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夏朝存在的最大绊脚石，为何是我们中国人自己？

文/胡铁瓜

古早殖人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外国人喜欢研究太空，中国人喜欢研究祖宗！”，可是如今咱们在太空已经各种秀操作了，那些被吹成神的外国人还没研究明白自己的祖宗！

就比如说小以他们都开始用圣经来圈地了，但凡小以能拿出个像样的历史文献以及文物当证据也不至于让人笑话成现在这样！

但是因为咱们华夏对历史的态度特别严谨，所以咱们很多地方都是明明知道它就是，可是却不能承认它就是！

就比如一说到夏朝，总会引发争议。有人说《史记》都写了，夏朝肯定有，也有人说没找到文字证据，就是不算数。最有意思的是，争到最后会发现，最较真、最不肯松口承认夏朝的，往往不是外国人，而是咱们自己人——尤其是那些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

之前‬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座距今约3700年前的庞大都市遗迹。这里有中国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城市干道网，以及标志着等级秩序的青铜礼器。它的年代、规模、所处地域，都与古籍中记载的夏朝中晚期核心区域高度吻合。

然而，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是，这个被认为是“夏都”最有力候选者的遗址，其正式学术名称依然是谨慎的“二里头文化”，而非“夏文化”。虽然‬国际上不普遍承认夏朝为信史，但最关键的障碍，并非主要来自外部，而是源于我们自身学术传统中形成的一套极其严苛的证明标准。

有人可能会纳闷，西方那边挖个遗址，碳14测完年代，随便起个“苏美尔文明”“迈锡尼文明”的名字，就能写进教科书。怎么到了中国，河南偃师二里头挖出来4000年前的都城遗址，有宫城、有青铜礼器、甚至还有4条车道宽的主干道，却连个“夏都”的名分都挣不来？这事儿，得从咱们跟西方考古完全不一样的“认亲逻辑”说起。

先说说西方考古是怎么回事。他们挖遗址，更像发现新大陆。比如在两河流域挖个土坑，出土点带楔形文字的泥板，测出来是3000年前的，就直接命名为“某某文明”。至于这个文明原本叫什么，住在这儿的人后来去哪了，他们其实根本就说不清楚。他们自己也承认都是“先命名再研究”，因为他们没有像中国这样代代相传的史书，只能靠考古发现倒推历史。

而咱们中国考古就完全是另一套规矩了，基本就是像在给老祖宗“办身份证”——不仅要找到人（遗址），还得拿出“户口本”（文字证据），不然就算长得再像，也不能认。

二里头遗址就是最典型的例子。1959年徐旭生先生找到这个地方，至今挖了60多年，才挖了不到2%的面积，就已经出土了不少“硬货”：中心是12万平方米的宫城，比两个足球场还大；里面的宫殿基址有900多平方米，柱子础石摆得整整齐齐，一看就是王室用的；还有专门的青铜作坊，虽然没挖出大鼎，但出土的青铜爵、青铜斝，做工已经很精细；甚至在祭祀区发现了绿松石龙形器，1米多长，用2000多片绿松石拼的，这明显是象征王权的东西。

按说这么个遗址，碳14测出来距今3800-3500年，正好跟《史记》里夏朝的年代对得上；地理位置也在河南，跟史书记载的“夏墟”范围重合。换作西方，早就直接叫“夏文明”了。可咱们的考古学家偏不，二里头考古队第三任队长许宏就说过一句特别实在的话：“你让我说它肯定是‘夏’，有违我作为学者的科学理念和底线。”

为啥这么拧巴？因为中国考古有个死规矩——认定一个古代王朝，必须过三重关。第一关是碳14测年，确定年代对不对；第二关是文献对照，看跟史书记载的地方、时间能不能合上；第三关也是最关键的，得有文字证据，比如刻着“夏”字的甲骨、青铜器，或者能证明这里属于“夏”的铭文。前两关二里头都过了，偏偏卡在第三关。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掀起了一场对上古史的彻底反思。他们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认为时代越后，传说中的古史期反而越长，这动摇了三代古史尤其是夏朝的真实性。这场“疑古”思潮具有巨大的思想解放意义，但其副作用是，为证明夏朝存在设立了一个极高的、几乎是“有罪推定”般的证据标准：必须拿出如甲骨文证实商王世系那样的“铁证”。

商朝因为甲骨文而被世界公认，这一成功范例反而成了夏朝研究的“枷锁”。它使得“文字证据等于王朝存在”成为一根必须跨越的标竿。相比之下，国际学界对于其他早期文明（如印度河文明、玛雅文明）的承认，往往基于城市、礼仪建筑等复杂的物质文化遗存，即便其文字尚未破译。

这就形成了一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中国考古学界秉承着可能是世界上最严格的自我要求；另一方面，这种过度的审慎有时在对比下显得像是一种自我设限。我们手握与文献高度对应的惊人考古发现，却因为缺少那一个关键的字，而迟迟不愿为其“正名”，这种谨慎背后，也夹杂着对被视为“民族主义史学”的深层担忧。

于是，夏朝陷入了一个证明的怪圈：因为文献记载而指向它，又因文献年代晚且缺乏同时期文字印证而无法确认它。我们知道二里头很可能就是夏都，但按照我们为自己设定的规则，就是无法在学术上跨出那最后一步。

有人可能会说，西方不也没有迈锡尼文明的文字证据吗？怎么就认了？这就得说到两边历史传承的差异了。西方的古代文明大多断代了，比如古希腊文明、两河文明，中间隔了上千年没人记得，后来靠考古才“重新发现”。他们没有像中国这样从夏朝到清朝代代相传的史书，所以只能靠考古发现来构建历史，标准自然宽松一些。

咱们中国不一样，历史从来没断过。从周朝的史官记录，到《春秋》《史记》，再到二十四史，一代代往下传，连哪个皇帝在位时发生了什么事，都记得清清楚楚。这种有传承的历史，反而让咱们对考古发现的要求更高——既然史书里写了夏朝，那考古就得找到能跟史书完全对应的证据，不能随便凑个数。

就像家里有一本族谱，写着你太爷爷叫什么、住在哪。要是你在老房子地下挖出来一个旧盒子，里面的东西跟族谱描述的有点像，但没写名字，你肯定不敢直接放进族谱里，怕认错了祖宗。咱们的考古学家，就是在干这个“认祖归宗”的细活，一点都不敢马虎。

不过就算一直没找到文字证据，二里头的价值也不会减少。因为它证明了4000年前的中原，已经有了成熟的都城规划、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还有能制作青铜器的手工业体系——这些都是王朝国家的标志。不管它叫不叫“夏都”，它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

而中国考古和西方考古的区别，其实就是原生文明和次生文明的区别。我们无论挖到多少遗迹，都是自己的，肯定要确认这是什么年代的，是属于我们文明的哪个阶段。因为不管哪个都是我们的祖辈。就像你回忆起一件事，想知道是发生在你人生的哪个阶段。欧洲那边对这个是无所谓的，挖到了陌生遗迹，可以直接命名，因为他们知道这不是自己的祖先，谁知道属于谁，反正不是自己。追究是历史上哪个国家，哪个文明无意义，这文明早死了，古今不是一家。