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湖南才俊”刘波：34岁出轨许晴，40岁亡命日本，后客死他乡

从神童到逃亡者：刘波的不归路

在湖南株洲，曾有过这样一位神童：十四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十八跨考进入湖南中医研究院，攻读中医专业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而他的导师，则是我国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国宝级大师季羡林。

一个二十出头就攀上学术高枝的年轻人，怎么会在四十岁时带着假名在海外租房躲债？书房里摆着成套巨著，账本上却越填越大的窟窿，这中间断在哪一节骨头上？如果给人生也做个病理切片，刘波的那一刀，或许就从这里下。

1964年夏天，他出生在株洲，一个以火车轰鸣著称的城市。父亲开机车，母亲在站里修设备，都是老实巴交的工人。家里没什么书卷气，但孩子有股不服输的狠劲儿——别人打弹弓，他拿着旧书在煤油灯下抄诗。恢复高考后没几年，十四岁的他就背着搪瓷茶缸去了武汉，读中文。小小年纪，在校园里像个走失的学术小大人。老师们喜欢他，一是天赋，二是勤快。我们常说“少年得志”，他是真的站在风口上，被人当成“株洲之光”。

按道理，这样的孩子，多半在一条路上走深走稳。但他偏偏爱折返跑。中文打了底子，又跨去学中医研究生，针灸、方书背得滚瓜烂熟。等到研究生结业，他却又转身上了北京，进北大哲学系，跟着季羡林先生。那几年，他白天查典籍，晚上写诗，二十岁的年纪就混进了作家圈子。在文坛露了脸，诗写得不温不火，却有股子不肯被框住的张狂劲。

1988年，他回到株洲，做了一份颇有名堂的报纸副总编辑。报纸原本冷冷清清，他一手改版，找题、拉广告、跑发行，风生水起。有段时间，报摊上这张报纸像热馒头，天天卖断货。后来又有人夸大，说日发行百万，真假不去抠，至少说明他很会整活，会把一件死板的事变得有声有色。

不过，他不甘心做一个“好编辑”。海南的风吹起来时，他也去了。那几年，青年才俊扎堆下海，他也在海口的潮湿空气里试探钱的味道。办过刊物，插手房地产，又注册了医疗保健公司，能沾的都沾。和银行的人打得火热，常常一杯茶聊到晚上，嘴皮子磨得亮亮的。这是他由“文化人”向“商人”转换的分水岭。

真正让他“起篝火”的，是那套后来被挂在墙上的名词——《传世藏书》。他要做一部“集大成”的书：两亿七千多万字，密密麻麻排成一百二十三册，每册上千页，加起来十六万页，跨学科囊括古今。我们现在回头看，难免想：谁给了他这样的胆子？明成祖主持的大典都要倚仗一朝之力，他却要在民间拼出个“书之海”。

他很清楚，凭个人名气不够，于是把目光投向季羡林。第一次登门，老人家笑笑，说年轻人不要轻狂；第二次，他带着方案、预算和时间表；第三次，他干脆把心窝子掰开，承认自己想做一件终身都能拿得出手的事。来来回回跑了不止三趟，季老终于点头，愿意挂名主编，给他撑起一面旗。旗立起来，人就好招了——国内两千七百多位学者陆续加入，团队像蜂巢一样运转，磨了六年，厚厚叠出一座书山。

书是出了，钱呢？编纂、印刷、物流、稿酬，处处是窟窿。他一边拆东墙，一边补西墙。先从海南建行拿了三千万，又在海淀那边分两次贷了两千万，只还了很小一部分本金和利息。后来又借一家“医药公司”的壳，吞下一笔三千万美金。若换作旁人，这么大摊子早就脚软，他却像踩着高跷在钢索上走，越走胆子越大。

他给自己搭了一个漂亮的估值模型。《传世藏书》印一万套，一套售价六万八。再请评估机构上门，资产一评就是六个多亿。1998年，他看上一家武汉的上市公司，出手拿下，改名诚成文化。然后拿《传世藏书》的估值去置换公司资产，几千万的“文化资产”换来不到千万的实物，账面立刻就好看了，利润彭的一下起了高楼。等到他把旗下刊物、电视、广告一通打包，“文化+资本”的故事讲圆，股市的热钱像春天的潮水，八周里把股价从个位数抬到二十多。有人说他是天才，有人说他是赌徒。也许两句话都不算错。

名利里头，感情来得更快。一次聚会，他遇见许晴。她出身体面，自己也美，镜头感强，站在人群里像一盏灯。他呢，穿着一件旧式大褂，脚下还是布鞋，举止之间有点旧派书生的味道。这种反差，偏偏就戳中人心。两人很快走到一起。她开始学做家常汤，他则在北京的富人区买了一处四合院，花了三百万，说是“我们的小窝”。那阵子，他们在小院里喝茶、写字、摆弄花，像古诗里的段子，连街坊都羡慕。

再高的楼，也怕地基没打稳。诚成文化看上去门庭若市，实际上现金流紧得吓人。他投的产业面太广，长沙、广州、武汉的几家银行都压着他这边的贷款。旗下四十多本期刊里，真正赚钱的寥寥，据说只有《希望》略能见光。那种“拆了这边补那边”的日子，开始变成常态。资产质量下滑、担保连环，2002年上半年尤其难熬。媒体嗅到了风声，消息一出就是一串一串的黑幕。

年尾，他被叫去法庭。很多债务扯不清，最终落了个金融诈骗的定性。他自知顶不住，找了个看病的理由，飞到了日本。这一走，等于把身后的门关死了。第二年，媒体上开始出现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四十亿的贷款窟窿，外加一堆担保。国际刑警把他列入红色通缉的名单，用的罪名听上去更冷：“信用证诈骗”。

感情这边，很难说清。有人传，在他狼狈出逃之前，许晴就抽身离开了。也有人说她只是自保。我们旁观者，没资格评断。可以肯定的是，东京的冬风很硬，落水的人更冷。他患着重度胃溃疡，经常蜷缩在出租屋里，疼得冒汗。半夜里，他会想起株洲的父亲母亲，还有那个多年未见的女儿。人到中年，想家的力气，比年轻时想出人头地还大。他在电话里偶尔说，到底是哪里走偏了？

他的一生像是两股子劲儿在互相拉扯：一股是书生的理想，想留下一部传世之作；另一股是商人的野心，想在更大的棋盘上赢。他把《传世藏书》当成敲门砖，事实上却又用它去撬动金融杠杆。这种“既要又要”的路，风景固然多，危险也多。你看他，前半程顺风顺水，后半程每一步都是陷阱。

2017年11月14日，消息从海那边传来：心梗，走了，五十三岁。国内那些当年被他点燃过的名字，沉默地在心里点了盏灯。朋友圈里零零散散，有人为他叹息，也有人说这是自找。命运的算盘，不替任何人偏袒。

我们不必把他简单放在某一个抽屉里。他不是纯粹的恶人，也不是纯粹的英雄。他有天赋，有冲劲，也有短视和侥幸。他从文化走向商业，并没有错；错的是急，错在相信资本能替代实业，错在把书当筹码，把估值当真金白银。收购“武汉长印”时，他把文化产业的故事讲得天花乱坠，市场正好也爱听，股价一路飞，谁又愿意在热闹里煞风景？

等到热度退去，他还在加码，从药厂到娱乐场所，摊子越铺越大，旧坑没填，新坑又来。公司亏损，利息滚雪球，他却试图用更玄更大的叙事掩过去。聪明人最怕的，就是以为自己可以一直用聪明取巧。

写到这儿，我总会多想一步：如果当年他慢一点，愿意在一家刊物上踏踏实实做五年，或者认真地让《传世藏书》变成一个稳健的出版工程，而不是资产游戏，会不会是另一个结局？也许我们就能在某个学术会议上见到一个头发斑白、仍旧穿着布鞋的刘先生，笑着谈书谈学，不必走到海那边，孤零零地关上门。

可人生没有“如果”。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本书、一段涨跌的曲线、几张旧照片，和一连串“差一点”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