子牙举起一面太极图案的令旗，他眼睛一亮：这不就是我嘴里“互补”的形象吗？后来他索性把太极图放进自己的族徽，还配上一句拉丁文“相反者相成”。在他那里，光既像波又像粒，人既是观察者也是干扰者——多讲一句，现代物理这点“绕”，往往恰恰需要一幅东方的图来安顿。

再有卡普拉。他把《易》《道德经》归入“东方神秘主义”，可写到兴头里，实话实说：相对论、量子给了近代物理一场地震，旧宇宙观碎了一地，而东方的整体性思路，提供了一个能把碎片拼在一起的框架。你要问这算不算“高帽”？可能是。但这顶“高帽”，是他们读书、做实验、撞了墙之后，回头对古书致的意。

讲到这儿，别忘了我们的主角。他是个坐在油灯下抄地图的人，手边摊着厦门鼓浪屿带盐的风，耳边是传教士不太标准的闽南话。官帽在头上，心却伸到海的对面去。海疆需要他防，他就布防；心里想知道世界长什么样，他就问、就记。写完书，他把锋利的词摘掉，换上一种平和的称呼。这不是简单的“投降”，而是一种姿态：理解，比否定更难。

如果他活到今天，打开手机地图，看到南极边上的白、澳洲大陆的黄、加拿大那条木材河道的蓝，他会改自己书里的哪些地方？又会坚持哪些判断？这本一百多年前的“看世界”，像一封慢慢展开的信，写给那个困在海口的清朝人，也写给现在的我们：别人讲述的世界，听着；自己的旧书，也别急着翻篇。谁知道下一个被改正、被理解、被珍惜的细节，会是哪一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