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馥莉，古今中外，哪一个国家没有腐败？哪一个企业没有腐败？

宗庆后：在灯熄之前，他总会再看一眼账本

腐败，是无处不在的，正因为腐败无处不在，各个国家，各个企业才在大力反腐倡廉。

我当年写娃哈哈的那些字，就是因为看见了不舒服的地方。电话打过来，嗓门不大，却让人心里一紧——“你少说两句。”越是有人不让说，我越想问一句：这事到底有多难看？

时间拨回去，杭州的冬天潮，鞋底总是微微湿着。1987年，宗庆后四十出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外套，夹着个旧公文包，从一个学校的门卫到另一个学校的门卫，挨个敲门。他的起点不高，靠的是那股子“能把鞋底磨薄”的劲儿。最早的产品做给孩子，营养液、饮料，名字听起来有点朴素，但那时候家长就认这个朴素——实惠，能见效，口感甜一点，孩子愿意喝。

我认识几个老杭州的师傅，说早年间他经常自己去跑业务。自行车蹬得飞快，脸冻得发红，到了食堂，端个碗就坐在角落里吃，没有一丁点“董事长”的架子。也有人说，他住宿舍，开会在学校礼堂，能省的就省，账目上每一笔都要能对上。他对钱的敏感，不是小家子气，而是知道：企业刚起步，现金流像人身上的血，一滴都要小心。

公司做大是很快的事，快到很多人都还没反应过来，厂区外面已经排满了送样品的车。那个时候的采购部，门口突然变得热闹，名片像雪片一样往里飞，茶几边总有人笑着寒暄。一个年轻的采购叫小陈，才进公司半年，也没什么坏心，他就看着桌上的红封皮发怵——你不拿，别人会拿；你拿了，你以后就跟这家捆在一起了。人心就是这样被试探的，先是小利，再是习惯，再就是麻痹。

宗庆后不是那种坐在办公室里只看报表的人，他去现场看原料，拿起一袋糖掂掂重量，问仓管是不是按标准入库。他好像永远穿那件蓝夹克走来走去，看起来普通，但目光挨着看账，谁也不敢糊弄。他对采购的制度下手很狠：集中、透明、轮岗，价格要公开，流程要有人对。那几年里，娃哈哈内部弄了不少“硬规定”，一开始背后有抱怨，说麻烦、说慢，可过了两年，大家慢慢发觉，麻烦不是坏事，坏事怕的就是“不麻烦”。

我们常说“做大做强”，可做大之后，真正困难的不是市场，而是人的心。有人在纸上做游戏，数字会跳舞；有人在仓库拎出一箱东西，出入不过是几张单。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恰恰是最不起眼的小环节。哪怕是一个月薪不过五六千的采购员，他也会被人盯着投喂：节前节后，红酒、烟、卡，不是给你，是给你手上那一笔权力。

2007年那场跨国争执是很多人认识宗庆后的节点。海外的大公司来较劲，合同里写得密密麻麻，律师团一字排开。从电视到报纸，风暴眼里是个不高的男人，嗓子不算洪亮，但每一句话都像打铁。他在公开场合说的那些话，后来被人反复解读，电视台里有人看他那张素朴的脸，觉得“这人刚”。可对他身边的人来说，那几个月是肉身的折磨：每天睡得少，饭也不太吃，开完会还要去车间把流程看一遍——风声越大，他越缩回去看细节。他没把公司交给律师团去打仗，他知道真正的“命根子”还在生产线，还在供应链这个大家都不太愿意去盯的地方。

讲到这里插一句闲话。企业里面最怕的不是外部的敌人，最怕的是自己肚子里的虫。厂里有一次贴出通报，说某个环节有人收礼被处理，通报写得不长，名字缩写，事情也没往外扩散。但我后来碰到仓库的老刘，他说那天心里是凉的：你以为没人看见，其实有人在看；你以为可以蒙过去，制度是会把你捞出来的。他讲完，还用手敲了敲桌子，说“算是提醒吧”。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写这些不让人舒服的东西。我想起那年接到的电话，夜里十一点，小区楼下还在打牌，手机响得突兀。那人不骂，也不吵，只是带着压低的气息说“别再提了”。挂了电话，我坐在窗边很久。你说一个普通写字的人，能把什么改变呢？也许什么都改变不了。可是我知道，越不让说的地方，越要有人留下几句带刺的字。

宗庆后对钱的态度是出了名的，他不怎么讲奢侈，也不太喜欢铺张。差旅能坐经济舱就经济舱，办公楼的灯过点要关，买东西要问个“值不值”。这套东西在很多人眼里有点老派，但老派有老派的好处：规矩是从最小的细节最后飘到最大的账本。如果你让大家习惯浪费，腐败就会顺着那条通道溜进来，无声无息。

后来，女儿进了公司，风格明显不一样。她讲年轻人，讲品牌，讲新包装，嘴里有“全球化”的味道。有时候我能想象他们父女坐在桌子两头，桌上是碗面或一盘小炒，互相看着彼此的眼睛在说话。他的语速慢一点，强调稳、强调渠道、强调产品质量；她说的快一点，强调对外、强调声量、强调数字。这不是戏剧里的冲突，是每个家庭都会有的“理念磨合”。有人把它说成代际之争，我倒觉得不过是“一个企业要同时走进两条路”，一条老，一条新。老路要守，新路要试，你说难不难？

我去过杭州的几个厂区，冬天冷得骨头里都凉。车间里的女工戴着帽子，手速很快，瓶子像一条河，一直流。厂门口有个小面馆，汤热，老板熟悉每个班次的人。面馆墙上贴了几张招聘告示，字写得歪歪的。那是我最喜欢的画面——企业之外的生活，像一圈圈波纹，从大厂的墙往外扩，落到每个家庭、每个胃、每双鞋子上。你说反腐败有多抽象？其实不抽象，抽掉一只红包，拎回一份清白，那份清白最后是会沿着工资条流回这些碗里的。

有一次，我在厂区外碰到一个过去在采购做了七年的人。他说刚进来的时候“手有点痒”，看见别人都收，他也犹豫；后来轮岗，制度紧，心反而踏实。你知道中国人最怕什么吗？最怕“人情”。制度把“人情”的缝隙堵住了，你就没那么容易被拖走。他说宗总在会上讲，“谁都别拿自己当例外”，台下没有掌声，大家只默默记在心里。

2024年初，消息出来，说宗庆后走了。那天，朋友圈里出奇安静，很多转发只留一句“走好”。我看见娃哈哈的老员工发了张照片，是公司门口的灯，黄黄的，像旧日子。我突然想起他走路的样子，步子不快，眼睛总是微眯着在看什么。这个人一辈子对钱的谨慎，对流程的苛刻，对物的认真，最后被很多人总结成“勤俭”。可勤俭不是美德，它是一种底层逻辑——你把小处守了，大处才有可能稳。

写到这里，我还是得替那通电话里的人说一句：你们担心不是没道理，谁愿意把丑事摊开说呢？但如果我们连不舒服的话都不敢讲，这个世界会很舒服吗？舒舒服服的往往是那些坐在账本边偷笑的人。我们常说“反腐败是长期战”，其实它具体得不能再具体：一个红封皮、一个招标公告、一次轮岗、一个匿名信箱、一个晚上迟迟不灭的灯。

宗庆后走了，娃哈哈还在，车间的河还在流，面馆的汤还在滚。那盏灯会不会继续晚一点关？会不会有人在关灯之前再看一眼账本、再走一趟仓库？我没法给答案。故事讲到这儿，不妨就留一个空，让风从杭州的冬夜里吹过来。人的心是会摇摆的，但规矩——只要有人守着——它会慢慢长成一棵树，扎在地里，不怕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